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同志三谈《白求恩》的编辑工作

我和胡乔木同志有过一次直接的交往，但却是一次难得的受教。

(一)

1964年底，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编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的读物。一天，乔木同志办公室的东生同志在电话中传达，希望中青社出版一本白求恩的传记，以辅导青年学习著作。

出版一本传记，从物色作者、搜集资料到成稿，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辅导青年学习毛著是争朝夕的事。正在这个时候，机遇来了。《报》载：为纪念白求恩逝世25周年，总政治部邀请白求恩在华的战友来京参加纪念活动。借此机会，我们特请这批老同志留下来，进行座谈回忆，编辑部派人记录整理。他们欣然同意。参加座谈的有：原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副部长游胜华；白求恩的译员董越千和郎林；原“模范医院”政委刘小康，医生林金亮、王道乾、陈仕华和警卫员何自新，基本上是当年驰骋在晋察冀、冀中和冀西解放区战地医疗队的原班人马，并由叶青山同志和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董越千牵头。

1965年4月中，回忆录《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土――白求恩》成稿，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为此书写了序言。我们特把清样送给胡乔木同志。

为什么送给胡乔木同志呢?有两个原因：一是选题是他下达的，但回忆录的内容限于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场的事迹，虽然材料非常可贵，但并不是系统的传记。二是，对出版革命回忆录，编辑部是心有余悸的。早在1956年，中青社推出革命回忆录丛刊《红旗飘飘》，读者是欢迎的。1962年9月，，丛刊第17集登载了一篇写西安地下斗争的回忆：《古城斗胡骑》，文稿请副总理审定，但是康生却说文中的主要人物是叛徒，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斥“利用小说”的《刘志丹传》同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立即派工作组前来检查。虽然结论是编辑部政治上“麻木不仁”、“上了当”，康生却因此下了一道禁令，说中青社没有资格出版党史回忆录。不但第17集丛刊不准发行，连《红旗飘飘》也被迫停刊。事隔两年多，我们又以回忆录的形式来写白求恩的事迹，能不能出版呢?我们把清样送给乔木同志，一是向他复命，二是请他为此书从政治上“把把关”。

不料胡乔木同志收到清样后，非常支持。

4月20日，他第一次来信，开头就说：“这部清样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很好。”还说，“由于学习《纪念白求恩》的人很多，估计此书是会受到广大读者注意的。”信中又指示我们：“白求恩本人的文字，如果今天还适于公开发表的，最好能选一两篇作为附录”。我们立即去中央档案馆查阅，叶青山同志还提供了八路军卫生部编印的年刊和有关资料，从中选出白求恩日记六则，《在晋察冀边区模范医院开幕时的讲话》，《在冀中四个月的工作报告》和《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的自序。我们正在增补白求恩遗稿的时候，4月28日，乔木同志来了第二封信，问“不知所提建议，哪些能办到，哪些不能?”信中反映出他对出版学习著作辅导读物的迫切心情。5月初，我们把增补后的清样再次寄给乔木同志。5月10日，乔木办公室又来电话，约编辑部派人前去面谈。这就是我和乔木同志一次受教育匪浅的交往。

(二)

5月10日下午3时，我到达中南海西门时，东生同志已经等在门口。我随他走进西门，到怀仁堂附近往右拐弯，过长廊便是乔木同志住的颐园。后来知道，颐园离住的丰泽园、颐年堂和菊香书屋都不远。进了颐园院门，登上台阶就步人客厅。客厅不大，中间一圈沙发，迎面一联，上联是“一心无我”，下联是“四时有为”。字体记得是结构严整、笔力强劲的魏碑，教人意会这是主人的座右铭。

会客室的邻室是书房。这时乔木同志已坐在书桌旁，面前放着书稿的清样。

“乔木同志那么忙，还为我们审读清样，编辑部让我向您致谢。”我遵嘱坐下后说。

“就是因为不忙，才有时间读你们的书稿。”稍停，他又说，“我在杭州养病时，帮助招待所里的服务员学《毛选》，发现《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对他们教育很大，可是白求恩其人其事，他们知道得不多。所以想让你们出版一本《白求恩传》。”往下，他除了问我一些情况外，就对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娓娓道来。我集中精力记录。

通过两次来信和一席谈话，乔木同志从书稿清样中检剔出来的问题和处理办法是：

第一，对白求恩遗稿的编排。他非常赞赏白求恩的遗稿，特别是白求恩在延安会见后写的日记，他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对在“模范医院”开幕时的讲演，他说，“热情洋溢，思想很好”。白求恩对医务人员说，“你们必须把每一个伤病员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实在说，他们比兄弟和父亲还要亲切，因为他们是你的同志。”乔木同志说，“这就是称赞的‘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这种精神，对任何岗位上的人都有教育意义。”至于白求恩在讲演中强调要学习技术，乔木同志说，“这话还是正确的，我们提出‘超英赶美’，包括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说过向敌人学习的话。”他又说：“白求恩是懂政治的，他说过，‘我们要医治被法西斯枪炮所创伤的伤员，我们更应消灭制造创伤的法西斯帝国主义’，这句话至今还有深远意义。”

这样，他对书稿的编排格局，提出了新方案：第一次来信时，他提出选一二篇遗稿“作为附录”，这时他说：“作为附录，对白求恩不够尊重。全书应该分上下辑，上辑是回忆录，下辑是白氏遗稿；标题不要用‘遗稿X篇’，那样容易造成错觉，以为只有这几篇，应改为‘白求恩遗稿选”’。他还说：“《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是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文章之一：学习毛著的许多积极分子，都是这几篇文章开头的。不知《纪念白求恩》一文的手稿能否找到?难查，你们不必等”，真是深思熟虑，精雕细刻。

第二，关于注释。乔木同志认为文稿中的注释是为了“便于广大读者”，经他检剔，我们的清样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难懂的医药名词”，该注的不加注。如“锰剥水”。在第一次来信中，他打了一个问号，第二次来信他告诉我们，“当时曾问过一位医生，他也没听说过，不懂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要加注。今天遇到两位医生，一位年轻些的也不知道，另一位年长些的告诉我，他猜想这可能是从日文来的，剥音指(Potassium，Po=剥)，锰剥水也就是常用的消毒防腐剂高锰酸钾(或过锰酸钾KMn04，POtaSSiUmPennan2ana-to=P．P．二灰锰氧，灰字也是从钾字来的)的溶液，因此，这里的锰剥水似宜改用现在通用的名词。”二是一知半解，给读者增加麻烦。如文稿中写到“加拿大共产党”时，有时加了(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的括弧，有时没有加，不但体例不统一，而且意思含糊不清，是说明加拿大共产党又称劳工进步党。乔木同志信中说：“这些地方我都改了，因为劳工进步党的名称只用于1943-1959年这段时期内，与白求恩在华时固然没有关系，与今天也没有关系，用不着给读者增加麻烦。”他把来龙去脉讲清了。

第三，纠正文字上的弊病。他指出清样中有一文，行文中的“改正缺点”，用词搭配不当，指出“这个用法现在用得很多，但其实是欠通的，只能说‘克服缺点’或‘改正错误’，在该文中似应改为‘克服缺点’，当时未改，现因写此信，故一并附告。”堪称一丝不苟。

在这次谈话中，乔木同志叮嘱我说：“编青年读物更加多地注意注释、注解，不要放过锰剥水一类词的注释，这是学习白求恩的极端负责精神，过去我也看不懂。”又说：“很多人遇到不认识的字，跳过去了，下次见了还是不认识；‘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罴字连我的秘书也不认识，要加注，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吴晗同志主编的《地理小丛书》注意了这一点。”

乔木同志的两次来信和一次面谈，使我终身受教。当时，我虽然在编辑岗位上已经11年，但仍然是功底不深，知识不厚，作风不细，比如对锰剥水，我没有如乔木同志那样，追本溯源，甚至一再地去请教医生，而是加上一个引号，表示这是专门名词；对加拿大共产党名称的沿承，没有去查阅史书，因此对括弧里的“说明”一知半解，去留无据，以己之昏昏，自然难以使读者昭昭。面对乔木同志那般缜密周详的思索，精细入微的推敲，虚怀若谷的求知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深感汗颜。

(三)

在这次谈话中，乔木同志还提出了出版青年读物的意见。抗战初期，他到延安时是中央青委的委员，主持过青年训练班，主编过《中国青年》杂志，对青年进行宣传教育是驾轻就熟的。1965年，著作乙种本已由中青社出版，全国青年中已掀起学习热潮；而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已逼近我国的南大门，因此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结合当时的形势，对出版当时亟需的几种青年读物，乔木同志的意见是：

第一，强调出版学习著作的辅导读物。他说是否可以甲种本和乙种本所收的文字为纲，出版一套辅导读物，人物和背景方面的如白求恩传，张思德的故事等；还可以介绍积极分子的学习经验，象雷锋、廖初江、孙乐毅等的心得体会。他说：我读过一本小册子，题目是《给予我一双明亮的眼睛》，作者是盲人，右手指又断了，他用左手摸盲文，顽强地学习毛著。许多人读后很感动，说“我们眼睛明亮，却不好好学习，太不应该了!”但是要有选择，要谨慎。

第二，进行传统教育的读物。可以把、八路军、新四军和红军的英雄传统编一套书，如三大纪律，三八作风，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上海出版的政治工作经验丛书，是总结性的，作为青年读物差一点，不如具体描写的东西好理解。中青社出版的《青年英雄故事》很好，重于写人。有些人，虽然不是英雄，但工作出色，事迹动人，也可以写。用第一人称写，有些话自己不好讲，别人来写，话就好说。可以先在《中国青年》、《文艺》发表，然后选编集子。

第三，出版一套配合战备的读物，题材很广泛。他说：“我看过纪录影片《战地炊烟》，《草原铁骑》，后者写一个中学生，参军后练骑兵，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成为一个好骑手。这些形象的影视材料，可惜没有形成文字的读物。要从多方面选材，比如通讯兵、侦察兵、后勤运输、炊事兵；还有民兵，公安部队；和战时状态下如何应付各种局面，逢山过山，遇水涉水，防空袭，遭突击，这些平时鲜为人知，战时必不可少的知识都应该宣传。”这次谈话进行了约两个小时。

5月12日，我把乔木同志谈话的内容整理成文字，刊登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内部简报《出版情况》上，上报。后来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3卷第一篇《对出版几种青年谈物的意见》就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1965年6月，《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出版，初版印了30万册。回忆录出版后，我把收集到的白求恩遗稿和纪念白求恩的文章、报告、歌曲等分类编排，准备印成资料汇编，供请人撰写传记使用。董越千同志告诉我，白求恩临终嘱咐，要把他的遗稿、遗物送给加拿大共产党。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没有留下副本，我们曾考虑通过中联部或卫生部，请加拿大共产党帮助复制；可惜“”开始，工作中断了。

1975年，我离开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到原教育部工作。后来，利用原积累的材料和去加拿大访问时所积的新材料，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白求恩传略》，王震副主席写了序言。出版后，我曾寄给乔木同志一册，仍然是为了向他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