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民国那些单身名媛

曾经有一段历史，因年代久远且朦胧，许多人和事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曾经有一群女子，她们如烟花般绚烂，却输烟花三分寂寥。你我一起翻开尘封的记忆，共同追寻民国那些单身名媛的故事。

绝代风华的“剩女”：吕碧城

20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乃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入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父亲吕凤歧，清末进士，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造诣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与其姐吕惠如、吕美荪被称为“淮南三吕，天下知名”。1895年，其父去世，族人觊觎吕家家产，母亲遭幽禁，身处北京的吕碧城听到消息，四处告援，几番波折，方才解决。与吕家有婚约的汪家得知此事后，要求退婚，吕家孤女寡母不愿争执，协议解除了婚约。当时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这对吕碧城此后婚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遮掩不住她位列“民国四大才女”之首的绝代风华。

1903年，吕碧城来到塘沽投靠其舅父。后她想去天津市内探访女学，遭舅父反对，一气之下径自踏上去天津的火车，开始了她执笔《大公报》的才情岁月。在《大公报》期间，吕碧城屡屡发表诗词作品，还撰写大量鼓吹妇女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得到了当时《大公报》的老板英敛之的赞许并赋诗“稽首慈云，洗心法水，乞发慈悲一声。秋水伊人，春风香草，悱恻风情惯写，但无限悃款意，总托诗篇泻”，竟惹来英夫人的误会。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吕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后因不满袁称帝，毅然辞官离京。1918年，吕赴美求学，后又漫游欧美七年，留下诗集《鸿雪因缘》，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吕碧城虽说一直倡导自由恋爱，对于爱情也有自己一番独特的见解，曾评价袁克文(袁世凯二儿子)“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一针见血，恰如其分。她还曾自诩：“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年岁较轻”，言外之意世上能与之匹配的好男人唯有梁启超、，可惜一个早已结婚，另一个与她同岁，自恃清高，加上早期退婚的阴影一直困扰她，终身未婚，于1943年在香港孤独辞世。

“化蝶”陶然亭畔的才女：石评梅

北京，陶然亭畔，西湖之滨，矗立着一尊青年男女并肩相依的雕塑，男者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高君宇，女者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山西省平定人，著有《匹马嘶风录》、《红鬃马》、《涛语》等。因爱慕梅花之肖丽坚贞，自取笔名评梅。1919年，石评梅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尽情享受精神解放带来的快意，在《语丝》、《晨报副刊》等发表文学作品。在那个“狂飙”的年代，进步青年为了国家民主、人民自由常常进行演讲、集会、游行。石评梅在一次同乡会上，遇上了她这一生难以释怀的男人――高君宇。她为他反帝反封建的演讲所震撼，他因她是老师的女儿陡生亲切。于是两颗激荡的心通过书信往来有了更多的碰撞，渐生情愫。1923年，高君宇积劳成疾，在西山养病，他采一枚红叶，题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予石评梅示爱。可是石收到后感愧交并，因为她抹不去与吴天放相爱的记忆。原来石评梅在赴京读书之时，其父把她托给乡人、北大生吴天放，请他“多多关照”。独自一人在北京的石评梅很快被颇有心计的吴天放俘获芳心，谁知风流倜傥的吴天放却是个有妇之夫，既不愿离开妻小，又奢望与石保持私情。石评梅觉得这是对她的一种侮辱，后与吴天放一刀两断却又藕断丝连。望着红叶，石评梅写下“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并将红叶退给了高君宇。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叛乱，高君宇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前去平叛，所乘汽车遭枪击。受伤之际，高君宇不忘给石评梅买生日礼物：象牙戒指。就当石评梅铭感于高君宇的赤诚、忠厚，冰心开始融化之时，高君宇病逝于北京。石评梅遵从高遗愿，将其安葬于她俩相见相知的陶然亭畔。高君宇走后，石评梅深深自责，常常去陶然亭畔扫墓、忏悔。1928年3月，石评梅因脑膜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石评梅好友庐隐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日记本中留有的两行字，便知是她的遗愿，遂将她葬于高君宇墓旁，两墓并排，两碑并列。石、高“化蝶”之曲，成为陶然亭畔一道亮丽的风景。

“寡妇主义”下的烈女：杨荫榆

1884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江苏无锡望族杨家诞生了第六个孩子。由于之前杨家已有两个女儿，相貌平平的三女儿杨荫榆，从小在家中就受冷落。1901年，杨荫榆遵父母之命，与寓居在无锡的常州籍一户蒋姓少爷成亲。谁料当初订亲时，杨家父母只求门当户对，却不知对方底细，在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新郎竟是个低能儿，性格刚烈的杨荫榆，怎能忍受这样一桩荒唐的婚姻?当晚就进行了抗争，撕破了新郎的脸，第二天一早就返回娘家。在当地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来婆婆亲自上门来接，杨荫榆对婆婆还是有几分惧怕，就躲进其嫂子(杨绛的母亲)的房间，婆婆也不客气，直接冲了进去把杨荫榆揪了出来，弄到如此地步，杨荫榆并不服输，地上一坐，声明她再也不回蒋家，至此与夫家断绝关系。从那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结过婚，或多或少与这桩包办的封建婚姻有关，这也致使她一心一意投入学术研究，后留学日本与美国，成绩斐然。

留学归来的杨荫榆于1924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这时可谓是杨荫榆人生最得意的时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由于杨荫榆呆在国外时间较长，对国内革命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治校强调秩序、学风，认为学校犹如家庭，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最终导致北京女师大驱杨风潮。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撰文《寡妇主义》声援学生，文章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杨荫榆因此获得“寡妇治校”的恶名。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杨荫榆迫于舆论，不得不辞去校长之职。

离职后的杨荫榆回到苏州，在苏州女师、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苏州沦陷，侵华日军要她出任伪职，遭到她的拒绝。杨荫榆面对日军在苏州的暴行，曾多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凡此种种，杨的行为刺激了日本侵略者，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击杀杨，并将之抛入河中，一代烈女就这样悲壮地谢幕了。

中国的“智慧女神”：吴贻芳

南京，美丽的莫愁湖畔，曾经有一座蜚声海内外的金陵女子大学，共培养出999名聪

明干练的知识女性，人称“999朵玫瑰”，而培育这些玫瑰的园丁，是一位“智慧女神”、执掌金陵女子大学长达23年之久的校长吴贻芳女士。

吴贻芳，1893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18岁时其父卷进官场风波被迫自杀，母亲与哥哥、姐姐也相继离世。从那时起吴贻芳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抚养老祖母与幼妹。1916年在舅舅陈叔通的关照下考入教会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后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带领同学们参加了。1926年，吴贻芳赴美留学，期间她曾遇到一个访美的外国总理演讲时诬蔑说“中国不能算一个国家”，吴贻芳连夜奋笔疾书，严词驳斥，第二天在《密执安大学日报》发表了她捍卫祖国尊严的檄文，赢得了华侨与留学生的尊敬。

1928年回国后，吴贻芳应国民政府之邀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开始其有声有色的治校生涯。吴贻芳将“厚生”定为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厚生”源自《圣经》，她解释为：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着，还要利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来帮助他人、造福社会，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一茬又一茬的金陵女大学子，带着“厚生”精神走向社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献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1945年，她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并且成为在《联合国》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后国共内战爆发，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举动遭到国民政府的镇压，促使吴贻芳对独裁政府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逐渐转向中共，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党：保护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秘密党组织。国民政府两次邀请她出任教育部长，遭到她的拒绝，后败逃台湾，要求她与金陵女子大学一块迁往台湾，但她还是断然拒绝，最终和她的学生一起选择留在大陆。

1979年，吴贻芳获得密歇根大学所颁发的“智慧女神奖”，成为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女性获得者。1985年，当第一次教师节大会召开时，93岁的吴贻芳老人抱病参加并发言，呼吁全社会要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同年11月10日，吴贻芳逝世于南京。吴贻芳终身未嫁，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中国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事业上，她视学生如子女，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用自己的一生践行她的“厚生”精神。

“76号”里的红色间谍：胡寿楣

20世纪30年代，一部名为《十字街头》的电影喜剧风靡上海，片中一首青春之歌《春天里》，其欢快的旋律至今为后人传唱，“春天里来百花香，啷里格啷里格啷里格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它的词作者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女子――胡寿楣。

胡寿楣(1907－1982)，原籍河北延庆，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1936年，一位女诗人关露因《太平洋的歌声》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关露”便是胡寿楣的笔名，伴随其今后坎坷的一生。1939年－1945年，受组织派遣，胡寿楣先后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我党著名的“红色间谍”。

“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手椅里”。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译者梅益多年以后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关露的情景。或许当年的潘汉年正因为关露这番容貌，最终选其打入“76号”，对李士群进行策反。当接到任务时，胡寿楣不得不与热恋中的王炳南告别，临别时王炳南送她一张照片，上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由于工作特殊，胡寿楣经常出入“76号”、并与众多日本要人接触，被当时的民众误以为“汉奸”。卧底期间，胡寿楣给中共提供了众多情报，挽救了人民的生命与财产。1946年，胡寿楣与王炳南再次重逢，两人感情到达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迫于外界的压力――抗日胜利后，她被国民政府列入锄奸黑名单，以及王炳南当时的身份是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两者再次被迫分开。新中国成立后，胡寿楣又因汉奸之名两次入狱，直至1982年3月23日得到。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胡寿楣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党，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与终身幸福。1982年12月5日，胡寿楣在完成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在生命最后时刻陪伴她的是一个塑料娃娃。

未曾婚嫁的“万婴之母”：林巧稚

她一生亲自接生5万多婴儿，自己却没当过一天母亲；她生平唯一的伴侣就是床头的电话，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她就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医学家林巧稚女士。

林巧稚，1901年出生于福建鼓浪屿一个教员家庭。1906年，其母因患子宫颈癌去世。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自古以来，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仕途成功者寥寥无几，于是为医就成了儒士实现理想的另一个选择。林巧稚作为“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女性，怀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投身于新世界的创造。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到英国伦敦求学，她刻苦学习，钻研医术，不断探索科学领域新课题，确认癌瘤为戕害中国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为后人提供了丰富资料。

1929年，林巧稚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医生。当时的聘书写到：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作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下这张条件苛刻的聘书。她一生坚守此诺言，将自己下嫁给毕生热爱的医疗事业。

心灵手巧，兰心蕙质。林巧稚不仅医术高超，而且是医德高尚。其亲手接生的孩子，都会在每张出生证上留有英文签名：Lin Qiao zh's Baby。百姓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把孩子起名“念林”、“爱林”、“敬林”等，以示对她的纪念。林巧稚给病人看病从不分富贵贫贱，对交不起钱的病人，她就免费治疗。新中国成立后，协和医院被收为国有，各种“改造”运动接踵而来，老协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当其冲，工作组派她的学生给她讲形势、谈理论，劝导她“揭发美国人的文化侵略”。林巧稚想不通，认为“美国人办医院帮我们培养人才，我的医术就是人家教的”。“”中，她推着四轮车给病人打针送药、清洗便盆、倒痰盂……这些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因为那样她能留在协和。1983年春，林巧稚病情恶化，弥留之际，她总是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产钳……”，就这样带着“生命之音”走完了她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