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情报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申城掀起救亡热潮,各界群众纷纷成立救国会。次年初,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应运而生,为广泛开展抗敌宣传于5月6日出版《救亡情报》,标明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合办。5月31日至6月1日,来自各省市救亡团体的七十余名代表在沪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讨论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的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选举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并决定将《救亡情报》作为该会的机关报。

《救亡情报》初为周报(逢星期日发行),后不定期出版。这份四开的小型报纸从筹备到创刊,皆由钱俊瑞、徐雪寒、章乃器、吴大琨、柳乃夫、刘群、恽逸群和陆诒等负责;其中,钱俊瑞负总责,徐雪寒任经理,章乃器把握言论方针,刘群承担具体编辑事务,恽逸群、陆诒撰写言论和新闻报道。虽然人手不多,但“阵容较强”,而且大家都“一顶几”地干,如徐雪寒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为报纸筹款和联系印刷,陆诒几乎单独包下了每期的人物访谈和各界救亡动态报道。

《救亡情报》的报头,由97岁高龄的马相伯亲笔题写并钤印章,通常都直排,有时也横排;各个版面的内容挺丰富,主要栏目有“救亡言论”、“时事批判”、“救亡消息”、“救亡通讯”、“救亡意见箱”和“死亡线上”等。其“发刊辞”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敌救亡,已是中国全体民众的呼声......我们为了检讨各部分救国工作的得失;使各地各界人士,能够积极参加救国工作;从救亡斗争中检阅自己阵线里工作不够的地方,互相批判,以加强我们的力量起见,所以才共同发起这个小小的刊物。”同时,在“编后记”又申明,“我们谨向一切爱国同胞要求:一、提供一切救亡斗争的消息,暴露敌人进攻和汉奸卖国行径的新闻给本报!二、本报特设‘救亡讨论’一栏,请各爱国同胞对于你自己所属的救国会工作,加以无情的批判,对于一切救国团体和救国方针,加以最严厉的指正!三、请不断的和本报通讯!请介绍及订阅本报。”创刊号头版登载了三篇文章,它们是王造时的《认识敌人的目的》、顾执中的《最可纪念的一个月》和史良的《对准我们的敌阵前进》。该报一面世便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无论在学校、工厂,还是在街头、茶楼,都有人争相传阅。

《救亡情报》立足上海,辐射全国,每期都有“征求会员”启事:“一切愿意参加救国会的民众们!各救国团体都是广大人民的救亡联合战线团体,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参加。”该报不仅发表过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陶行知和李公朴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的文章,还严厉抨击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及时报道全国各地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和海外华侨华人支援抗日的言行,生动反映东北义勇军顽强作战的事迹。所以,有的读者称誉“它不断供给民众抗日救亡的新‘情报’”。

根据形势的变化,《救亡情报》曾先后推出四开二版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血案号外”、“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号外”、“西安事变号外”、“援助日厂华工罢工号外”、“悼鲁迅先生特辑”。该报的各期号外都态度鲜明,如“西安事变号外”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会马相伯等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以及《全救会为西安事变致电国府及阎府》两份电报,左下角还印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马相伯、何香凝、宋庆龄三人的亲笔签名。

《救亡情报》因拒绝接受当局的“新闻检查”,只能处于半公开状态。该报社址从不挂牌,通讯由“五大救国团体常务委员处转”,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为免遭破坏,还必须频繁调换印刷所。由于金拮据,该报的印行常无法准时,而且各期版数不等(分别为四版、六版、八版)。尽管如此,该报的发行量仍达一万份左右,主要通过救国会成员个别分发或在群众集会上散发,以及由报摊小贩秘密出售。

同年12月25日,《救亡情报》出至第30期,刊登“紧要启事”:“本报因经费及其他种困难,无法继续刊行,决定暂时停刊,本期即为休刊号……”该报虽然仅存世七个多月,但它曾是上海乃至全国救亡运动的重要喉舌和主要宣传阵地,在复杂的历史时期翔实地记录了包括日军增兵华北、东北义勇军抗战、鲁迅逝世、“七君子”事件以及西安事变的细节,所以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有着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