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善意被量化后

我最终很正义地婉拒了他,原因当然不是他没拿出具体的感激方案。我被自己的正义感打动的同时,却阴险地想到另一个问题:我的同僚们面对类似诱惑时也会像我这样拒绝么?

9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西安一所著名高校人文学院09级学生们正如常上课,在那本厚厚的《不平等与异质性》上圈圈画画时,突然,所有人的手机同时开始响铃或震动,大家惊愕间掏出手机,发现收到了一条同样的短信,“通知:请学院全体同学在下课后速来XX教室召开紧急会议!”发件人显示为学院辅导员。这当口可正是院内评奖评优和最终确定保研名额的关键时期,辅导员严肃的口吻实在让人惴惴不安并浮想联翩,满目的专业词汇再也看不进去了。

躁动不安地挨到下课后,学生们走进了指定的紧急会议室。辅导员早已正襟危坐,面色凝重。待众人落座,她挥舞着一叠厚厚的信纸说:“昨天,校长收到了一封来自咱们学院学生的匿名信,信里指责说,学院的评奖评优和保研对象遴选制度有重大漏洞——德育成绩所占比重过大,而德育成绩又是由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的经历量化成分数得出,这当中存在很多同学活动经历造假的现象,直接导致了严重不公平。”

为示有理有据,她还当场宣读了一遍匿名信原文。读毕,辅导员不顾台下同学们议论声纷起,接着发话:“校长对这位同学反映的情况很震怒,要求彻查。可是怎么查呢?我只好这么决定了——现在所有人拿出一张纸,把你们知道的身边有造假行为的同学举报出来,但是,检举者本人也必须署名,不得匿名!”

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揭发。

对于志愿服务和社区活动履历造假这种现象,这所高校只是个例么?履历造假到底有多严重、多普遍?而当提及实名举报时,为何会出现如此之众的“沉默的大多数”?

就我所闻所睹,活动经历造假在大学里不在少数。不久前,我就接到类似求助。一位久未联系的中学同学七弯八拐找到我,告诉我他正面临奖学金评选的最后环节,他与另一位国家奖学金候选人的分数十分接近,差距就在小数点后两位,因此,活动经历加分就成了决定性因素。他知道我在学生会做官,问我可否帮他伪造一份证明,证明他在我们学校参加过“跨校志愿活动”,如能帮他拿到奖学金,他将对我感激不尽……

我最终很正义地婉拒了他,原因当然不是他没拿出具体的感激方案。我被自己的正义感打动的同时,却阴险地想到另一个问题:我的同僚们面对类似诱惑时也会像我这样拒绝么?想着想着,我突然一身冷汗,学院公章被学生会干部把持实在是天大的制度漏洞。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美食或美色面前丧失原则?更何况,盖个印章、送个人情,似乎也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或许得到假证明的渠道实在太多了,所以履历造假就很普遍。

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一位常年在美国读书的朋友认为,是一种叫做“奖励制度”的东西搞的鬼——把一种本应发自本心的“志愿”量化成分数,就已经是一个错误的开始。量化使得志愿活动开始和利益挂钩,而奖励制度的存在又给量化提供了合理性。“爱心的大小怎么能量化呢?”这就导致人人都会想,我少做一次兴许就会失去保研的机会,我没证明兴许就会从一等奖学金落到三等……志愿行为原本的价值被消弭、被无视,聪明才智于是被耗费在了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上。

这位朋友还告诉我说,“在美国,志愿服务和社区活动其实也有变相的强制,但强制的主体是联邦教育局而不是学校,强制的对象是学校而不是学生。2007年8月,美国联邦教育局向近300所没有达到经费资助比例的学校发出警告,宣布从当年10月开始,所有接受该项经费资助的学校必须将其中至少7%的经费用于鼓励和资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否则联邦政府将收回部分资助经费,以后也不会再给。我和我的同学每学期甚至每个月都有机会参加社区活动,去养老院、去农场……大家热火朝天、兴致勃勃,根本用不着造假。”

当然,我援引美国朋友的例子来说明问题,肯定有人会感到不爽,也许还会很不屑地说,崇洋,说美国好,你去美国啊,国情不同,晓得不?

苏岩

90后,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