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转型战略浅析

一、文献综述

资源型城市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发达国家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工业化进程较早，对资源型城市的开发力度较强，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地区也较早开始探寻经济转型道路。中国进入工业化进程较晚，资源开采技术水平低，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开采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资源开采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且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所好转。这种更高消耗、更低产出、更高污染的资源产业和城市发展引起了学者或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一）国外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由于煤炭不断被廉价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所取代，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能源型区域的发展状况，探寻区域发展波折的原因。国外学者对次的研究经历从对单一区域的发展进入到对群体的实证分析，后从对资源型区域整体分析进入到对特定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果逐渐显现，这种对资源型城市特定问题的研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城市持续发展”、“城市生态环境”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三个方面成果颇丰。城市持续发展方面，COLLADOS和DUANE认为城市持续发展的能力可以通过模型对综合资源的环境功能、持续发展能力和再生力进行判断。BLAKELY为了分析21世纪复杂的网络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对资源开采的依赖，设计了详尽准确的模型。SIMONIS探讨了城市化的本质，并对21世纪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有效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提出来社会判断尺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类活动不断集聚，这要求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与人口增长相协调，否则交通拥挤和通讯等问题必然会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绊脚石”。要满足对城市和人口的服务，必须将财政权利分离出来，以提高政府内部财力。要使工业生产系统朝着环境友善的方向发展，只有使环境成本内生化，也就是由企业承担处理其生产所造成的污染所需的成本。在城市生态学研究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和有限的城市资源之间矛盾的加剧，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各个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PRIEMUS将生态突破战略以环境影响链的模式表述出来，认为城市系统中环境质量、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与区域和城市运动有关的物质流（如：能源、资源）以及参与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环境投资是城市系统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德国萨尔州是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较为成功的案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萨尔州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旅游业发展。2009年萨尔州经济得到恢复，对外贸易额达到207亿欧元，占全德对外贸易总额14％。2010年，萨尔州GDP总值超过300亿欧元，出口比重达到488％。目前，萨尔州煤钢领域就业人员比重不足5％，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取而代之的是汽车及汽配工业等新兴工业。萨尔州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产值比重不断提升，就业比重超过就业总人口的2／3，第三产业成为萨尔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二）国内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历程较长、开采规模较大，在发展中出现不少问题，且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九十年代以来，资源型城市的相关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某个特定资源型城市或者某个特定地区发展方式转型研究；另一类是就对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发展方式转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探讨。资源型城市界定方面，由于对“资源”的定义不同，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的定义也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资源型城市定义为“依托于自然资源、依靠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与经营而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城市”。也有学者认为资源型城市为“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等资源型产品的一类城市”。这一解释得到大家更多的认可，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之一。特定区域转型发展研究方面，刘爽等分别对我国东北的5个典型性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每个城市的发展态势确定相应的转型模式。也有学者研究了城市职能转型，认为发展的旅游职能能够带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变，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带动城市经济转型，将城市对内服务转为对外服务，融入、建设经济圈，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转型。共性问题探讨方面，路世昌和祁泉淞将资源型城市转型归为产业替代模式、产业接续模式和复合模式，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实施标准。王青云，张米尔则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基本思路与应实施的政策措施进行了研究，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避免“矿竭城衰”的有效途径，实现矿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合理开发资源，推迟资源枯竭的到来；一方面是针对资源枯竭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先做好预防工作。鹤岗市是阜新成功转型后的试点城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确定“五位一体”的转型战略、思路，以产业转型为核心，在国家宏观调控基础上，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区域产业、经济优势，大力建设“经济区”、发展“十大重点产业”实施全面转型。与2006年比，2012年鹤岗全市GDP增长14倍，达到300亿元；财政收入增长2倍，增长到488亿元。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

城市转型是与城市按一般发展规律、延续传统发展模式的常规型发展有着重要区别的非常规发展，是随着发展的时代背景、发展阶段而不断转变的。城市转型需要通过理论创新来实现城市发展观念、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的转变，通过不断调整城市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实现城市在新环境、新时期中发展模式的转变］。因此，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历程、发展阶段和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它们的发展情况与特点也不相同，以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时选择的路径和实践方式也不同。一般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模式分为3种：产业接续模式、产业替代模式和复合模式。产业接续模式。通常借鉴美国休斯敦的经验，不断延伸产业链，对资源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资源型城市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改造对城市原有资源产业的纵向发展，使下游产业链不断扩展、产品的加工深度不断增强，产业集群发展逐渐由资源开采为主转变为以资源深加工为主，从而带动区域产业的转型。这种模式是一种城市内外部力量共同参与的转型模式，主要适用于资源存储与开采具有一定优势且地域面积较小的地区。资源型城市可以通过自身的内部积累发展下游企业、延伸产业链，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实现产业转型。这种转型模式需要在发展原有资源产业的同时注重产业的自我积累和纵深发展，实现在恢复资源产业活力的同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产业替代模式。选择适合该区域发展的产业，既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开发时期所奠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基础，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等吸引外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非资源产业，摆脱城市发展对原有资源的依赖。采用这种模式，转型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具有发展优势的产业，并不断完善鼓励该产业发展的政策，带动区域非资源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的产业优化升级并形成新产业体系及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模式是最彻底的产业转型模式，适用于资源枯竭或者开采成本很高的资源型城市，但如何在以采掘业为主导的产业基础上，发展有竞争力的替代产业群是该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产业接续与产业替代的复合模式。在城市转型的初期采取产业延伸模式，培育替代产业，使主导产业逐步由采掘业转变为加工业，随着加工业的发展、城市功能的完善，转为采取产业接续模式，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促使城市逐步演化为综合性城市。适用于经济对资源开发依赖程度高且有其它较有优势产业的资源型城市。这类城市的产业发展较为均衡，因此，在资源产业外仍存在较有发展潜力的非资源产业，通过对这种产业的政策和经济扶持，从而实现城市产业优化升级的目的。转型过程中要十分重视主导产业的选择，以产业高级化和辐射力强为主导产业的选择依据，大力培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以便于城市的平稳过渡，而对于原有的资源开发企业则逐渐予以关停或压产。

三、山西省转型试点城市发展态势

山西省是煤炭资源大省，2011年山西省原煤产量达到87228万t，占全国总产量的25％。其中，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临汾、吕梁7个试点城市煤炭产量超过51225万t，占全省原煤总产量的58％以上。7个试点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300亿元，占全省总产值的50％左右，其中煤炭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

（一）山西省转型试点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2011年山西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07—2011年间7个试点城市GDP年均增长率均超过10％。按GDP增长率的高低将7个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GDP增长率超过在20％以上的地区，包括阳泉、长治、晋城、吕梁。这4个城市的GDP增长率较高，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中，吕梁地区人均GDP水平最低，为3万元，属于经济基础较弱但发展速度较快地区；阳泉、长治、晋城人均GDP水平达到中等水平，属于经济基础较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另一类是GDP平均增长率在10％～20％之间的地区，包括大同、朔州和临汾。其中大同和临汾的人均GDP水平较低，仅为朔州的一半左右，经济基础较差，而较低的GDP增长率使大同和临汾与其他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可见这两个城市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任务仍然艰巨；朔州人均GDP值是样本中最高的，达到5万元，经济发展基础雄厚，但GDP平均增长率较低，可能是由于朔州原有的产业发展处于“瓶颈”阶段，经济发展难以突破。山西省城市发展基础不同且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速度也有所差异，导致山西省各市区经济发展起点不同、发展能力不同。在城市发展中，单靠政府招商引资，对于协调资金在省内城市间的分配力度有限。要促使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城市间经济交流，促进资金从发展较好地区向发展较弱地区的流动，加大对发展较弱地区的资金支持。此外，城市间频繁的经济交流有利于形成区域经济圈，发挥产业集群的规模效益，从而促进城市的共同发展。

（二）山西省各市经济发展的历史惯性还很大，工业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山西省是工业大省，工业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2011年，山西省转型试点城市工业产值占GDP总产值的比重均在50％以上，吕梁地区的工业产值比重高达737％，可见山西省对工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对工业产业的过度关注，必然会影响资金对农业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影响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尽管临汾是转型试点城市中农业产值比重最高的，但也仅为659％，最低的是阳泉，农业产业比重不足百分之二。可见山西省第一产业总体发展相当薄弱。第三产业发展方面，虽然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均在300亿元左右，但在GDP总值中的比重却有较大差距。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是大同市，达到437％，仅比第二产业比重低7％，比重最低的是吕梁地区，仅为22％，低于第二产业比重52个百分点。据此将山西省转型试点城市分成两类：长治、临汾、吕梁为一类，其第二产业比重高、工业基础雄厚，第三产业发展薄弱。在城市转型中缺乏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的经济内生动力，需要政府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扶持接续产业的发展；大同、朔州、阳泉和晋城为另一类，其第二产业发展明显弱于第一类城市，而第三产业发展较好。这类城市工业发展稍弱、经济积累程度不高，在转型中需要在原有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振兴工业，提高城市经济积累，并不断培育接替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这两类城市的发展均需要政府继续扩宽产业融资渠道，加大产业发展经济和政策保障力度，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非营利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利益追逐之间的矛盾较大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同时肩负着经济增长和城市转型两项任务，而经济增长是城市转型的保障，也是城市转型的目的。但是城市转型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包括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这要求提高政府社会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资，而这部分投资力度的加大，必然弱化了资金对经济效益的追逐能力，因此，经济转型与城市发展之间不仅相辅相成，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政府协调资金在两者之间的分配。山西省7个转型试点城市中朔州、长治、临汾和吕梁地区对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投资的关注程度较高，尤其是吕梁地区对技术设施和公共事业投资的额度明显超过经济项目投资。这虽然有利于吕梁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但也使得吕梁地区GDP增长率有所降低，吕梁地区政府应加大对第三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一方面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一方面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

（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有所成效，地区差异较为明显为了改变山西省煤炭企业“小、多、散、低”而导致煤炭产业竞争力大幅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山西省从2008年开始，大力推进实施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使山西省煤矿企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和信息化迈进，走上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011年山西省转型试点城市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总体成果显著，煤炭经济不断复苏。朔州、长治煤炭产量大幅增加。2011年朔州全年生产原煤185973万t，比2010年增长1627％，地方煤矿和平朔煤矿原煤产生量分别为767630万t和10921万t，同比增长3692％和513％；销售量分别为760035万t和796545万t，同比增长3570％和745％。长治市2011年原煤产量达498850万t，同比增加104232万t，历史上首次实现年增一千万t目标。大同、阳泉、晋城和吕梁地区煤炭产业平稳发展。2011年大同全年原煤产量达1034747万t，较2010年增加了9444万t，同比增长1263％；阳泉市2011年全年累计完成煤炭生产189175万t，同比增长35％；2011年晋城地方煤矿煤炭产量首次突破5000万t，实现现价煤炭工业产值36822亿元，同比增加8199亿元，增幅为2864％；吕梁地区原煤产量则达到近7000万t。临汾市煤炭企业发展有待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状况有待进一步提高。2011年临汾市属煤矿（不包括霍州煤电集团1415万t原煤产量）原煤产量3398万t，虽比2010年增加1000万t左右，但相对于全市整合后1亿t左右的原煤产能仅发挥34％。且由于临汾市煤炭赋存属高瓦斯，开采难度不仅大，而且技术要求高，安全生产的条件与其他地市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2011年，临汾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027，高于全省3倍。山西省试点城市煤炭产业总体发展良好，通过企业兼并重组，产量稳步增加，实现经济利益稳步上升。然而，煤炭产业属于高污染产业，煤炭开采所造成的地下水污染、粉尘污染等仍需引起关注。2011年山西省全省废水排放量达到40000万t，虽比2010年增加1000万t左右，但相对于全市整合后1亿t左右的原煤产能仅发挥34％。且由于临汾市煤炭赋存属高瓦斯，开采难度不仅大，而且技术要求高，安全生产的条件与其他地市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2011年，临汾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027，高于全省3倍。山西省试点城市煤炭产业总体发展良好，通过企业兼并重组，产量稳步增加，实现经济利益稳步上升。然而，煤炭产业属于高污染产业，煤炭开采所造成的地下水污染、粉尘污染等仍需引起关注。

作者：彭超张艳荣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