口述历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

对艺术教育而言，今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恰逢教育改革进入新的具有开拓性的历史阶段。从实践角度讲，艺术教育改革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则是公认应该加强的方面。民族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艺术教育的实践与探索，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方面，“口述历史”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角度，而我们对其的重视和发掘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让民族音乐文化在今天的艺术教育课堂上大放异彩的程度。

英国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曾说：“口述历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建构自己的将来。”作为历史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口述史对历史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将其引入音乐史领域是很自然的事情。近年来，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初步取得成效，可以肯定的是，该领域的研究还需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及手段。因为口述历史的目标是为了寻找并采集历史的真实情况，作为口碑史料以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当这种经过口口相传后采集到的史料出现相互矛盾的结论时，就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证实或证伪。这就为口述历史的研究提出了非常现实的问题，涉及音乐口述历史，也会面临诸多相似问题。但截止到目前，关于音乐口述历史方面的学术研讨尚属少数，也可以说对于我国民族音乐未来的建构还没有正式开启。

2014年9月24日，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的举办，进一步对口述历史的研究成果与经验进行了交流；对音乐口述历史的理论研讨，为音乐口述历史的学科建构开启了新的篇章。音乐口述史研究面临的一些问题，如音乐史学如何将口述史研究方法运用于音乐研究、口述史与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具有怎样的关系、口述史研究的观念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具有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有待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一一给出答案。

概念界定：一门古老而年轻的新兴学科

从学科意义上来说，国际口述史学界将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认为是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

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讲述了口述历史的发端：1917年，一位美国流浪汉、哈佛毕业生约瑟夫・古尔德声称他自己正在创作一部鸿篇巨著《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记录他在街头巷尾听到的人们的闲谈和自己在村里生活的经历与感受，字数将达900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尔德的故事引起《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等美国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令他一夜之间成为名人。当时有很多人给他写信，信中夹着支票或现金，甚至有人匿名为他提供长期生活资助。可是在美国大众的热切期待和慷慨相助之后，古尔德并没有完成他所宣称的那部鸿篇巨著。直到1957年古尔德去世，这本巨著也依然杳无踪影；尽管在2000年发现了他的部分手稿，而实际上也只是一些零散的日记而已。

尽管这个故事并没有让人们看到那部想象中的《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可是伴随着美国主流媒体对于这个故事的传播，“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这个术语却逐渐进入学术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将近100年后的今天，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数字化与网络化发展产物，2012年《纽约时报博客》甚至宣称我们正进入一个“口述历史时代”。

如今，欧美国家的口述史研究已经广为普及，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我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国际接轨的。

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李红梅认为，口述史，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者运用录音、访谈、叙事等方式收集整理被调查者的口传记忆、口述材料、个人观点，并以此展开的相关历史研究。口述史学的诞生是伴随着录音技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门古老而年轻的新兴学科。“古老”体现在其所具有的悠久文化和历史传统，因为口述历史源于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或者口头传说；“年轻”则是指该学科采用了独具特色的、科学的（与新技术结合的）研究方法，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将历史研究纳入了新的发展轨道。有一句话非常好地表达了口述历史的作用与特征：口述历史对理解过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法。因为它填补了重大历史事件与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从理论上对音乐口述历史提出了三种做法：一是音乐学口述历史，这有点像过去的音乐采风，记录并收藏民间音乐资料，尤其是采访和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是音乐史口述历史，这就不仅是采集民间音乐资源，还要记录民间音乐的传播，同时还要采集民间音乐人，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碑史料，作为音乐史家的研究资源；三是音乐人口述历史，也就是与音乐有关的个人的口述历史。音乐人的概念有两个含义，首先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其次是与音乐相关的人。

以上三种做法并不是相互隔绝，更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即后面的做法可以兼容前面的做法，具体说就是音乐史可以兼容音乐学口述历史，而音乐人口述历史则可以兼容音乐学和音乐史。此外，从事口述历史工作，除了经费等限制之外，同时还受到观念的限制。

陈墨提出音乐人口述历史的概念，有一个重要且迫切的原因，那就是音乐可能是人类最早的传播信息符号系统，恐怕早在人类发明语言之前数万年就已经存在；与此同时，音乐不仅是一种“社会化艺术语言”，即人人都懂得且人人都能欣赏；而且，音乐或许还与身体的语言/细胞的语言，即生物信息系统相通，证据是，一段音乐不仅能愉悦心灵，同时还能愉悦身体：细胞与神经。进而，音乐信息不仅与人类身心有关，甚至可能与大自然的传播信息有关，证据是：一方水土滋养着一种音乐。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想，有待科学研究的证实或证伪。

学科发展：口述还原历史仍需时日

近年来，口述历史研究在中国迅速兴起，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认为，口述历史理论先天不足并严重滞后、口述历史实践缺乏工作规范、口述历史研究缺乏必要的深度，缺乏比较专业的研究队伍。为了切实推进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要强化口述史研究的规范化建设；要加强口述历史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要加强口述史专门人才培训，并组建专业化的口述史研究队伍；要推进口述访谈的普遍实施；要筹建中国口述史资料档案库。

目前，中国口述历史工作的最大隐患是口述访谈实践缺乏工作规范。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初步制定了一套关于口述历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和工作规程，在口述访谈前期准备、访谈过程、后期整理、访谈规则、操作技巧、权利协议等方面，对口述历史访谈工作进行了规范，尽量减少版权纠纷。

同样，音乐口述历史的学科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比如近现代中国音乐历史当事人逐渐离开人世，随着他们的离去，许多音乐史实的细节也消失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宋瑾认为，采访重要音乐文化当事人、梳理相关口述史的工作已经处于紧迫状态。例如，蔡继琨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音乐史的重要当事人之一，他是上海国立音专首任校长、我国台湾交响乐团创办人及首任首席指挥、菲律宾马尼拉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多次出任国际音乐赛事评委；改革开放后回国，创办福建音乐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音乐创作、指挥、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经历者、见证者，并掌握了丰富的相关资料。宋瑾多次呼吁福建音乐界采访蔡继坤，做相关口述史记录。遗憾的是此呼吁未被及时采纳，近百岁的老人仙逝了。为此，她希望音乐口述史的工作有组织、有规划、有专人和专项经费的支持，及早开展。

对人物进行访谈式的口述资料收集，在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中并不鲜见，但还多停留在传统史学研究的资料收集环节，对于这部分资料的运用多被视为以文字性史料为主的补充。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彭丽说：“时至今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仍是一部部分精英事迹写就的音乐史，我们的音乐历史研究仍是粗线条的，需要更多历史细节的描述与研究。口述历史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与借鉴。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环境时，希望透过这扇窗，能够看到更加真实的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博大精深的“口耳相传”口头传承的传统。这也是中华民族各民族音乐文化赖以传承的基本方式。纵观中国各地区的民歌、戏曲、曲艺以及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均可以说是中华各民族对于自身文化口头传承自觉的结果。尤其在民族音乐的范畴，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活的节奏、唱腔等赖以沿袭发展，都是靠“口耳相传”的传承体系来支撑的。

但是，口头传说、口头传承与当代所言的口述史学科有着本质的区别。李红梅认为，“前者是社会发展中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文化自觉存在、自发流传的一种形式。而后者则特指当代的一种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以访谈记录的形式直接面对被研究者，参与观察他们的社会生活，将不同的声音完整记录，并结合多元的视角，进行深层阐释的一门学科。我国学科体系的建立基本源自学习、效仿西方的学科体系，口述史学科也如此。将口述史学引入音乐研究领域，形成音乐口述史的完整学科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上世纪20年代初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对于民歌的收集，以及5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族音乐收集整理，都采录了大量的口头音乐资料。但多是服务于音乐创作，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即把口述历史事件当做一个专门学科，则是从80年代中期民族音乐学学科兴起之后开始逐渐发展的。近年来， 随着口述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引进，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运用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使得民族音乐领域中的口述史研究获得较大的进步与突破。学者们在重视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民族音乐口述史的分析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音乐学界对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还存在许多疑惑与误解，对口述史的价值、地位、特征等还认识不足。口述史的研究优势并未被音乐学科全面采纳。”

可见，音乐口述史研究从研究范围和研究主体来看，仍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音乐口述历史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建构还需要民间音乐研究人士付出更多的努力。

研究方法：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证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阳认为：“所谓口述史是由学者通过与学术相关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对话与系统陈述，将一些相关事项进行回忆与还原的过程，这可立此存照，为社会留下不可多得的珍贵‘活态’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应用价值。如不能很好地挖掘整理，损失不可弥补。口述史作为一种学科理念与方法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采访。所采录的相关史料是否有深层价值，既取决于被采访者所参与、亲历与掌握事件的典型性与深度、广度把握，亦取决于采访者或称口述史写作者的知识结构与学术敏感，在对话过程中能够不断抓住学术闪光点，在相对丰富的对话中择取最具史料价值、最具典型性意义的部分加以整合。所以，口述史是当事人与写作者的有机结合，如此使记录下来的文献或成果更具学术价值。”

一般来说，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理解和运用有三种不同形态。李红梅将这三种形态概括为：第一，作为史料工具。主要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等现代电子设备，将历史亲历者或知情人对相关事件的回忆，通过口述的方式复现并记录下来以供历史研究参照的史实凭证。第二，作为历史研究方法。这一形态的口述历史主要是指利用口述史料来拓展和丰富研究对象以解答历史问题的研究方法，其重点在于让口述者担当历史叙述主体。第三，作为史学分支学科。这一形态的口述历史主要是与文献派史学相对而言的。文献派史学恪守“不存在文献的替代物，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而口述历史则强调要纠正对历史资料来源的传统偏见，认同历史研究中不同的主体性及多样性。可以说，前两者是作为构建口述史学科的两大至关重要的基础，即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而第三者是最终的目的。

“对于口述历史学而言，不能仅局限于对口述史料的原样记录，还要对它们进行整理、分析、比较，与文献史料互证，如此方具学科研究意义。”菏泽学院音乐系副主任程晖晖通过对女乐文化研究的解读，提出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古今史料互证的重要性。她说：“女乐研究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学术热点之一，近年来涌现出许多相关主题著述。由于女乐事项已经消亡，学界常规方法主要是借助文献，并往往将之归进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范畴。在女乐群体定位上，有争议的是女妓和女乐之关系。因人们谈‘妓’色变的社会文化心理使然，大家不敢遽然把女乐群体定位为女妓，学界出现《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女乐”问题研究综述》《再谈“女乐”与“娼妓”》等探讨女乐性质的著述。而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学者都发表出版了很多关于民国青楼女子的调查访谈口述史料，其中不少涉及民国女妓的音乐技艺和习艺经历，因此可以将此种资料引进学术视野，将其与文献史料进行互证比对，证明女乐和女妓的关系。对民国女妓口述史的史料挖掘，是由今推古、回溯式研究历史的新史学方法；把古今史料进行互证，是‘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引入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国女妓之口述史料，也是口述历史学所强调的重视下层民众的观点。”

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对于口述史这一范畴，李红梅更多地是运用作为史料工具与历史研究方法的口述历史，来为其课题研究做支撑。她在做博士论文《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乐考察与研究》时，曾10多次赴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参与了成吉思汗祭祀的春、夏、秋、冬四时大典、新年大祭、哈日苏勒德龙年威猛大祭、巡祭等大型祭祀活动，多次参与成吉思汗文化论坛的学术会议，收集到成吉思汗祭祀相关的文字资料、传说资料、口传音乐资料、田野采访对话录音资料、专家采访录音资料，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现场的音像、图片、采访笔记等可靠、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口述文本、书写文本和现场文本对话机制下成吉思汗祭祀中“圣主祭祀”与“苏勒德祭祀”仪式展演实录文本。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工作与文献检索的方法、口述史、音乐民族志的书写以及文化阐释与互文性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都有一个大前提，即要根据研究方向与学术主旨，在采访、描述、记录的过程之前，详尽设计访谈内容与问题，力求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引导被访问者准确、客观、真实地再现记忆，倾听、记录该族群的不同声音，才能实现客观的文化阐释的学术主旨。

当然，对口述史的研究，除了方法，观念也很重要，正如西安音乐学院教师高贺杰所说：“口述史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中叶兴起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口述史亦广泛应用。对口述史的理解，必须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心态――口述史研究的意义并非将田野对话直转写为田野报告的文本，而是史料的、言语的、情境的，亦是选择的、经验的、交流的一种历史文本。”因而，“口述史”研究的是一种“社会记忆”，更是一种最趋于“真实”的历史情境。

文化认同：音乐学中“口述史”的意义

口述史作为一种学科理念近年来逐渐兴起，成为学科则有论域、方法论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音乐学界对此进行相关研讨，说明这是以学科方法论认知，并以其独立性的学术视角显现研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口述历史对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有了音乐口述历史，散落在中国地方民间老艺人珍贵的记忆将不会随着他们年华的逝去而随之消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桩桩学术公案，可能会因为有了掷地有声的证言，而昭然于天下；中国音乐教育的课堂，可能因为有了音乐当事人的讲述，而变得更加形象、深刻、生动；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因为有了音乐当事人的现身说法，而打通审美创造和审美接受的文化路径。”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丁旭东透过口述历史对于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意义，也提出了深切的期望：“希望我们音乐界能有大批的志士同仁投入到抢救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活态文献抢救中来，进入到中国音乐口述历史发掘和研究工作中来，并将我们的工作积沙成塔，建立起属于全人类的中国音乐人的口述历史资源库，从而能让子孙后代在翻开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音乐历史的时候，仍然音容可见。”

项阳认为，作为学科意义的口述史，有完整性的表达，既可以就一个专题、一个学术对象有多人、多视角、多层面地把握与描述，使其呈现立体化样态；亦可就一个事项、一个事件由当事人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所知、所感。以口述史为学科意义者，当然可以各自独立地运用多种方法使其既有线性表述，又有多层次与多层面的立体显现。作为工具的口述史，是指既可以其方法论独立地以学科面目存世，也可以将这种具有方法论指导下的学术成果完整展现之后，拿来作为另一学科对象的有机构成。诸如在音乐史学科以及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等学科之中成为学术方法论之一种，或为一种学术工具的意义。

自中国音乐史发端以来，音乐历史的口述行为成为贯穿整个音乐发展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中国音乐源远流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延绵不断的乐人传承，其记录了整个音乐教育史的全部过程。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马东风认为，口述史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流传在民间的音乐史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与研究范畴，匡正了不少“正史”所不能“证史”的错误。同时，正因为音乐艺术具有实时性特征，使得音乐历史事件一旦完成就消逝在循序渐进的时间空间里，很难通过文字描述将其完整再现，这一特性就更要求音乐史学科找到更快、更好的记录、记载音乐历史事件的方法。口述史学的相关研究理论让历史接近了现实，这正是解决了传统史学研究面对的难题，以此通过便捷、有效的方法给后人留下一个真正的可听、可视、可读的音乐史。音乐史学科与口述史学科的结合已是大势所趋。同样，正因音乐教育史具有的传承与如何传承这一独特视角，借鉴口述史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更为直接有效，为音乐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与构建提供更为周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方向指引，直观地反映出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实践以及相关行为的历史变迁。所以，音乐教育史研究的“加盟”已经成为这一学科的重要发展要素，也终将成为音乐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

传统音乐所处的地方社会，其区域的历史文化都会与当地族群之间形成联系，并使得这种文化及其群体本身产生内、外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内外关系的作用下，传统音乐文化如何维系其历史传承性，并保持音乐文化的传统性？

李红梅认为，将民族音乐置于口述史学科视野的研究，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形态与事件的描述，而是注意到了整体事件与相关语境、叙述主体、音乐结构与音乐历史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这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由此深入地发掘民族音乐学具有的深远的人文价值。目前，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方法的运用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研究的趋势，未来，随着口述史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新理论、新框架、新观点和新方法能够使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视野更为广阔，为服务地方音乐研究、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及地方性非遗保护等层面提供全新视角和理论参考。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赵书峰则认为，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常被学界称为缺乏历史文献的音乐学研究，甚至称为只关注当下鲜活的音乐文化事项，对其历史发展变迁的现代结局缺乏“历史地认知”。特别是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汉族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致使少数民族音乐文献极其缺乏，很少在历代的经史子集中以及民间的文献史料中出现。比如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相关历史古文献史料十分匮乏，因此，为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历史文献的挖掘，以及弥补文本文献资料的缺失问题，在相关的研究中有必要加强口述历史文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从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丰富与弥补少数民族音乐文本史料匮乏问题，对于进一步历史地认知与阐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除了作为一种学科体系进行研究，音乐口述史在如今的艺术教育与课堂运用中也具有积极作用。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手段已经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当中。李红梅在她所教授的两门课程“中国音乐史与民族民间音乐”和“世界民间音乐”中，始终坚持将口述史资料引入课堂，目的在于丰富学生的音乐听觉，培养学生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绚丽多彩的多元音乐性的感知能力和辨别能力。通过选取全国各民族的音乐、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片段，在课堂上直接播放这些口述资料，如二人台的演唱资料，甚至包括采风中收录到的地方歌手演唱的录音等。设置这样的环节进行现场教学，目的就是增强学生的聆听感受，将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旋律内化到学生的音乐修养当中，拓宽学生的视野。李红梅认为，这样丰富生动的动态教学比之以往相对静态死板的教学方式更受学生欢迎。

相信每一位亲身践行教学与科研的教师都有这样的感受，教学可以反哺研究，两者能够相互推进、共同提升。在以文化传承为重任的高等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公众认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传统文化的涵盖内容非常广泛，那么缩小到艺术教育领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入研究必定为教学带来不竭的源头活水。在探究与思考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下，不妨将更多传统的、民族的资源纳入到艺术教育中，使培养出的人才真正从内心实现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