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评介

摘要：《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一书由历史学者张博所著，共分17章。该书用珍贵的史料，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近代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人与事。其中包括是否收到首届奥运会邀请函、“奥运三问”怎样被提出、我国前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产生，以及观摩或参加第9、10、11、14届奥运会的经过。全书内容史料丰富，文字流畅、观点鲜明，体现了作者的创新精神。

关键词：体育史；奥林匹克运动；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1-0071-04

近日，体育在线学术论坛上出现了一位青年才俊，从其自我介绍中知悉，此人名叫张博，辽西人士，1973年生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与坛友的交流中，张博士表现出对近代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熟悉，并著有一本名为《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以下简称《记忆》)。读过此书的网友均表示值得一看，此书也得到了易剑东教授的赞誉。

1　《记忆》主要内容

翻开《记忆》，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前勒口有作者身着西装的一张靓照，左手轻抚领带，不失轻松的一笑，并配上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作者简介，让此书的吸引力更增添了几分。该书与一般的学术著作不同，美术编辑为这本书做了精美的外部装帧和内文版式设计，以桔黄色为主色调的书壳，配以中国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办者张伯苓、王正廷的照片，全书配上百幅珍贵插图，整本书的体例显得生动、灵活。把书翻到封底，题写着这样一些疑问：中国收到过首届现代奥运会的邀请函?盛传的“奥运三问”确有其事?最早亮相奥运赛场的中国人，真是刘长春?“球王”李惠堂带领的中国足球队缘何败走柏林?中国第2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为什么不是张伯苓……单是封底的这些疑问便引人入胜。

《记忆》一书共17章按其描述的历史事件可分为7个部分，第1章“一张邀请函：千古谜案”记述1896年，13个国家参加的在希腊雅典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东方大国，当年，“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是否曾邀请中国人参加?史上曾有这样的记载：1933年，中国体育记者阮蔚村出版的《中国田径小史》中提到，顾拜旦于1894年，由法国驻各国公使分致各国通牒，邀请参加第1届雅典大会，中国政府也接到了法国驻华公使递来的通牒，当时李鸿章主阁，因为此际中国朝野上下，尚不知田径为何物，所以对法使的通牒几乎没法答复。不少体育学者也支持这一说法。但作者通过周密的考证，发现此事疑窦重重。首先，李鸿章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代表，在天津创建了多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当时天津已出现网球、足球和其他体育项目的俱乐部，李鸿章虽不见得对西方体育有多深认识，但说他不知体育为何物，未免太低估这位洋务大臣的学识。其次，两位曾经担任过驻法公使的清廷大臣薛福成、庆常的著述和文集中也未见提及“通牒”。最后，亚洲最早参加奥运会的国家是日本，明治维新与甲午战争后，日本国际影响力渐大，尽管如此其首次参加奥运会已是1912年的第5届了。作者认为中国曾收到通牒或许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是一厢情愿而已。

《记忆》的第2章“‘奥运三问’：事实还是捏造”。“奥运三问”在中国体育史上有重要地位，据说，1908年《天津青年报》一篇文章中刊登过这样3个疑问：“什么时候中国能派一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到北京来参加奥运会?”“奥运三问”是否确有其事，又是如何提出呢?作者亲赴中华基督教天津青年会资料室考查，发现《天津青年报》于1908年已改名为《星期报》，1908年5月23日伦敦奥运会前夕，一篇名为《竞技体育》的文章写道：“尽管中国没有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到底要等多久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得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只要我们有信心，相信那并不是一件难事。国家有责任发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会，而且要积极争取二年一度的奥运会在中国举行。”看来，我们如今所认知的“奥运三问”，是后人依据这段话而概括总结的，并非真有“奥运三问”的存在。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与1900年巴黎博览会一样，商务活动与奥运会同时举办。因此，清政府效仿此次奥运会的模式，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同时于1910年10月18日，大清王朝举办了一届全国性的体育竞技比赛。赛会分为华北、上海、华南、吴宁(苏州、南京)、武汉5区，从项目设置上看，这届全国运动会更像是一次克隆版的奥运会。

第3章“第一个委员：顾拜旦推荐的人选”。这一章记述了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产生以及1928年中国第1次派员观摩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过程。中华民国建立后，体育发展进入新阶段，在王正廷、张伯苓和菲律宾青年会总干事布朗等人的倡导下，1913年首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在菲律宾举行。1915年上海承办了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这届运动会举办之际，国际奥委会发来电报承认远东体育协会为国际奥委会在亚洲的区域性组织，并邀请中国参加1916年第6届奥运会，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使第6届奥运会夭折，中国失去了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此时的顾拜旦已将目光锁定中国，他意识到只有中国参加奥林匹克大家庭，才能使奥运精神发扬光大。于是在1922年6月举行的第20届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顾拜旦力荐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巴黎奥运会还发生了一件国人所不知的“三位网球手之谜”，作者查阅史料发现，当年有3位旅美留学生参加完戴维斯杯网球赛后，代表中国参加了1924年巴黎奥运会表演项目的网球比赛，他们是韦荣洛、吴仕光和徐恒三。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第9届奥运会观礼台上，出现了中国体育界代表前来观摩奥运会。这是近代中国第1次正式派代表出席奥运会，他就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派出的代表――宋如海。

《记忆》一书第4～7章“记述了运动员刘长春、教练宋君复及体协的秘书长沈嗣良作为代表，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经过，其过程可谓环环相扣、跌宕曲折。早在宋如海观摩1928年奥运会时，就表示中国要派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消息灵通的美国新闻界发出这样一条消息：“中国至少会有12名选手出现在洛杉矶的赛场上。”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却在1932年5月表示，中国将不派遣选手参加比赛。就在这时，东北一家报纸发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洲国将派遣于希渭、刘长春参加奥运会，全国一片哗然。要知道洲国可是日本侵华后建立的伪政权，怎能代表中国!为此，日寇多次骚扰刘长春及其家人，逼迫其参会，刘长春只能到天津躲避，并在《大公报》慷慨陈词：“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叛国，做人马牛。”由于民国政府的不作为，为了能让刘长春等有实力的选手参加奥运会，做为民间组织的体协“四处化缘”、筹集经

费。为此，协进会理事、东北大学体育部主任郝更生求助张学良将军，在家仇、国恨的驱动下，少帅捐助8000国币(当时1美元折合国币5元)，使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赴美的经费得以解决。对于运动员参赛资格有决定权的体协，也大开绿灯，王正廷破天荒地不经全体会议讨论，允许刘长春先行赴美，相关认定则随后追认。由于重重困难，当刘长春与教练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于1932年7月29日抵达洛杉矶时，距其参加奥运会第1项百米比赛仅差一天。31日下午3点，参加百米预赛的38位选手，分成7组竞赛，刘长春由于体力不支，失去了复赛资格。200米比赛，刘长春也是输在了最后20米，这使国人扼腕叹息，可怜当时国力衰弱，国民政府竟难以资助分文经费，仓促参赛如何取得好成绩?

《记忆》第8-12章记录了中国体育界组织、筹备、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历史。体协吸取刘长春前次参加奥运会失利的教训，于1936年4月在清华大学专门组织训练班，由清华大学体育部马约翰教授负责，培训田径运动员，并启动筛选代表团成员的工作。随同代表团出国的还有一支特殊的代表队，他们虽不参加正式项目，但却在柏林引起了轰动，这就是中国国术代表队。中国代表团虽然组成了数百人的队伍参加柏林奥运会，但国民政府拨款却远远不足，体协只得自己解决，无奈足球代表队提前2个多月远征东南亚，赚取门票收入，这使得很多队员伤病缠身、难以休息。中国代表团在柏林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上，并没有取得开门红，仅有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进入复赛，可惜他连比赛用的撑杆都要现场借用，复赛伊始便被淘汰。柏林奥运会足球赛实行淘汰制，拥有“亚洲球王”李惠堂的中国队首轮便对阵现代足球发源地英国队，中国队不畏强手、先声夺人攻入一球，可由于体能不足和裁判的偏袒最终败下阵来。篮球和其他项目运动员的境遇也不佳。而中国传统项目武术则颇为露脸，深受观众欢迎，并被邀请在德国各地巡演，压轴绝活“空手夺枪”最多要谢幕十余次，甚至希特勒都亲临现场观看。此外，本届奥运会篮球决赛的裁判工作，经严格考核最终由中国篮球队教练舒鸿担任，其亮相国际赛场，是中国代表团继武术表演之外的另一个亮点。

第13、14章讲述了中国第2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产生和首次提出准备申奥的经过。1939年6月，国际奥委会传来消息，又一位中国人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就是孔祥熙。这一消息让体育界人士感到诧异，当时不少体育活动家对中国体育贡献很大，比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体协总干事郝更生等人，而为何第2位委员是孔祥熙。原来当时体协是民间组织，其经费来源主要靠政府补贴、社会捐助和门票，其中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孔祥熙作为国民政府财政总长，调拨费用只需大笔一挥，考虑到中国奥运历程，这样的选择或许是无奈之举。孔祥熙虽未参加过任何一次国际奥委会会议，但2次为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雪中送炭，解决了经费困难。1945年6月1日，在陪都重庆举行的体协理事会议宣布，中国将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办奥运会，让奥运圣火在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点燃。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王正廷、张伯苓、董守义、郝更生、吴蕴瑞、马约翰等20余人，他们书写了近代中国奥运史的新篇章。

《记忆》一书的15～17章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前，体协组织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经过。1947年1月体协开始了伦敦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摆在面前的2道难题，便是选手选拔与参赛经费。由于筹款问题压倒一切，体协专门由王正廷、孔祥熙等人成立了筹款委员会。一些既是体育爱好者，又是公司老板的富商，为代表团捐了近百亿法币，但要么要求随团出国，要么要求做顾问，无奈体协只好接受了富商们的要求。由于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郝更生在运动员选拔、体协总干事人选和代表团参赛等问题上飞扬跋扈、独断专行，致使不少优秀运动员未能取得参赛资格。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没有取得值得炫耀的成绩，足球、篮球2个集体项目小组即被淘汰，原本有希望的自行车运动员荷兰籍华侨何浩华也不幸摔倒在赛场上。由于代表团返程的经费没有着落，无奈王正廷还向已在美国的孔祥熙求得3000美元，又同代表团富商们西借东凑才算解决了回国费用，境遇可谓凄凉。

2　《记忆》一书的主要特点

1)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承认，目前体育学界的圈子不大，人也不多，很多话不好说、不能说，学术争鸣的热情不高。而《记忆》一书的作者，为我们做了学术探索与争鸣的榜样，书中多处有不同以往研究的创新观点提出。比如，书中第9页涉及清政府是否接到国际奥委会邀请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清政府收到邀请但未派人参加，原因是当时光绪皇帝与群臣无人认识顾拜旦；也有学者发挥成收到邀请，但病入膏肓的清王朝，没有力气、激情、心绪接受来自奥林匹克运动新思潮的召唤……经作者查阅大量一手资料，从逻辑上展开严谨的考据，认为并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实当时清政府收到了国际奥委会发出的邀请。

又如，书中第24页涉及“奥运三问”时提出，有的学者关注了张伯苓而忽视了“奥运三问”的问题；有人认为“奥运三问”提出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之前，却没有具体时间、内容；有的学者则将其内容具体化，但没有说明刊登的具体时间……而作者通过到中华基督教天津青年会的资料室，查阅当年的《星期报》(英文名为Tiensin Yong Men)才最终发现在1908年5月23日，伦敦奥运会前夕，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竞技体育》的文章，提出涵盖“奥运三问”核心内容的一段话。

2)史料丰富，功底扎实。

阅读《记忆》一书的过程中，发现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这些古旧书籍、期刊、日记，特别是清末民初这一阶段涉及近代中国奥林匹克的史料极为丰富，仅参考文献中标注的书籍就包括1929年宋如海著《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1933年阮蔚村著《中国田径赛小史》、1933年沈嗣良编《第十届世界运动会》、1948年李惠堂撰《球圃菜根集》、1948年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史》、1948年版《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总华代表团筹备经过》、1948年版《伦敦奥运前夕》等；期刊有民国时期出版的《网球年报》、《体育季刊》、《体育史料》、《勤奋体育月报》等；报纸包括1908～1948年的《大公报》、《申报》、《益世报》、《体育周报》、《星期报》等，以及董守义、刘长春、张邦纶等近代体育人物编写的与自身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经历相关的书籍。

阅读中发现作者常常因要考证某一小问题，就需相当长的时间查阅资料，像上文提到“奥运三问”的问题，作者不仅查阅了现代奥林匹克研究，还查阅了大量古旧书籍、报刊，并亲赴天津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资料室，才得以揭开历史的真相。作者这种力求第一手资料和严谨的研究态度，告诫我们做学问必须要有真实的论据，不能凭空想象，甚至借题发挥，无论

对于史料还是数据，甚至是微小的计量单位都应力求准确、无误。

3)文字流畅，版式精美。

如今，拿到一本体育科技期刊阅读其上的文章，常有“嚼蜡”之感，而《记忆》一书引人入性，仅用3天时间便可通读一遍。全书更似一本“章回体小说”、历史随笔或者文化读物，不少小故事穿插其间，如“郝更生飞扬跋扈，足球领队打其耳光”、“王正廷筹款，让行长下跪”、以讽刺的口吻，评价孔祥熙对近代中国奥林匹克的贡献等等，可见此书的可读性很强。此外，书中提到奥林匹克运动名人，均会在注释中详细介绍，读者可借此加深印象：每章的结尾都会有下一章节的引子，吸引读者进一步阅读。《记忆》一书的版式设计精美，全书共配数百张珍贵插图，如记述“奥运三问”的《星期报》图片、刘长春等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式照片，以及王正廷、张伯苓、郝更生等人的肖像照等，在书中都有展现。另外，每章的篇章页均为彩色，有介绍章节内容的文字，还用精美的插图，此书可谓图文并茂。《记忆》一书的设计体现了人性化特点，如翻口和订后留下不少空白，方便读者记读书笔记；纸张采用环保的轻型纸，便于读者携带等。《记忆》的内容与设计作者和编辑考虑的非常周到，体现了为读者服务的精神。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看到《记忆》一书优点的同时，也发现了不足之处。如，史书作者应保持中立立场，或许因为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缘故，又工作于天津社科院，书中对于天津人和事的描述浓墨重彩了一些；作者对体育的了解还有欠缺，书中第5页提到复兴古代奥运会的首创者并非顾拜旦，并举出“蒙特利尔奥运会”等赛会，但实际上只有顾拜旦秉承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宗旨和内容，并将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甚至早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坚决不允许女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参赛。

参考文献：

[1]张博，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2]阮蔚村，中国田径小史[M]，天津：百城书局，1933：1

[3]高原，百年沧桑话奥运[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88：103

[4]张金桥，奥林匹克运动[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07

[5]佚名，竞技体育[N]，星期报，1908-05-23，

[6]佚名，世界运动会史略[J]，勤奋体育月报，1924，3(5)：427

[7]佚名，欧林匹亚大会与中国[J]，体育周报，1932(19)：19

[8]刘长春，我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始末[G]奥运会与中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64

[9]沈嗣良，第十届世界运动会[M]，上海：勤奋书局，1933：37

[10]罗时铭，奥运来到中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68

[11]王晓华，张庆军，百年中国奥运[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166-167

[12]中华全国体育协会理监事会[Z]，中华体育通讯，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