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八连――用军队的艰苦奋斗作风影响社会

[口述者小]

王经文，1928年生，1951年入伍，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至65年任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营八连指导员，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时候的第二任指导员，后历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宣传处长、团政治委员、警备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务。在职期间，先后荣立三等功五次，二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提前晋升军衔，荣获警备团、警备区、三级文化学习标兵，共青团第九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等。

八连的编制番号是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营八连，为什么说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关于好的由来，讲一讲我所知道的情况。

首先，好八连的“好”字是上海人民首先叫出来的。八连进驻上海的时候，它跟别的部队不一样，是从火车站进上海的。当时根据司令员的要求，有入城守则、几大纪律这么几项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不扰民。八连进上海也没有扰民，晚上就露宿在火车站月台上。进驻上海后，八连住在青海路一个仓库里，仓库没窗户，铺上一块席子就睡在地上。上海老百姓的经历很多，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部队都看到了，部队也看到了，但是这支部队从进上海开始的种种表现，感到不一样。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八连进上海以后，担负着南京路、路、外滩军管会的警卫任务。八连的战士都是从农村来的，都是打着裹腿，穿着补丁衣服，扎着草鞋，站在霓虹灯下，警卫，巡逻，站岗。人们感觉这个连队好，与其他军队不一样。人们形容上海的环境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十里洋场，第二句是冒险家的乐园，还有一个是一口大染缸。有的不怀好意的人把钱包从楼上扔下来，八连同志不被诱惑，一脚把它踢开。有些不三不四、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来纠缠我们的巡逻哨兵，八连的同志严厉地斥责，敦促她们赶快走开。所以，从一切行动来讲，八连进驻上海，还沿袭着军队的本质，部队的传统，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南京路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生活、工作，上海人民看了那么多部队，感觉八连不一样，是好连队。所以叫出“好”八连。

再加上当时有个宣传干事叫吕兴臣在八连蹲点，把八连这些故事在《解放日报》《文汇报》这些媒体上刊登。像战士一个脸盆用八年，底坏了，补补继续用。一口行军锅，用了十年，是一个老班长从战争年代把它背过长江，背到上海，背到南京路，一直用到1956年统一换装了，才把它丢掉。还有就是自己动手修岗楼，在外滩军管会门楼、站岗，岗楼坏了，自己动手修。自己打草鞋，连长星期天领着战士一块打草鞋。还有针线包，连长从战争年代把针线包包在包袱里面，带过长江，带到上海，星期天补衣服。这些小故事发表后，《解放日报》感到很新鲜，叫吕兴臣把这些文章串起来，综合写个通讯。于是，吕兴臣在1959年写了篇《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文章，《解放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刊登。就这样，八连在大上海南京路花花绿绿的背景下，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发扬艰苦奋斗传统，通过媒体进一步传播开来。

八连为什么要保持这个传统？渡江之前，八连在镇江进行了整训。整训就是动员教育，入城时要注意什么？要遵守哪些问题？怎么样保护人民利益？其中对八连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整个解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艰巨，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过去在农村，现在进大城市了，可能有些人，经得起战争钢铁炮弹的考验，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所以提醒、告诫共产党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怎样警惕？主席有个思想，要保持“两个务必”，八连就是据此践行思想，打在脑子，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在八连这些事迹的基础上，前线话剧团编了个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后影响很大，以后改拍了电影，成为经典，久远不衰。

我是1960年10月，调进八连作指导员的。那个时候八连的警卫任务已不在南京路了，搬到淮海中路1632号。我在这个连队当了5年指导员，60年到65年。我很幸运，在5年里经历了这么几件大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60年我来的时候，他们的编导、编剧有3个人，一个是文化部长沈西蒙，再一个是话剧团导演漠雁，还有一个就是吕兴臣，我们警备区的文化干事。他们在八连体验生活，了解八连。沈西蒙是部级干部，军区二级部部长，现在来讲是正师、正局级干部，他就住在八连，住在四班里，跟战士一块站岗、巡逻。八连有的时候搞生产，他也一块到龙华机场、江湾靶场搞生产。他们深入生活，对战士的一言一行体察、体会也很深刻，所以他们塑造的形象是以八连为原型，也不是光八连事迹，整个警卫部队的事迹也概括了。因为艺术来源于实践，又可以高于实践。这个剧先是在南京给首长演出，又从南京演到上海，可以说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大家觉得太好看了，非常有新意，文艺性、有趣性都不同于一般。1963年上半年到北京演出，轰动京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几乎全部都看了，工作那么忙，他看了七次。一生看话剧很少，据说只看两部话剧，另一部是《雷锋》。到中南海演出时，一边看一边谈笑风生，又是插话，又是鼓掌。在话剧里，童阿男私自离开连队，说，哎呦，童阿男你不能走啊，走就要犯错误。演完以后他走到上面去，跟演员握手、合影，说这部戏编得很好、演得很好，是一部好剧，要多演，让更多的人看。特别是童阿男一套军装丢掉了，老班长把它洗干净，叠整齐，在欢迎童阿男的会议上送给了童阿男，老班长说，穿着这军装，穿它一辈子。说好，好，好，连续叫了三个好。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对八连大力宣传，派了个记者编辑到八连了解了半个月，写了个稿子后回去，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感觉很不到位，没有充分反映出来。肖华又把老指导员刘仁福和我叫到北京去，住在《报》社里，专门给他们汇报情况。可以说《报》从51年开始创刊，到63年是第一次用四个版面，一整张登八连事迹。一篇通讯《艰苦奋斗代代相传》，一篇社论《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三十个小故事，还写了编者按：八连故事说不完……第二天，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各大报全都转载。紧接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纸也都转载，这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一次宣传，比较深入广泛，让全国人民了解八连、知道八连。《报》一个资深老记者说，八连的宣传和雷锋的宣传是在神州大地上爆炸了两颗精神原子弹。

第二件大事是防部命名。1963年4月25号，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营八连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嘉奖令。这是千千万万连队建国后第一次命名，以后才有红九连、硬六连呀。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要给八连命名？一个是根据人民的愿望、期S，人民觉得八连好，在南京路上艰苦奋斗发扬传统保持本色，另外一个老帅们都熟悉建国前警惕糖衣炮弹、保持“两个务必”的话。据传一个故事是从西柏坡进京的时候，把进京比作赶考，要经得起执政考验，不学李闯王、不做李自成那样，进城后就昏昏然了，就腐败了、了。中央领导人看到八连的事迹，想到当时的背景，进城的情况，感到这真是我们在14年前所期望的典型，所以就给八连命名了。当时信息不像现在这么快，开始是领导口头传达到连队，以后才正式传达了嘉奖令。5月5号，和上海市在上海召开了命名授奖大会，地点在福州路礼堂，大会开得隆重、庄严又热烈，国防部副部长兼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代表国防部在大会上宣布命令，并把一面大红旗授给八连，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大旗，落款是政治部司令部。连长张继宝和我上台代表连队接受旗帜，我在左边连长在右边，许世友司令员把旗帜授给我们时，讲了一句份量很重的话：“不准抹黑”。

在这个会上，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表总政治部到会祝贺，并宣布八连当时主持工作的前后两任干部，即前任指导员刘仁福和连长刘裕民，以及现任的连长张继宝和我，还有第二指导员从志良，这五个人提前晋衔。部队通常给有功人员提前晋升军衔，前任两刘由上尉提前晋升到大尉军衔，我们三个由中尉晋升到上尉军衔，南空政委余立金宣布这个命令，这在和平时期是最高荣誉了。上海的领导同志都去了，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还有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等参加了。八连当时是132人，其他连队把我们从岗哨上换下来，让我们全都参加。那天连队像过年一样，非常热闹，杀了一口猪庆贺，全连同志心情激动，可以说132颗心沉浸在了喜悦、荣誉、幸福的海洋之中。

命名之后，、陈云、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给八连题词，特别是看了报道以后，8月1号正好是建军节，也豪情满怀、挥笔赋诗《八连颂》，高度概括了八连的本质。

从《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八连大宣传，再到命名、中央领导题词、的《八连颂》，这些学完以后，大家找差距，就感到在上海主要是执勤任务，没有时间和地方搞训练。警备区党委向报告后，批准了：八连拉出大上海，开赴深山沟，集中一年大练兵，参加大比武。当时正好是1964年，从3月20日到次年3月20日，八连进驻上海后第一次拉出上海，到安徽滁县，这对八连是新的考验，但是环境不同，整个生活条件都起了很大变化。八连在市区有电灯，到山区训练没电灯，点煤油灯，战士自己用墨水瓶、牙膏管盖子做煤油灯，学习著作；没有楼房，住的是草房，那是部队自己动手把茅草用土坯垒起来的草房；没床铺，睡在炕上，土坯垒起来的叫炕，一个排一个班排成一遛，炕上盖芦苇草。训练是摸爬滚打，风雨无阻，冬天要练三九，夏天要练三伏，很艰苦，许多战士瘦了几斤肉，咬着牙也要坚持下来。就这样，艰苦奋斗作风在新的环境下得到了发扬。

经过一年的训练，八连的军事技术得到很大提高。举几个例子，原来在市区投弹，平均每人只能投31米，到那边达到47米。原来连队的投弹能手，手榴弹甩出去50米就是第一名，到那儿去50%的人都达到投弹能手的标准。再有一个就是军事技术，经过考核的特等射手到那里后达到30%，原来也是很少几个。那时候正好在浙江湖州搞全军大比武，要求建制连队，包括通讯员、干部战士、卫生员，所有的人员一个不拉都要比武。其他先进连队、典型连队都是长期训练，只训练了一年的八连起初信心不足，但比下来成绩不错，受到军区领导表扬。军区首长讲，八连基础差、时间短，但是军事技术进步很快。军区在会上还让八连党支部代表发言，介绍经验。总之经过这次训练，八连就向“军事好，如霹雳”的要求跨了一大步。

我在八连主要是经历了这么几件大事，这些大事既是荣誉，又是新的锻炼。现在八连的班子已经换到第21任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八连到底是怎么样使艰苦奋斗代代相传？我把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条没有变。第一是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没有变，第二是维护人民宗旨、思想没有变，第三是艰苦奋斗传统作风没有变，第四是拒腐蚀、永不沾这个思想品德没有变，第五是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模范带头这个作用没有变，还有就是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没有变。所以说，不管形势、任务、环境怎么变，八连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

为什么不变？有几条传统的经验：一条是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八连的党支部不是个人说了算，真正体现了集体的领导。我们那时是7位支委组成，现在是5位支委组成，支部委员领导是靠集体的智慧，谁的办法好，谁的主张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办。另外在八连支部，党员、班长可以批评、监督干部。所以它有战斗力，能够接受群众监督，群众也勇于监督，这样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第二点是思想教育很深入、很实在、很有效，八连的传统教育不只靠书本讲的，它是学精神、重实践。老班长的一双袜子，就是农村自己手织的老布袜子，进上海以后，他不丢，仍然穿着它，老指导员感到是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具体实践，就用一双袜子给全连上党课。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总之思想教育做得很活，很能深入人心，很能感动人。第三是干部善于动脑，善于想办法。老指导员刘仁福有四个想一想：想一想可以想出问题，想一想可以想出办法，想一想可以避免犯错误，想一想可以提高自己。在《八连颂》里也是讲“分析好，大有益”，他把它具体化成这四个想一想。第四是干部作风很深入，联系群众，和战士打成一片，对战士了如指掌。那时候一块推粪车，两个人推一个粪车，共同挑大粪，共同施肥，共同刨地，共同打草鞋，生活在一起，战士就无话不说。再加上我们党员很会做工作，好事有人夸，不好的苗头也有人抓，有人规劝，这个不能做，这个不符合传统，这个违背我们连队的习惯作法，所以连队风气很好，传统才能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