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8 01:28:16
摘要：“东海孝妇”是《汉书・于定国传》中记载的一则小故事，通过对故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对传统"孝"文化在汉代的新特点，以更好的认识汉代社会。
关键词：“东海孝妇” 孝亲观 汉代社会 变异
初提“东海孝妇”的故事可能有人会感到些许陌生，但说到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名作“感天动地窦娥冤”可能就家喻户晓了。窦娥冤正是在“东海孝妇”故事基础上经过历代流传演变而创作形成的。
“东海孝妇”的故事最早出自《汉书．于定国传》，原文是这样记载的：“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于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佛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当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之后，刘向的《列女传》《说苑》等也对此有所记载。
从《汉书》记载可以看出，班固在此重点并非想从孝妇的角度出发宣扬什么，将其置于“于定国列传”中其实只是一个前奏，以引出于定国的父亲，即故事中的“于公”，最多让我们体会到于公的清廉执法，以此在于定国这一主人翁还未出场就给予其一个好的环境氛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却可以窥探出汉代社会对“孝”的定义及其特征。
一、“东海孝妇”中的“孝”
“百善孝为先”，“人之行，莫大于孝”[1] (《孝经．圣治章》)，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东海孝妇”一词可看出，在时人眼中，此妇的举动是符合社会中对“孝”的标准的，甚至可以说是“孝”行的一个典范。那么她是怎样行“孝”的呢？从文中记载可得知，此妇虽“少寡，亡子”，但她“养姑甚谨”，甚至在其婆婆感觉会拖累她而“欲嫁之”的情形下，她仍“终不肯”。据此可推断，此妇不肯再嫁并非受制于社会习俗，而是单纯的从“孝”的角度、从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出发所做的决定。因此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东海孝妇”之所以被冠以“孝”，是因为其自身有很强的道德自觉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为照顾年老的婆婆，她可以不为自我，不顾自己后半生，从而得到了时人的尊敬。
但事物的发展往往不尽如人意。也许是该命好，碰到一个善解人意的婆婆，她不忍心一个如花被风烛残年的自己拖累而选择了自杀。且不管该婆婆死后故事的发展，若只从婆婆死的角度推断，我们可以说，婆婆完全是因为不肯嫁而自己又不忍心拖累她才自杀的。换句话说，若此听从婆婆的话而选择再嫁，婆婆也许不会自杀而死去。但若结果真如此，此妇还会被冠以“孝”吗？如果再进一步设想，假若婆婆没有直接自杀，而是以自杀相逼劝其再嫁，此时她选择了再嫁，如此的话她还会被冠以“孝”吗？如若这二者都不被认可，为何她只有在牺牲自己后半生的幸福全力照顾婆婆才会被称为“孝”，我们可以从传统孝文化和汉代孝文化对比出发寻找答案。
二、先秦传统“孝亲观”
何为“孝”？《说文解字》释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中国古代专门论述孝道的经典――《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说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一般是对士大夫而言的，对于一般的普通百姓，《孝经．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即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孝就是要适应天地之道，保重自身，以供养父母。孔子也曾对孝发表了许多言论，他认为“孝”是一种基于人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情之爱，子女将对长辈发自内心的关爱表达出来，即可称之为孝。因此将“孝”分为三层：“能养”“无违”“有敬”，能养即尽心奉养父母，无违即绝对服从父母，有敬即对父母敬仰礼对。[2]在这三者中，养为最低层次的，在赡养父母基础上不能对父母违礼，敬重父母是最高层次的。故当子游向老师问“孝”时，孔子大发感慨：“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3]（《论语・为政》）所谓“敬”就是有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孔子提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意思即作为子女，要从从内心情感出发，尊重父母志向和其意愿，即使父母死后也不能轻易改变。另外，“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论语・里仁》）“父母为其疾之忧” [3]（《论语・为政》）等均强调这种内心情感，父母在不远游是因为外出游行必然会引起父母担忧，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孝，应是一种作为自然人的亲情流露而非“被动”的孝，这与西方从人的义务的角度将对父母尽孝视为一种责任有明显区别，也与后世将孝行极端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三、汉代“孝亲观”
至汉代，孝的思想进一步受到重视，统治者置孝、悌、三老行教化，奖励孝行，汉家皇帝谥号也多带“孝”字。这一时期的“孝”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另一方面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尤其是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孝廉制、推行“以孝治天下”后，“孝”被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导民以孝，则天下顺” [4]（《汉书・宣帝纪》），孝成为了统治阶级治国主导思想之一。如果说先秦孔孟时期“孝”还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合乎人本性的自发要求，那么此时“孝”俨然已成为帝王意志下的社会规范，成为了统治阶级治国的工具。董仲舒指出，孝是“天道”对人的启示，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5]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白虎通义》中，孝更是被作为了一种统治策略：“安民然后富足，富足而后乐，乐而后众，乃多贤，多贤乃能进善，进善乃能退恶，退恶乃能断刑，内能正己，外能正人，内外行备，孝道乃生。”[6]（《白虎通义・考黜》）在这种孝道环境下，汉代孝文化一方面蓬勃发展，孝子故事层出不穷，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孝”也呈现出了一些片面化、甚至极端化，造成愚孝，且看：
终身不嫁尽孝。《后汉书．列女传》陈寡孝妇“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当行戍。……夫果死不还。妇养姑不衰，慈爱愈固，纺绩以为家业，终无嫁意。居丧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无子而早寡也，将取而嫁之。……孝妇因欲自杀，其父母惧而不敢嫁也，遂使养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终奉祭祀”。[7]
刻木思亲。《二十四孝．刻木事亲》“汉丁兰，河内人，早丧父母，刻木像，事之若生。”即母亲早亡，遂将木头雕刻成母亲形象，早晚敬奉。甚至“为亲像被击，而奋击张叔”，结果是，他被认为因孝亲“而不惜以身犯法”，非但不被处罚，反而因此得到社会赞扬。
忍辱尽孝。《后汉书．列女传・姜诗妻》广汉人姜诗妻：“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她不得已而“寄止邻舍，昼夜纺绩，市珍羞，使邻母以意自遗其姑。”即寄住在邻居的房子里，昼夜做着纺织，买来珍贵而美味的食物，让邻居的母亲送给她的婆婆。无怪乎当赤眉义军经过姜诗家 时也“弛兵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 [7]
更有甚者，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残害自己，甚至舍命行孝的现象。例如：
“割肉行孝”。即割左臂肉治舅姑之病，甘愿忍受身体毁伤之苦,以己之血肉入药救治父母、公婆。《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蒋瓒妻李妙,年十四为蒋氏童养妇。舅暹患痢,妙宁恻然祷祝,剪左股肉三脔,煎汤以进而病愈。” [8]
“以命尽孝”。《后汉书・列女传》：“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还有因侍奉父母而终身不嫁的济南七女,“亲没以裙负土筑坟,各穴地以殉于旁,俗呼为七女墓。” 等。
结语
通过对比分析，“东海孝妇”中该女子的行为我们就不难得以理解，其举动其实只是那个时期人们的“正常之举”， 是这一大环境下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若她采取上文设想之行为，无论为何原因，估计社会也不会对其有如此高之评价了，因为一方面，她没有做出自我牺牲类的举动，另一方面，她“抛弃”了婆婆，即使结果是，婆婆可能会因此而不死。在这种社会潮流下，基于人性而行孝的原始孝文化初衷淡化了，其社会性被逐渐加强，“孝”文化日益沦落为一纸空符，成为社会衡量一个人的“硬性”道德要求。这些无形中导致汉以后,很多人为追求行孝产生的“社会效应”而将孝行极端化，做出一些损身利亲、殉亲等非人道的行为，由此滋长出历史上影响很坏的封建孝道糟粕。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等级特权和宗法关系，竭力抬高忠孝的作用，提倡愚忠愚孝，也把忠孝道德规范引向了歧途。可以说，“孝”的变异，汉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张倩, 刘友田. 孔子的孝道观[J]. 学理论，2010,（27）.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9.
[6]班固.白虎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M].台北:鼎文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