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

提 要：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群体不断增强的财富力量和社会影响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从豪民社会向富民社会转变，这从商人群体自身财富力量的发展和因商人而改变的诸多规制可充分体现。唐宋商人群体是在国家管制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官商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商人财富迅速扩大，但也隐藏了严重的社会后患，那就是日益强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规定了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富民社会没有走向市民社会，而是走向了没落。

关键词：商人群体；财富力量；官商模式；体制维护

一、研究缘起：富民阶层中

商人群体的重要性

近年来，很多中国学者提出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变迁，试图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体系。林文勋先生有关“富民社会”的理论就是其中较受瞩目的一家。该理论认为：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这一社会阶层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并引起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由此可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自唐宋以后，进入“富民社会”时代。这个时代上承先秦时代的“部族社会”、汉唐时代的“豪族社会”，下启近代的“市民社会”，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由此以“民”的演变为其主线，可以重构中国历史发展演变体系。1由此可见，“富民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富民”。根据林文勋先生的解释，富民是拥有财富的社会群体，富民群体主要由3类人群构成：一类是占有土地，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一类是经营手工业者；一类是从事商业，以商致富的人。2林文勋教授还特加强调，在传统农业社会，富民的主体应该是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1

的确，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它，谁就是财富的拥有者，谁就是社会的主宰者。但是，这个逻辑又存在着悖论：第一，在近代化开启以前，中国经历了一个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时期，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必然性长久存在，为什么只有到了唐宋以后才有富民出现？第二，从微观上看，靠买卖土地的经营者固然能够发家致富，但是从国民收入的宏观层面上看，传统社会土地的用途主要是农业生产，它既不能够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消费品资源，也并非具有流动性特征的经济要素，不断换手的土地买卖关系并不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产生经济泡沫。因此，一部分经营土地者可以成为“富民”，但他们是农业社会的同质力量，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并不能过高估计。能够较快积累起财富，并通过其经济社会活动对社会能够发起结构性改变或变革性推动的，一定是一种社会异质力量，而在传统农业社会时代，这种异质力量的来源，笔者以为，应该是商人群体。

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商人都是社会中财富增殖最快的群体。商人群体或者说是富商应该是“富民”群体中的主体力量，也许富商在人口规模上并不占优势，但在财富力量上一定是占优势的。没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富商群体，无从有“富民阶层”，更不可能有“富民社会”。唐宋时代，中国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商人群体必然是这一时期崛起的富民阶层中的重要财富力量。

二、唐宋时代商人群体

朱瑞熙先生在《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一文中总结出了宋代商人在经济、文化、政治等6个方面的积极作用。2笔者认为，看待一个社会群体在某一时代的社会影响力，既可以从这个群体自身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来观察，也可以从这个社会因为该群体改变了什么来反观。首先从前一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商人自身看商人群体

1. 职业商人不多但从事商业的群体数量庞大。李晓先生认为，宋代是小农、小工、小商三位一体的时代，3而小农、小工亦多为小商，也可以理解为全民经商。姜锡东先生也指出，宋代有许多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并不是职业商人，不少官吏、军队将士、手工业者、农民也兼营商业，他们虽然不是商人阶级，但是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商业资本，对市场的兴旺和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4应该说，当时职业商人群体规模并不大，但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群体却十分巨大，这一社会现象，正是典型商业化时代来临的早期表现。在一个社会商品经济恢复发展初期，这种现象就会以历史再现的方式呈现。如，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当时社会上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并不多，但是“十二亿人十亿商”，全社会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正是经过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商人阶层才迅速地成长起来，从当时凤毛麟角的“万元户”发展到今天一大批资产上亿元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在传统农业社会，职业商人群体的成长不可能如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这样迅速，但是，其基本的规律是一致的，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一个商业化时代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全民经商”的过程，才会进入社会分工整合时代，从而使有一定数量规模的职业商人群体完全剥离其他产业的生产经营独立出来，专一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这样的阶层一经形成，即在社会上产生诸多影响。

2. 商人群体财富力量雄厚。在前工业化时代，通过日益扩大的市场，实现更大规模、更广阔空间的商品交换活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商人，作为一个群体或一种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他们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在市场交易行为中，参与交易的多方（生产者、消费者、商人）通常都会在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交易。但其中，商人往往因其掌握市场信息、了解市场行情、具有跨地区运输和专业储运等多方面的条件和优势，能在买与卖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实现贱买贵卖，从而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因此，在传统社会里，商人通常是财货增殖能力最快的群体，故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的谚语。这种巨大的财富集聚能力吸引了大量的人从事商业，在宋代更是如此。

唐宋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人群体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在日益扩大的商品交易中不断积累财富，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特别是前述官府规模庞大的政府采购和禁榷制度，培育出一批商人。商人群体的财富力量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唐乾符年间（874―879年）江陵的郭使君，“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2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王旦等指出，当时“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3社会上有为数众多的“日出其财以罔市利”的“千金之家”，4有不计其数的“盈室以藏”钱的“富商巨贾”，5如“积财巨万，为群盗所掠”6的饶州富商甘绍，又如曾弃官经商的范“能殖货，家累钜万”，7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国家商税收入是商人为国家创造的财富，但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商人财富增长的大致情况。根据宋代商税税则，商税按住税和过税征收，“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8笔者在拙作《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中考虑了长途贩运过税常被多次征收的情况和部分细碎交易商品免征情况，估计了宋代商品贸易总额（见表1）。从宋代商品贸易总额，也可以估计出宋代商人的利润总额。在现代社会由于贸易规模巨大和市场竞争的激烈，通常商业利润在5%―10%之间，超过20%的利润率就有暴利之嫌。在传统社会由于竞争的不完全性和贸易规模较小，必须有较高的经营利润才会吸引商人从事商品经营活动，因此商人的利润率估计会在10%―50%之间。笔者取中下值20%作为估算值，计算出宋代商人的总体赢利规模（见表1）。以商品贸易规模最大的庆历年间来看，全社会商人群体的赢利总额达到3850万贯，这是一个可观的数据。正是有如此之多的财富作为基础，唐宋才真正进入了富民社会。

3.商人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巨大。商人群体不仅自身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对国家的财政贡献也大大增长。从表1的国家商税收入来看，在有商税统计的年份里，宋代商税最高收入达1.8亿贯。另外，商人参与禁榷商品经营过程中向国家缴纳的盐钞（息）、茶引、酒息等钱，也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据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的统计，淮浙盐钞、盐息收入为：天圣六年（1028年）为180.3万贯，嘉v二年（1057年）为400万贯，乾道六年（1170年）为2196.3万贯，嘉泰（1201―1204年）年中为1920万贯。茶课收入：至道（995―997年）末年285.29万贯，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300万贯，绍兴二十四年（1162年）269万贯（东南地区），淳熙（1174―1189年）初年420万贯（东南地区）。9可见，宋代商人通过参与国家禁榷商品经营，为国家财政输送了数额巨大的盐茶酒经营利润，为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从外部社会看商人群体

前面已经论述了商人群体对于唐宋社会的巨大贡献，接下来将继续分析唐宋社会因为该群体而改变了什么来反观其影响。这种改变可能更具有可评价意义，其原因在于，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其形成和起作用都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并有强大的自我维护性，也就是有其“路径依赖”。要改变这些规则是不容易的，小则需要社会大众观念上的转变，大则需要既得利益集团对利益的让渡。如果社会规则发生变迁，为一个群体或阶层让渡其利益或给予其实现利益的条件，那么，显然是这个群体或阶层社会影响力增强的结果。而唐宋时代为商人群体改变的社会规制包括：

1.“工商不得入仕”制度的突破与解禁。关于“工商入仕”问题，学界相关成果已经很多，本文不再赘述。2笔者想要说明的是，法律制度是一种事后调节制度，通常是当社会出现大量新事物从而使现有制度“不适时宜”之时，新的制度才应运而生，从而出现制度变迁，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唐宋对商人入仕制度的调整亦是如此。唐朝商品经济开始恢复发展，商人作为一个财富群体逐渐壮大后，“工商不得入仕”的禁令通过各种正规或非正规的渠道不断被突破。宋军风的研究表明：商人入仕贯穿整个唐代。唐代前期，商人主要是通过捐献财物、任“斜封官”、任“捉钱令史”、告密、受人提携等渠道入仕；唐代后期，商人主要以“私觐官”、买官、军功、科举、举荐、贿赂等手段入仕。3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唐前期商人入仕通道较少，且主要靠权力和特例来运作入仕，显然商人入仕的交易成本较高，如出任“斜封官”者，应是帮助公主等皇室成员经商者，非一般商人。同样只有雄厚财力捐资者（如捐绢二十万），才有受封一个虚职官衔之机会。唐后期商人入仕虽然仍有不少特权因素，但诸如买官入仕、军功入仕之类的通道已经成为开放的、大众化的通道。如僖宗时“诏以东都军储不足，贷商旅富人钱谷以供数月之费，仍赐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监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财助国稍多者赐之”。1商人入仕禁令最大的突破莫过于科举取士从禁止商人弟子考试到允许商人弟子科举入仕。在隋朝开启科举取士时，朝廷也对此项规定专门发令重申“工商不得进仕”。2从《唐六典》等律令制度中对“工商入仕”的限制来看，唐代明文规定商人不得科举入仕。但是，这一禁令至少在唐朝后期就得以突破，在宋代更是被大范围地放宽了限制条件，乃至于出现了“士多出于商”的现象。3

2. 建立与商人经济权利相关的规范的赋役和商税制度。早在秦始皇建国立朝之时，因筑长城、建阿房宫大征民力，“兵不足用，乃至发谪。先发弛刑之类，次发西贾人之类，次发治狱不直者之类，次以L官刑徒者，次以尝有市籍者，又其次则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4可见，当时商贾之家被看做与刑犯贬谪流民类似的人群，必须承担带有惩罚性质的劳役。汉代，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凡民一等，商贾独倍，其贱之。”5在汉武帝一系列抑商政策的打压下，商人群体走向衰落。但即使是在商人几乎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的情况下，对商人的征税也是较重的，“自东晋至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鱼薪之类出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6安史之乱后，商品经济重又发展起来，商人力量逐渐壮大。不过，在唐朝后期，面对刚刚恢复的财富力量，统治阶级对其的认识还停留在这是一块可以揩油的“肥肉”上，每每遇到财政困难或社会危机，就想方设法地从商人身上攫取财物来应对。如天宝（742―756年）末年，因兵乱军兴，国家财政匮乏，“于是遣御史康云间出江淮，陶锐往蜀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所收巨万计，盖权时之宜。其后诸道节度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要及市肆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多失业矣。”7

这种情况在宋代得以大大改观。宋在立国之初，就采取了保护商人的措施，禁止官府向商贾随意征税，同时建立了规范的商税制度，将《商税则例》张榜公布，让百姓知晓，以监督官府税官依法征税。《文献通考》载：“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8这一保护商人权益的法律制度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三司，取旨行下。”9

在夫役的征调上也有创新。那就是从差役法向募役法的变革。宋代初期夫役的征调是按户等的高低来确定，乡村三等户以上、坊郭户五等以上需承担差役。因承担差役所带来的时间成本、金钱损失和风险等等，引起了差役承担者们――富民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意见是很有影响力的，以至于朝廷对差役法做出了改革，以募役法取而代之，即承担差役者按户等高低输钱，由官府用这些钱雇人当差。“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1从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差役法到募役法，承担差役的主体并没有变，但是赋役负担由实体负担转为经济负担，让承担差役的群体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免去了责任风险，相对于同样受益的农民、地主等阶层，这一政策对流动性较大的商人群体的意义可谓更加重大。尽管募役法实施时间不长，但是这一役法改革另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即它是新生的富民阶层的利益诉求被统治阶层理解并接纳而产生的一个重大经济制度改革。

3. 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制度在改革过程中征询商人意见，考虑商人利益诉求。禁榷制度是唐宋时期重要的经济制度，盐法、茶法等禁榷制度在宋代经历多次变革，其中以茶法变动最为频繁。在历次茶法变动中，官府的目的始终是追求国家租金最大化，但是国家获利的前提是商人必须有承销茶叶的积极性，否则“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焚弃”。2因此，官府必须在国家与商人利益分享中寻求平衡点。淳化四年（992年），当朝廷就是否废除榷货务问题引起争论，“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说，命宰相召盐铁使陈恕等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3陈恕按照宋太宗旨意，广泛征询了商人意见，“恕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恕阅之，第为三等，”最后，陈恕建议皇上实施的是他认为最能达到“公私皆济”4的方案。景德元年（1004年），因宋辽结澶渊之盟，“边储稍缓”，之前为应对战争物资供给之需的茶法显然不符新的时局，“于是命盐铁副使林特，与宫苑使刘承、崇仪副使李溥，就三司悉索旧条制详定。”在修改更定茶法的过程中，林特也同样十分重视征询、收集商人意见，“特呼豪商问讯，别为新法。”5林特在征询商人茶法改革意见的同时，也向茶商陈述新法要旨，以取得商人支持，“召茶商十数辈，犒以醪馔，讲贯公私之利。”6由此可见，宋代重要经济制度的改革，官府不再完全从自己利益角度出发来制定政策，而是开始重视商人利益诉求，在决策过程中，增加了征询商人意见的环节，从而寻求一种官商共利的平衡机制。

此外，已有研究关注到了唐宋时期商人在服饰、丧葬、车乘方面的变化，7这些变化的确是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并不能将其作为社会因商人而改变的规制，因为这不是专为商人而制定的规则，“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听乘车；兜子，舁不得过二人，”8其涵盖了包括庶民、商人在内的多个社会群体。因此，这一制度变迁虽反映了商人社会地位的改善，但不能看作是一个因商人阶层的发展而改变的制度特例。不过，商人作为“殖货”阶层，财富积累相对较快，因经济条件改善而希望提高个人消费质量的诉求也相对较为强烈，从而倒逼国家制度变迁，以满足这一群体的消费诉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宋社会商人庶民服饰等方面的变化，与商人在社会的影响力提高也是密切相关的。

由此可见，唐宋时代商人作为一种重要的财富力量开始崛起，商人群体的力量不可忽视。

三、商人成长与官商模式

商人在唐宋社会如此重要，笔者不禁要追问，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答案是由于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条件？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放松管制，让市场发挥作用。在唐宋时期，的确能看到作为商品交易的场所――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市场、乡村草市墟市的蓬勃发展，显现出商品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这与坊市制度的瓦解以及对商人规范化征税制度的建立，无不有密切关系，这些都是国家放松管制的表现。

但是，在资源配置方面，我们却看到有很强的国家介入。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禁榷制度在唐宋时代恢复实施并有泛化之势。早在西汉武帝时首开盐铁酒禁榷之法，政府在短期获取了可观专营之利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汉以后商人群体走向衰落。唐宋时期又恢复实施禁榷制度，唐代主要是对盐实行禁榷，茶和酒也曾实行过禁榷。到了宋代，禁榷制度的实施范围大大扩展，“称榷货者，谓盐、矾、茶、乳香、酒曲、铜、铅、锡、铜矿、B石”。1禁榷管理制度也日趋成熟。政府对众多与生计经济密切相关的商品实施禁榷，说明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很强的干预性、垄断性，显然会抑制商人群体发展。但是，在唐宋时期，社会现象却恰恰相反：商人群体在不断壮大，社会财富在不断增长，商人的社会影响力在不断增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迷惑的现象呢？笔者以为，这是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创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商人成长模式――官商模式所使然。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作为一个“大商人”主动地进入市场，并利用自己的特权控制市场交易的某一环节，从而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普通商人依赖于、服务于这个“大商人”掌控的商业链，参与交易的其他环节，从而分享这条商业链上的经济利益。唐宋时期，商人群体的成长主要是通过两条商业链来实现的：一条商业链是对重要商品实施禁榷，另一条商业链是政府采购制度。

（一）禁榷制度下的官商共利关系

唐宋时代的禁榷制度是政府调整最为频繁的经济制度。不同时期，制度安排有所不同，但

其基本遵循从官收官卖到官收商卖、从各环节国家垄断专营向收购专营销售通商转化的发展模式。一系列改革表明，唐宋时期的禁榷制度虽属继承汉代禁榷之制，但其运作过程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特别是在流通环节不再由官府直接专营，而是引入商人力量进行禁榷商品分销。引入商人经营禁榷商品，对官府而言是一种以最低的成本取得预期垄断利润的模式。官府在设计这种制度结构时，也许只从官府获得最大租金的角度考虑，不过这一官商模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却营造出利于商人群体成长的商业环境。

1. 禁榷制度人为制造市场垄断，使进入官商模式中的商人具有较高获利空间，降低了经营风险，从而培植了一批商人成长。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需求弹性小的禁榷商品的经营上，如食盐。食盐是日常生活之必需品，且消耗量不大，消费者对盐的价格变化不敏感，即便价格升高，消费需求也不会下降或只会略有下降。因此，只要能够控制销售市场的经营者数量，就会形成垄断性市场，商人就有较大利润空间。在引入商人参与的食盐销售过程中，商人事实上是借助了官府已经建立的榷卖体系来赚取垄断利润。具体表现包括：

（1）商人参与经营的食盐市场仍属于垄断市场，商人可获得垄断利润。在官搬官买下，食盐销售市场已经被官府独占，形成一个较高的垄断价格。商人进入这个市场，其所销售的食盐价格只要略低于原来的价格，就会受到欢迎，消费群体也会扩大，原来买不起盐的消费者也会去购买，盐的供求市场就会在这个新的价格上实现均衡。商人也因此可按高于自由竞争价格以上的均衡价格销售而获利。

（2）官府对买钞卖盐有诸多程序，为商人食盐经营限定了较高门坎，为食盐销售的垄断经营提供了条件。郭正忠先生考证钞引盐销售程序有六：陈状投勾与入纳买钞，验符换帖与铺户保识，合同递牒与钞引号簿，抹钞理序与隔手支盐，验封批引与回缴引袋。1这些程序颇为复杂，商人要经营食盐，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方能承担从买盐钞到销售盐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经济成本、人际关系成本、时间成本、经营风险和官员寻租费用。因此能够成为盐商者，一般都是财力雄厚的大商人。大商人之所以对盐的经营趋之若鹜，也正是在于国家的禁榷制度体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减少竞争者的机会，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垄断市场，取得垄断利润。

（3）官府规定了钞盐的销售区域，这事实上也是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商人在区域之间的销售竞争，为商人垄断市场提供了便利。宋代官府规定食盐销售，无论官卖还是商贩，必须在指定区域内销售，“不许递相侵越”，2否则视为违法。通过入钱物买盐钞、请盐、销盐的制度，已经将一些小商人排除在食盐销售市场的竞争行列之外，而官府要求商人在指定区域内贩盐，这更从制度上限制了商人之间的竞争，使经营食盐的商人可以独占或共享特定的区域市场，从而形成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

2. 宋代不断变革的禁榷制度试图调整国家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为商人提供了必要的获利空间。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需求弹性大的禁榷商品经营上，比如茶叶。茶叶是一种需求弹性大、产品差异化高的非自然垄断性商品。这意味着采用盐法之禁榷措施并不一定能达到官府的预期目标，需要采取新的制度措施。众所周知，宋代茶法是古代改革变更最为频繁、最为复杂的经济制度之一，之所以要不断变化，就是宋廷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调试，来寻求一种平衡官府和商人之间利益分配的机制，既使官府得到可观的茶利，也能刺激商人经营茶业的积极性。以交引茶法改革为例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北宋初期，宋廷已经建立交引茶法，这与钞盐制度实质是一样的，即官府垄断了茶叶的批发环节，允许商人参与销售。商人获得经营茶的资格是“入金帛京师”，然后得茶引，“执引诣沿江给茶”，3然后商人在指定销售地点加价销售。但是，作为需求价格弹性大的茶叶，消费者对茶叶价格较为敏感，如果成本过高，商人最终就无利可图。故宋初，由于相关规定不合理，各地榷货务出现大量积茶滞销，“新时出卖不行，积岁渐更陈酌。”4

雍熙年间，西北边境战火爆发，沿边军队给养问题成为朝中大事，朝廷始行入中、折中之法。为了鼓励商人入中粮草，宋廷“优为其直”，即高估粮草的相对价格，低估茶叶的相对价格，让商人从销售茶叶中获利，这就是虚估加饶。“边地市估之外，别加抬为入中，价无定，皆转运使视当时缓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切于所须，故不吝南货。初，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趋焉，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t加给百千，又有官耗随所饶益。”5据黄纯艳先生考证，至道以后，虚估不断加剧，虚实价之比在5―7倍，更有虚实价之比达到10倍之多。6

虚估加饶的实质是人为改变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从上面史料看，实际市场价格为750缗的粮食入中到边地，官府给商人价值1000缗或2000缗的茶引。也就是说，商人用茶引买茶，就可得到比原来多1.3倍或2.6倍的茶。从表面上看是在从数量上多给商人茶叶，实质上是使茶叶的批发价格得以下降。7官府利用虚估加饶之策，让利于茶商，增加了茶商的经营利润，商人因此趋之若鹜，官府榷场积茶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大幅度的虚估加饶虽然可刺激商人入中粮草和销售茶叶的积极性，但却是以官府利润损失为代价的。景德二年实施的林特茶法改革，就是为了降低虚估比例，“林特以见钱买入中，贱价交钞，而以实钱算茶，然犹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则是去虚估加抬未远也。”1该措施将官府让利空间控制在50%左右，较为合理地调整了官府和商人的利益分配，也为商人经营茶叶提供了必要的赢利空间。

由此可见，宋代茶法屡次改革，其目的在于不断调整官府与商人在茶叶经营中的利益分配，以期既能保障官府的茶利收益，同时又给茶商留下具有诱惑力的赢利空间。事实上，无论是经营食盐，还是经销茶叶，或者“买扑”经营酒曲，都是在宋代禁榷制度下为商人赚钱赢利打通的一个个通道。通过这些通道，商人进入了官府控制的商业链，与官府分享了高于市场利润的垄断利润，使一批商人的财富力量快速增长，成长为富商大贾。

（二）政府采购制度与商人获利的关系

商人群体要成长壮大，必须有活跃的商品交易活动。而交易必须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有充足的商品供给，二是有旺盛的市场需求。供给和需求是市场中“一个硬币的两面”，但二者对市场的影响力却并不均等，决定市场的主导方是需求，当市场上出现较大的消费需求时，商品价格的上扬就会刺激生产者扩大商品供给，从而出现需求拉动供给的现象。当市场上出现了旺盛的市场需求时，商人会因为利润的驱使，想方设法寻找供给，促进产品向商品转化，商人的经营活动趋向活跃。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下，生产者在不断扩大供给，日益丰富的商品和持续的市场需求，为商人创造了增加交易频次和扩大交易规模的可能，商人的经营利润在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商人行列，从而使商人群体在数量上和财富实力上都得到壮大。

自唐朝中叶以来，政府逐渐采用经济的手段向社会征购其需要的物资。尤其是入宋以来，军队规模日益扩大，边境地区战火不断，更增加了政府军用物资的需求，于是政府大量向各地“和买”、“和籴”或通过商人“入中”，向百姓购买粮食、绢帛、苇席、草料等军用物资。2显然，经常性、持续性且数额巨大的政府采购，创造了巨大市场需求，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中意义重大。在小农经济为主体、城市功能具有政治和经济功能多重合一的宋代社会，如果没有宋朝政府对农产品、纺织品的大规模的政府采购，粮食、绢帛之类的商品不可能成为这一时期的大宗商品，社会商品的流通总量也会相应大幅度下降。

社会需求巨大，需求拉动型商品供给不断增长，这为商人的经营活动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为商人群体的成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商人借助从分散小农之中收购粮食、绢帛等政府采购商品，再转手销售给官府的采购机构，越来越多的商人成长起来，财富力量强大起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也应运而生。

四、唐宋商人群体的时代局限

虽然商人群体在唐宋时期实力不断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当时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粮食、茶叶、纺织品、食盐，而这些商品或是政府禁榷商品，或是政府大量和买、和籴商品，也就是说，商人的主要赚钱渠道都与政府关系密切，商人能否在市场获利，与政府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与政府管理体制乃至官员自身紧密联系。

因此，在官商模式下，商人的获利行为必须走官商共谋、之路。早在西汉盐铁官营时代，当大多数商人在禁榷与算缗告缗中纷纷破产之时，能安然躲过灾难并继续发展的只有桑弘羊、孔仅之类的投机者，他们投靠官府摇身一变成为官商，进入国家体制内谋求发展。在唐宋时代，商人不一定成为国家人才能赚钱，但是一定需要与官商体制有机对接才能赚大钱。宋商从事盐茶等禁榷商品经营或者从事与禁榷有关的经营活动的成功者，财富通常都增殖很快，成为大商人。《夷坚志》等书中就记载有不少因经营盐而成为富商的例子，如有“阎大翁者，居鄱阳。以贩盐致富，家赀巨亿”，1“有大姓吴翁者，家僮数千指，擅鱼盐之利，”还有因贩盐而获大利后“奉佛喜舍……或一日之费二三万”2的孙十郎等。可见，只有参与到政府垄断行业经营之中，才能获取高额利润。

在官商合作过程中，商人与官府人共谋，钻政策空子或利用职权损害他者（生产者、消费者或国家）利益而获取私利之事时有发生。如盐商买钞到盐仓支盐时，他们常“多搭斤数，有增数千斤者”，原因是支盐官吏“或受客人计嘱”，3不少“盐商胥吏，共为奸利，以既支未{之钞重请”。4茶园户卖茶榷务机构，也遇到官商暗中勾结损害生产者利益的情况，《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客旅并牙子等，为见榷茶不许衷私买卖，一向邀难园户，或称官中高抬斤两，或言多方退难，遂便于外面，预先商量减价。其园户各为畏法惧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间，势不获已，情愿与客旅商量，每斤只收七分实钱中卖，与官所余三分留在客人体上，用充买茶之息才投场中卖了当，实时却是客人b立姓名正行请买，所以随日卖尽。如此，则是园户只得七分价钱，暗折三分，官中虽得三分之息，自是园户本钱。”5在官府收购粮食中，也存在着同样问题：“访闻从来委官置场和籴米斛，多是被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同作弊，比之市直高抬价例，赢落官钱。所委官恬不省察。”6官吏和寻租越演越烈。

官商模式还创造了官员大肆经商以谋私利的官场生态。如曾知辰州的董继业“私贩盐赋于民，斤为布一疋，盐止十二两，而布必度以四十尺，民甚苦之”，7又如蒋州团练使李溥“附官船贩鬻材木，规取利息”8等等，不一一列举。全汉N先生总结了宋代官吏私营商业种种现象：海外贸易之私营、边境贸易之私营、外交官吏之私营、纲运官吏之私营、专卖贸易之私营及其他各种商业之私营，9可见，官员私商经营的重点是垄断行业和国家管制较为严格的地域，这些行业和地域更具备官员利用职权营私之便。难怪王安石痛陈当时情状：“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10

为官不仅可获得高社会地位，更可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这种社会状态吸引了更多的商人去获取官吏之职。于是商人群体便利用科举取仕或买官渠道，想方设法去谋求官职，宋代商人或商人弟子入仕已经成为汹涌之潮，以至于一些贫寒出身的士人颇有怨言。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二月四日，进士单C言：“比年以来，奉使官属不问贤否，惟金多者备员而往，多是市廛富巨商之子，不可不革。”11商人群体主动向官僚体制靠拢，成为官僚群体中重要组成部分。“读书就当官，当官就发财”也因此成为一种普适的社会心态，宋真宗在《劝学文》中不就言“书中自有黄金屋”？宋朝官吏俸禄并不高，黄金屋从何来？恐怕就是官吏们有利用职权寻租或私营之利。

由此可寻见中国古代商人发展的历史轨迹。商人群体为了在这种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不得不成为政府部门或官员寻租活动的积极响应者，或贿赂官员，寻求自己获利空间；或拉拢官员，把官方作为经济活动的保护伞；或者利用社会流动通道，把自己整合入官吏队伍；在商人群体财力和社会影响日益彰显之时，官与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合二为一，成为利益共同体。

与官府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商人，其群体发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只是政府的附庸者，只是时代的追随者，不能成为社会的改革者和推动者。因此，唐宋时期因财富力量崛起而形成的富民社会，仍然是传统型社会，它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均未发生实质的改变，只是因为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主导性社会阶层――富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如明晰产权、保护产权、扩大市场、促进交易、社会地位提升等等，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政府在弹性范围内满足了商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在促进商人群体成长的同时，也促进了古典型商品经济向更广范围、更深层面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商人群体的经济活动能对经济社会量变性发展产生有限的推动，却无法像十五六世纪西欧的商人和市民一样，承担起革命体制的历史重任。因为他们是当局者的利益共同体，改革就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革命就意味着断送自己的钱财甚至生命。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体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现象：商品经济越往前发展，商人群体实力越强大，他们与官府的抱团越紧，越是旧制度的忠实维护者。

在这样一个制度体系下，社会也将越来越僵化，最终走向衰亡。明清以后，富民阶层的士绅化就是这一体制下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的必然归宿，士绅阶层也最终随着旧体制的瓦解而走向解体。

五、结 语

总之，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群体不断增强的财富力量和社会影响体现中国传统社会从豪民社会向富民社会的转变。唐宋商人群体的成长，具有独特的中国社会特点，即其是在国家管制的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唐宋时期受各种经济规制的限制，商人发展轨迹逐步固化为官商模式。这种官商模式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禁榷政策中的官商共利，二是大规模政府采购为商人拓展了发展空间。前者让部分商人进入国家垄断市场与官府分享垄断利润，后者让更多商人的经商活动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官商模式下，商人只有与官府积极合作，才能赚大钱，商人只有与官府合谋，才能保持稳定长久的经济利益，由此造成了商人群体的财富力量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式条件限制了商人群体规模增长，有官商背景的商人财富增长迅速，众多小商人谋生艰辛。中国商人为了在官商模式的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不得不成为政府部门或官员寻租活动的积极响应角色，不得不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商人向官吏转化。最后，商人群体与官府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旧体制、旧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规定了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中国古代富民社会没有顺利地向市民社会发展演进，而是在清末以后走向了一条曲折迂回的近现展历程。

[作者张锦鹏（1968年―），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云南，昆明，650091；杜雪飞（1975年―），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编审，云南，昆明，650091]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