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票到暴力

当所有国家都转化为成熟的民主国家时，世界就会和平吗？从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民主化有时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有时却不会。杰克・斯奈德在本书中通过对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二战前的德国、大革命时的法国及一战前的塞尔维亚等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撇除历史的泡沫，重新追溯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频发的源头。

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

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

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我分别标之以“民众-对立”和“精英-说服”，提供了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两种相反的解释。前者意味着长期存在、大众乐见的民族对抗先于民主化，民主化则使已有民族可能表达这种根深蒂固的民众愿望，这种与其他民族并不兼容的愿望。“古老仇恨”观就是这种“民众-对立”解释的一个形式。

我持相反立场。在民主化开始前，民族主义通常较弱或者于多数人口中杳然无踪。典型的大众民族主义发端于民主化的最早期，彼时精英争相吁请大众的支持。当民族内的权势集团不仅需要利用民众热情实现战争目标和经济发展，而且试图避免权力当局向中间市民让步之时，民主化便制造了民族主义。对那些精英来说，民族主义实在是一种方便的学说，可以满足一部分民主的形式，其中精英以民族的名义实行统治却无需为人民负责。在部分民主化的条件下，精英经常能够通过他们对政府、经济和大众媒体等层面的控制来推广民族主义观念，从而设置争论的议程。精英努力说服人民接受其分裂的民族主义观念，民族主义冲突正是以这种副产品形式出现的。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才正确？这关乎我们可为避免民族主义冲突开出何种药方。如果“民众-对立”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优先的解决方案应当是实行分区民主化，族群则应纳入分隔的国家，即使这意味着迁徙人口。在20世纪，大部分东欧已经经历了“非混居人民”，大部分都是两次大战期间或战后作为种族灭绝和强迫移民的结果。

按这种观点，为什么不早在战事爆发前而非战后才迁徙呢？如果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实行分区不够实际的话，那么至少可以采取一个最接近的替代方案：在大部分自治的民族间分享权力。这种图式，有时也称“协和式民主”，人民不只拥有个人权利而且具有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成员的权利，以管理其内部事务并在官僚和立法机构拥有团体的比例代表权。当然，如果“精英-说服”的观点是对的，这种分隔措施只能锁定分裂的民族认同，毫无必要地抬升了族群间的互不信任。这个时候，更好的解决之道是在民主化的形成阶段利用民族认同的流动性来促进包容的公民认同和跨族群的政治联盟。

我会首先概括并评估“民众-对立”的观点，部分因为对于多数美国读者而言，它看上去相当可疑。接着，我会简述自己的“精英-说服”论，并在第二章给予更充分的说明。

前民主的民众对立

一个简单但错误的解释

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两者关系的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即将民族主义看作深植于远早于民主化的民众态度。如果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民都想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如果他们恰巧都生活在同一个疆域，那么，投票只能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变成一群糊涂虫。原则上，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就会引发冲突，即使对立集体之间在前民主的历史中并没有暴力相向。然而，如果文化相异的人民已从长期对抗中互相憎恨，那么这种文化对立只能更糟糕：民主过程将表达出根深蒂固的民众仇恨。

以“民众-对立”的观点，当民主化让有真正民族主义偏好的普通选民发出声音后，那里的民族斗争就会招致帝国和威权政权的镇压。选举变成一个共识而非议的过程。民主化将产生多数的暴政，或者在各自追求竞争性国家建设目标的对立民族之间爆发激战。如果一个新民主化的民族国家谋求夺取它的族群兄弟所居住的外国领土，据此观点，民主化就会演化成国际冲突。

且不管这种“民众-对立”观点背后的清晰逻辑，我认为在大部分案例中，事实恰好相反。民主化之前，大众民族主义鲜有发育良好的。更普遍的，它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崛起的。在多数人口得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积极部分之前，人们的民族归属感通常较弱。尽管他们意识到各个族群在文化、语言、宗教和地区的差异，但他们只是间断性地将这些差异附上政治含义。在这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政治是精英的事。如果说在威权主义政权中基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或行政安排有利于后来的民族主义的某种形式，倒也不错，因为有更多人变得政治活跃起来。即使这样，在大多数例子中，只有当人们按民族划分公开谈论或形成政治组织时，这种意识才会开始结晶。

比如说，19世纪初为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争取自治的塞尔维亚战争，若将其视为大众民族主义感情的表现，就大错特错了。那场战争实际上更接近由一条多民族的生猪贸易链发动的商业冒险，而不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塞尔维亚的民族意识是在1860年代到1914年期间逐渐形成的，让人惊讶的是，当时塞尔维亚有一个民主却失序的政治体制，包括近乎普选的选举、竞争性政党，还有一家自由媒体。倒是那段时间的战争和仇恨对民族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部分源于公众已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而对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根据历史学家米罗斯拉夫・罗赫的研究，“只有当民族主义运动获得大众支持后，民族形成过程才具备了不可逆转的特征”。

精英-说服

在民主化国家推销民族主义

民主化催生民族主义，因为它服务于一个民族内部权势集团的利益，后者寻求利用人民的热情发动战争，以及推动经济发展，而无需让政治当局向普通选民低头。在前民主化社会，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精英的统治倾向于避开唤起大众的民族主义感情而引发的风险。但在18世纪至19世纪，当国民军、商业资本主义和廉价印刷兴起之后，能够吸引人民的活跃支持的统治者，会得到与内部精英对手相抗衡的有价值的竞争优势。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老一代精英启动了一些改革，或在新精英的压力下开始这些改革。除了民主化压力，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精英都很不情愿允诺全部民利，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以及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民族主义，以人民的名义实施统治但并非必然民治的原则，为精英提供了一条受欢迎的且无需彻底民主的道路。

运用民族主义教义是遏止大众民主化压力的有效工具，可以将所谓民族的敌人排除在享有民利之外。民族主义精英通常说的少数族群、工人阶级、对立精英，或其他都应该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经常指控这些群体缺乏适当的民族资格且和外部势力勾结。

精英努力实施民族主义说服的前景则部分依赖于民主化进程，这一进程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关。如果民主化国家太穷，当它的公民缺乏成功参与民主政治所需的技巧时，当它的代表制度、政党和新闻专业主义等在民主化早期尚在襁褓之中，排外的民族主义多半会占上风。这些条件下，民族主义精英能更有力地绑架公共讨论。甚而，在这样一个荒凉无信的政治景观里，一个充分民主的政权能否在他们让渡权力后可靠地保证他们的利益，惊恐的精英对此实在缺乏自信。而相反，如此情形下，在民族主义浪潮正值波峰且权柄在握的时刻赌一把，看上去颇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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