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文化对中国公司股东控制权的影响

摘要：在现代化公司治理的改革中，中国公司大股东往往对公司实行集权化管理，干涉人行使职能，甚至损害小股东利益。本文立足于这一现状，将从中国国内的集权文化这一独特角度对这一现象产生分析，从集权文化在历史上的渊源入手，通过分析文化引起的“子承父业”、分权之争等问题，通过国内外经典案例，对集权文化对国内股东控制权影响产生深刻剖析。

关键词：公司治理 集权文化 家族企业 股东集权

一、引言

国内对于公司治理的理论，总是沿用英美学家的观点，即以股权分散为主要前提。在1932年Berle 和Means 提出“经理人革命”的概念之时，便指出了公司股权越来越分散的前提下，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过程中，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逐步由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掌握。因此，现行的公司治理理论总是强调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委托关系，强调经理人背信弃义的行为趋势。

如果我们将目标对象确定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司，不难发现英美学家的这些理论有些以偏概全，事实上，英美本身也存在与股权分散相违背的公司。沃尔玛连锁超市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在其自传《促销的本质》中就明确的表达了其对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外来人员的限制，确保其家族对于沃尔玛连锁超市的股东控制权。除此之外，苹果公司曾经也一度在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的引导下取得骄人成绩，对于苹果公司来说，乔布斯将其个人的理念贯彻于整个公司反而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控制权集中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德国著名的汽车公司宝马和奔驰的制造商对经销商的控制中。同样，在我国国内创业大股东对于公司的控制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文化的社会群体中，控制权的集中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集权文化注定了我国公司制度与其他国家公司制度的区别，也注定了对于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的研究不能完全的站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之上。本文将从集权文化的角度，分析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集权文化对于中国公司股东控制权的影响。

集权理念是中国古代政权体制与政治结构的产物在秦朝之前国内的统治思想主要是体现为分封制，由各地藩王分管各项事务。在秦人崛起的过程中，主要实行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商鞅所提出的霸权学说对于秦的富强起到积极作用，商鞅用法的手段把秦文化的积极理念，特别是集权、法制的思想转化为制度。正是由于秦人的集权管理使得秦始皇统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始皇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制度，修建长城维护对于国家的控制权，为集权文化的根深蒂固埋下种子。

文化和管理有共生性，文化会影响一个企业的管理方式，也会对一个企业家的行为和企业文化产生影响。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起源不同，因此所崇尚的管理方式会存在差异。在中国，最初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文化模式起源于相对封闭的黄土流域上，主要结构是个体农业伴随着宗法家庭，所以中国的家庭更加注重了立法与家庭结构，形成了为长者尊的“金字塔”结构。

文化对于企业管理的影响与当代科学管理理念相结合，东西方企业的管理文化呈现在出相互补充的特征，并随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融合的趋势。文化对企业治理的因素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研究问题。

二、集权文化对股东控制权的直接影响

（一）集权与分权的矛盾

现代化企业管理科学理论，为强调对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兴起了制度，主张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有现代头脑、并且具备现代管理科学知识的杰出人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行为。但是，这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在中国的推行还是遇到一定的文化阻力。委托制度其实蕴含的是财产所有权与信息的占有权的分离，两权的分离在我国集权意识的背景下对于财产所有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创业大股东，财产所有者很难接受把自己的公司或者财产托福给完全靠“佣金”维系的第三方来管理。

对于偏好“集权化”的中国人来说，现代管理制度对于自身财产控制权的限制或者引起控制权转移的行为都会使其产生本能上的不适应，甚至会激起一些偏激行为的反抗。正是由于对于制度的不满，一些大股东或创业股东会在董事会或者其他公司部门中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人或者信赖的人，从而进一步维护自己的控制权地位。一些股东甚至通过控制董事会的行为维持自己的控制权地位，从而造成董事会职能的异化。比如，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总是变相的委托一些被自己控制的人形成董事会，以便间接维护自己的利益，干预企业的正常运营，甚至还有一些人会亲自担任董事会成员或董事长。所以，在集权文化的压抑下，形成的现代管理企业的“分权”。

（二）家族企业制度

中国现有的许多民营企业都是由创业大股东用血汗打拼出来的成果，对于这些企业的元老级人物来讲，让自己的后代继承自己的企业并发扬光大无不是他们对企业未来的憧憬。家族式企业将企业价值建立在家庭伦理规范、责任关系的基础之上，承载了中国人一直以来对子女“子承父业”的期待。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到上世纪20年代间，“经理人革命”的浪潮就使的许多美国公司的业主将经营权交给经理人，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但是中国文化自古就是以血缘关系为本位的，家庭组织是整个社交网络的核心。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曹雪芹也向后人展示了古代社会中名门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往来关系。所以想让中国企业家彻底的放弃家族伦理完全信任经理人仍然有一定难度。在家族观念下，即使企业家因为某些外力决定将其管理权授予经理人，但其仍然不会彻底的放弃对公司的控制权，所以依旧是造成了董事会制度名存实亡的局面。

由于家族文化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对家族的血缘关系充分信任，即“血浓于水”。这种观念使得中国家族企业有控制所有权、后代分家、社会信任资源缺乏的的特点。当第一代创业者过世后，企业的资源会被他的很多儿子分裂，如果死前创业者未能正确处理财产事宜，存在于家族内部的控制权争夺也会发生。家族企业是一个家族经济活动的中心，解决家族成员的工作，负责家族成员的开支，因此对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占据对于一个家族很重要。在我国，一些家族企业为了得到控股的目的，股权结构呈现出一股独大的现象。家族文化的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信任制度的发展，促使了委托制度实施的困难。

（三）企业背后的集权文化——以国美为例

国美奉行的制度是资本多数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在使用一票否决制的前提下，小股东会滥用否定权，从而做出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的决定。但是这种遵守股东平等原则的游戏规则却导致了国美创办人黄光裕以股权套现金从而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的资本多数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创业大股东在企业中的控制权。黄光裕身陷囹圄，才不得不将其对国美的控制权交给陈晓。但是当陈晓不能按照黄光裕的计划扩大店面，采取缩减店面的意图以后，黄光裕便对陈晓产生顾虑，企图缩减其控制权。所以，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实际上是黄光裕对自己控制权的进一步巩固。且不说陈晓是否对大股东背信弃义，只从黄光裕的角度，我们便可以看出黄光裕并不想放弃控制权，设置人的目的也只是维护自己的控制。

在中国现在成功的很多企业都是赶着市场化的浪潮由创业者呕心沥血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在这批成功的大企业中，有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由创业大股东掌握控制权。无论是对自己建立企业的情感的寄托还是对金钱的渴望，创业大股东们都不会完全的放弃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联想公司的柳传志曾经退出江湖，宣称让年轻的领导者带领企业，但是当公司面对巨大的市场冲击时，柳传志也开始重新领导企业。创业大股东坚持将自己的经营理念贯彻到公司，因为目前国内成功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创业大股东自身的理念和智慧的结晶。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中国委托制度实行的困难更像是委托者和人之间理念的差别。

三、对股东控制权集中的评价

股东控制权集中对企业的影响则主要取决于控制者个人对于市场的把握，即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最典型的案例便是苹果公司前任领导人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影响。苹果公司是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苹果公司所有产品的设想基本都来自少数高层管理者，甚至有些是乔布斯的个人理念，乔布斯在领导苹果公司期间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完全将自己的理念得以在团队中实现。苹果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乔布斯个人理念的成功。所以股东控制权集中不完全是坏事，当控制股东正确的理念得以贯彻时，对公司的提高可以是历史性的。所以股东控制权集中是积极还是消极，完全取决于公司股东个人的智慧。另一个案例可以来自于国美，曾经陈晓担任CEO时企图降低店面的扩张速度，但是遭到控制股东黄光裕的强烈反对。而今，如果我们看现在销售额下降的国美，不妨假设如果当时黄光裕允许陈晓降低实体店面扩张，而使得公司注意力转向新兴的网络市场的话，那么如今的国美就不会这样憔悴。

我们不能否定在很多情况下，创业大股东都是在公司集权的前提下，通过完全实现自己的理念使得公司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是如果公司在长久的道路上都是领导者个人魅力的体现的话，那么公司在成功概率上升的时候也会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冲击。

但是当大股东在充分体现个人魅力的同时，其行为也会对小股东行为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国内一些大股东侵犯小股东的现象频发，因此在大股东集权的情况下也提出了对法律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国国内公司控制权股东集权的现象与我国国内历史已久的集权文化有很大影响。集权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对我国的政治与法律产生影响，政治、法律对企业的管理制度创造影响。除此以外，集权文化通过对企业内集权、家族管理制度的直接影响进一步巩固了企业股东集权。而站在公司发展的角度，笔者认为只要通过一定的规定对集权者行为进行约束，在集权者个人能力突出的前提下，企业股东控制集权可以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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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陶鑫.女.（1992-）.山西临汾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2010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