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众质疑 CPI数据的思考

近年来，由于普通百姓的切身感受每每与公布的CPI数据相差甚远，公众开始不断地质疑CPI数据的真实性，关于统计局人为压低通胀数据的传言也随之风声水起。徐奇渊(2010)一文（后称徐文）更是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把这种质疑推向了高潮，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事隔一天，国家统计局在其网站上发文批驳徐文模型的准确性，以进行回应。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尽管这场争论没有胜负之分，但却证明了双方对于CPI编制过程及其方法的理解存在分歧，暴露了目前统计工作中存在的真空地带，从另一个角度上也提出了统计制度规范化、透明化的迫切要求。有鉴于此，本文在介绍我国CPI编制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导致公众与国家统计局对于统计数据意见分歧的内在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CPI编制的基本过程

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四级指标构成，即大类、中类、小类以及基本分类。其中，大类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8个方面合计262个基本分类。每个基本分类中包含若干代表规格品，主要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流通和消费价格统计调查方案》（后称调查方案）中规定的项目调查目录，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选择消费量大的商品及服务。代表规格品的采集按照定人、定点、定时的原则，保证同一规格品同质可比并按实际成交价格计算。通过计算得到的代表规格品的价格变动相对数，经几何平均得到基本分类月环比价格指数，然后依次向上一类加权平均，直至得到当地CPI数据。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细节繁杂，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方案》，我国CPI编制过程分为以下几步：1.选择代表规格品；2.选择调查市（县）；3.代表规格品的采集与计算；4.基本分类月环比价格指数的计算；5.确定权数；6.计算小类、中类及大类月环比价格指数。

由上可见，尽管CPI编制的整个过程十分庞杂，但方法明晰，其中唯一能够引起分歧与争论的概念莫过于CPI权数了。

二、质疑的焦点：CPI权数的探讨

根据《调查方法》可知，在基本分类指数向上依次加权的过程中，CPI权数至关重要。然而这个概念有两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一是CPI权数的来源范围；二是CPI权数的调整期限。

在CPI权数的来源方面，国家统计局是这样解释的，“在编制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时，确定权数的依据是全国近13万户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资料，根据居民家庭用于各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开支在所有消费商品和服务项目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并且用以必要的典型调查或专项调查资料予以补充”。与此相对应，在另一份文献中，国家统计局对CPI权数的解释则是，“我国CPI中的权数，主要是根据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各类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消费支出详细比重确定的”。通过对比这两种解释可以发现：首先，目前不存在准确数量的CPI权数来源家庭，12万与近13万的差距占CPI来源家庭总数量的8%，并且从两篇文献的发表时间来看，二者同为2010年11月，显然排除了因写作时间不同而统计范围发生变异的可能，因此，很难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其次，对于这12万或近13万家庭的地区分布、收入分布等情况，尚无详细资料予以解读；最后，对于CPI权数中的典型调查或专项调查是以何种方法对CPI权数进行补充的？公众更是不得而知。

在权数的调整方面，可见的文献中也多是模糊表述，如“现行的制度规定，CPI的权数每5年调整一次。但同时考虑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加之我们每年都有城乡消费支出抽样调查资料，因此每年还要根据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动及相关资料的权数进行一次相应调整”。公众与学术界对于这种表述不禁会感到困惑，CPI权数到底是5年一变还是1年一变？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直接造成了公众对于统计过程的理解障碍，引发了公众与国家统计局间的分歧与争论，如是否可以用模型来回归确定CPI权数的争论。对于这种争论，何新华(2011)解释为“我国CPI是每5年调整一次‘商品蓝子’，并且根据城乡居民12万户消费调查资料及相关资料每年调整一次权数，此处的‘商品篮子’指的是代表规格品，即代表规格品是每5年调整一次，而CPI权数为每年调整一次”。按照这种思路，学者们通过假设权数5年内不变，寄希望以模型来回归CPI各支出类别权数的做法是很难经得起检验的。

三、不同收入CPI指数体系：弥合分歧的新思路

众所周知，不同收入的群体对于CPI各支出类别的权重必然不同，如低收入群体可能对于食品等基本消费类别较为敏感，而高收入群体则对医疗保健及娱乐文化等类别比较关注。因此，传统的把不同收入群体对各支出类别权重不加区分的简均并加权得到CPI综合指数的做法，显然没有考虑到不同收入群体的支出差异，必然会低估低收入群体对于食品等基本支出类别的权重，而高估了低收入者对于医疗保健及娱乐文化方面的支出权重。因而，当基础食品的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时，由于CPI权数对于该类权重的低估，使得加权后的CPI总指数与普通百姓的感受产生明显差异。

那么，如何才能使CPI数据准确地反映公众对于通货膨胀的感受，并引导他们形成合理的通胀预期呢？香港与澳门对于CPI编制的做法为我国进一步丰富CPI指数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香港除了编制消费物价总指数之外，还根据公众的收入程度不同，把CPI权数的来源家庭分为较低、中等及较高的开支范围，不同收入范围的家庭会通过不同的支出类别权重来体现该群体的消费特征，相对于三种支出权数会形成甲、乙、丙三类消费物价指数。澳门与香港类似，除综合物价指数之外，还根据收入不同划分为甲、乙两类消费物价指数，每种指数都包括粮食及饮品、衣履、租金及住房开支、烟酒、家居用品、医疗、交通及通讯、教育及休闲以及其他商品及服务九类消费支出。这种CPI指数体系能准确地反映不同支出类别商品的价格上涨对于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程度，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四、建议与小结

CPI数据不断受到公众的质疑，这其中虽然存在公众对于统计概念不理解，通过主观感受来判断统计数据的事实，但另一个方面也是我国统计制度缺乏规范化、透明化的体现，更是指数设计种类单一、呆板的现实反映。“CPI指数是中国价格统计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价格总水平监测和调控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公众与学术界对于CPI的关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国家统计局作为官方统计机构的代表，不仅有义务接受学者与公众的质疑与监督，而且更应该积极地与学者和公众增强沟通，提高统计数据编制和的透明度，改进统计数据的质量和扩大统计服务的范围。此外，在指数的设计上，要不断地借鉴先进经验，丰富和完善CPI指数体系的建设，使公众的生活状况得到真实反映，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