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诉说中国人的千年孤独

在中国文学界，他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笔触始终紧贴苍茫大地以及卑微无助的底层人群；他怀抱着热情与仁爱，书写着孤独与苦难。他就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刘震云。

被疯子领上了文学道路

刘震云出生在河南省延津县一个叫大庄的村子。延津是刘震云的情感触点，他有一半的作品都以这里为背景。

历经了千百年沧桑巨变，这块土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十分贫瘠，老百姓穷得连肚子都填不饱。15岁那年，刘震云选择了当兵，理由很简单，“到部队当兵，不仅可以填饱肚子，好好努力，到时候提了干，就可以回家娶媳妇了。”

随后，刘震云在甘肃大戈壁上一呆就是5年。在部队里，他认识了一位姓冯的战友，这人酷爱写诗，刚到部队就写出“新家安在长城端”的诗句。

战友复员回家时，带走了很多“马恩列毛”的书，并对刘震云说，他要把这个世界搞懂。在战友的影响下，刘震云开始学习写诗。

后来，刘震云回老家看望战友，发现他因为总看书，不下地干活，被村里人视为疯子，后来真的成了一个疯子。

刘震云说，是一个疯子把他领上了文学道路。

从部队退役后，刘震云并没有被提拔转干，而是回到老家当起了中学老师。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刘震云成了第一批高考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夺得了河南省的文科状元，考入北大中文系。

大学期间，刘震云开始写小说，他的处女作发表在北大杂志《未名湖》上，除了刘震云的小说之外，这期杂志还发表了两篇校外来稿，分别是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和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参加工作后，刘震云继续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根据自己参加高考补习班和新兵训练生活的经验，发表了引发外界好评的《塔铺》和《新兵连》。

思考哲学的作品

1992年，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出版，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

《一地鸡毛》从妻子、孩子、教育、豆腐、保姆、单位中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入手，描写了主人公小林在单位和家庭的种种遭遇及内心的演变。该书以生动的细节和人物形象取胜，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给人们内心和外在带来的变化。

从《一地鸡毛》开始，刘震云一改其早期作品中“温情叙事”的模式，确立了创作中的平民立场，把都市小人物的琐碎生活和沉沦无奈的存在状态深刻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

他用不失简洁的白描手法，相继创作了反映城市生活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作品出版后广受好评，凭借这些作品，刘震云被认为是“新写实”的扛旗手，和池莉、方方等一同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

刘震云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价值正是在于追求变化：“下一篇作品，要和上一篇作品不一样，如果一样，就成了废话。”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刘震云始终处在一种对艺术永不停歇的执着探索之中。在“官场系列”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时候，他并没有陶醉，而是开始了“故乡系列”小说的创作，连续出版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几部长篇小说。

此时，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间，都市小说已经成为文坛的新宠，但刘震云却开始了自己对历史的反思，一头扎进故乡，去思考历史。有学者表示，刘震云的这一转变奠定了他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思想型作家的地位。

不过，刘震云的探索也付出了代价，这些具有深奥思想的小说，加上张扬繁复的寓言化、狂欢化的文体形态，使他一度失去了许多大众读者。

“文学是来干什么用的？你可以说它是用来讲故事的，但刘震云的文学可能不是在讲故事，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思考。大家读我的作品，会发现每一个作品思考的都是生活中不存在的哲学道理。”刘震云说，“《一地鸡毛》讲的就是大和小的概念，对于主人公小林来说，一块馊豆腐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而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则讲的是芝麻怎么变成西瓜，蚂蚁怎么变成大象的哲学道理。”

可以向马尔克斯致敬的作品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向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致敬的作品，因为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

在西方社会，人们若要倾诉，只需要找上帝就可以。在中国，没有神，只有知心朋友。但朋友和上帝最大的区别在于，朋友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别人，因此中国人的孤独常常在于无处可倾诉。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通过讲述被扣上绿帽子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及周围的人找“说得着”的朋友，却经历着“说得着”到最后“说不着”的曲折故事，来证明中国人的孤独和寂寞。

刘震云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他创作过的最好的作品，这部作品对他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写作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写东西，到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发现作者要说什么并不重要，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刘震云说，“像杀猪的老裴，他说的话比刘震云说的话要广阔得多、深入得多。我每天的写作不是在写而是在倾听，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打工的父老乡亲有孤独却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打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刘震云说。

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孤独和寂寞只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这样高级的精神活动。但刘震云将这个阶层扩大了，无论是磨豆腐的、贩驴的、剃头的还是杀猪的，他们都有着严重的精神痛苦和流浪。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给《一句顶一万句》的评语是：“通过塑造两个以‘出走’和‘还乡’为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的人物，形成了深具文化和哲学寓意的对称性结构，在行走者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缘起缘尽中，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

我们应该知道真实的昨天

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品牌。从2003年的《手机》到2012年的《1942》，观众发现，这两个幽默的人碰到一起后总能给人带来异样的惊喜和感受。

19 42年，河南发生，这段历史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幸存下来的人，也都不再记得。

冯小刚在接受采访时说：“300万人从地缝里消失了，别说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中国也没人知道，我们不看刘震云这小说，不拍这电影，不再了解这件事，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被饿死了，他一定要问是谁把我饿死的？我为什么要死？但是300万河南人就这样死了，没有任何追问。”刘震云说。

1992年，刘震云开始撰写《温故1942》，他想探究这遗忘背后的原因，因为真相很重要，他希望后代能够知道这件事。

1993年王朔把《温故1942》交到冯小刚手里后，冯小刚就一直惦记着要把这部小说改变成电影。无奈，种种原因，拍片计划一直被搁置。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刘震云和冯小刚聚在了一起，饺子下酒，几杯下肚后，刘震云郑重地对冯小刚说：“我今天来是把《温故1942》交给兄长，此后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刘震云和冯小刚就沿着当年逃荒的历史路线，采访了上百人，在路上寻找故事。

历时19年，影片《1942》终于上映。作为影片的编剧，刘震云几乎参加了《1942》剧组所有的宣传活动。尽管这部影片的票房没有冯小刚以前的喜剧电影那么好，当面对外界的质疑时，刘震云再次发挥他的刘氏幽默：“写《1942》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民族不好意思一次，没有高票房也是不好意思的一部分，如果它要跟喜剧片一样的票房，那会使我们特别不好意思。”

刘震云说，他曾经被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无知，和自己外祖母的遗忘所震惊，不过他慢慢理解 ，当人们真的身处在一个不再饥饿的社会，才有可能开始回忆饥饿。当人们身处在一个对历史有真正好奇心的当下，才有可能去追问已经消失的过去。

续写小林故事，感受中国近30年变化

30年前，《一地鸡毛》里的主人公小林觉得自己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这样的逻辑一直延续到《温故1942》里面，甚至被放大到更大的悖论，究竟是300万灾民的性命重要还是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更重要？

历史选择了后者，但刘震云却要还原前者，在他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中，他把小节变成大局，他要读者倾听芝麻长成西瓜的声音。

在最近几次的公开场合中，刘震云都表示希望能够续写小林的故事，刘震云说：“30年前的中国社会特别单一，是一个权力社会，而30年后，中国社会特别的纷繁复杂，除了是个权力的社会，还是个金钱的社会，是个权力和金钱杂交后形成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单元。那个文静的公务员小林，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由小林变成了老林，在繁琐的生活中，他又将遭遇怎样的起伏？”作为读者，人们期待着刘震云的新作《鸡毛飞过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