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配”县医院,颠覆学医观

大三下，我们专业的80人被随机分配到4个临床实习基地，进行一学期的临床实习。实习基地的条件远不如我们学校附属的三所三级甲等医院。这类的县医院，我们很多毕业后不会去的，我抱着对基层医院的一切极端挑剔的态度跨入县医院大门的。我完全没有想到，离开时，我会对这里的医生、病人和实习生们，充满不舍和感激。

高材生要回家乡

文雄是我在消化内科遇到的实习生，他来自省内的一所二本学校。虽说是八学制（即本硕博连读），但由于学的是中西医结合，相比纯正的西医临床，他多少是有些受冷落的尴尬的。文雄对中西结合的前途毫无信心，打算随大流考西医临床的硕士，他的目标是成为我们学校肛肠外科某位老教授的门徒。所以，他对我不免亲近些。

文雄为人幽默，很好相处。都是快毕业的人，聚在一起自然就会聊到就业。我的计划是考研。

“你的本科文凭已经够硬啦，还去考研？”他很不解地问。

我不以为然地回答：“本科生就回县里咯，现在哪个市医院不要博士？”

“回县里不好吗？”

我摇了摇头：“从没想过。”

由于县医院的规模不大，所以在科室实习多半比较轻闲。总有实习生找借口迟到早退，工作氛围略显松散。慢慢的，我发现了不同学校的实习生各有想法，话多的、爱找老师聊天的多半是想要留在这家医院，文雄的同学普遍是这种。不过，文雄比较另类，他喜欢穿梭在病人之间。

每当新病人入院，我们这些实习生要给他们做些常规的检查，像心电图、测快速血糖等，对大家来说都不难，我们做完检查很快就离开病房。如果医生有要求，我们会询问病史，填写病历。因为县医院收治的病人病情比较单一，若有疑难杂症拿捏不准的很快会转到上级医院，所以我们问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程式化的。可文雄却很看重问询，无论是现病史还是个人史，他都完整地记录下来，简直可以当做教学范本。

有次，接诊了一名年轻女性，是腹痛查因。因为她以前多次因胃溃疡在这里住院，医生对她的病情可谓了如指掌。就当医生准备按照先前的诊断进行治疗时，文雄突然说了句：“做个尿HCG吧。”大家一愣，我突然想起在课上老师曾说，对于腹痛的年轻女性，一定要及时排除宫外孕的可能。原来，文雄已经了解过，她曾因宫外孕做过人工流产。虽然检查后HCG呈阴性，但是我们对文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警觉充满赞赏。

慢慢的，我发现文雄的基本功相当扎实，他甚至比我们这群自以为是的名牌大学生要出众很多。大学5年，他连续拿过4次国家奖学金，几乎没有离开过年级第一的宝座。学习之外，他还通读哲学类的书籍，谈起黑格尔时那份熟络劲儿更能让你反思自己的狭隘。发现这些后，我不免为自己先前的夸夸其谈、恃文凭傲物的自大感到讪讪。

我很好奇他这样一股脑儿努力着变优秀的人，以后会奔哪里去，去我们学校三甲医院？于是我问他：“以后你打算去Y医院吗？”文雄正在书写病例，他抬起头很自然地回答：“不会啊，我要回家乡的医院。”

他的家乡是一座不太知名的县城。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我穷追不舍地问：“可是，你不说要考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吗？不是为了留在附属Y医院？”

“去高处学习，去基层服务嘛。”他故作官腔打趣，然后认真地说：“在基层能更近地接触病人啊。没有那么复杂精妙的仪器，就单纯地用手中的听诊器，直接从病人的身体上得到答案。”

我被他的答案惊得一震，直赞他有大师的气场。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其实回县里没什么不好，病人虽然少，但是你可以全心全意对待每一个向你求助的人，他们尊敬你、相信你，这难道不是作为医生追求的价值？”

我被这番话感动了。我习惯了不停地向前看、向高处看。通过努力来到大城市求学的我，努力学着做个都市人，一心想逃离家乡。小学时，我们曾在作文本上写下过梦想：“长大后，我要当一名工程师，为家乡建造高楼大厦??”很多年后，我们长大了，梦想却变味了。

克制着波动的情绪，我再一次问他：“如果你去了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医学顶级学府，也是他梦想着要去的大学），你还会回来吗？”

他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能保持现在的观念，那我就一定会回来。回中国，回家乡。”

亲人谭婆婆

肾内科有个谭婆婆，每天早上交班的时候，她总会趴在玻璃窗向外看。

起初，我没有注意过她，人来人往的医院有太多应接不暇的面孔和交谈。直到有一天，她不在了，而且是我见证了她的死亡。那以后，我才知道，那个瘦小的，长年累月带着一顶很旧的毛线帽，面无表情地在护士站转悠的婆婆原来是她。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谭婆婆总像在等人，一步三回头，固执地坚持着。后来我才明白，她应该是在等她的儿子们，等他们来接她回家吧。

2011年11月28日，她的等待在一次意外摔倒中戛然而止了。

那晚，我和老师正忙着整理出院病历，突然护士在走廊那头大喊：“曹医生，不好了！”接着便是抢救用的小推车急速划过时刺耳的金属声。我跟着老师身后快跑，不明所以地走近病房。36床的老婆婆摔倒在地，陪护不在身边。老师大声地喊“谭婆婆”，可她完全没有反应。他急忙把婆婆抱上床，一边指挥护士推尼可刹米和肾上腺素，一边不停地做胸外按压，一刻钟后，婆婆仍是没有恢复心跳和呼吸，瞳孔散大，也没有角膜反射，基本上符合了临床死亡的种种标准。但大家还在坚持，直到主任赶来，要求我做心电图。我刚把肢导联接好，准备像往常一样定位胸导联时，主任轻轻地说：“不用了。”细格纸上已经划出一道直线。主任认真地写下名字与死亡时间后，走到病床边，俯下身为婆婆整衣服，像亲人般说：“谭婆婆，来，我们把衣服穿好。”

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婆婆，是我们送她最后一程。没有眼泪，没有悲鸣，只有淡淡的离别感伤，像是为了呼应她平静地离去一样，病房里好安静。隔壁床的婆婆只是焦急地望着，最后宿命般地平躺下来。病房外抢救时还有的议论声戛然而止，一切是如此静穆。

半小时后，婆婆的两个儿子急冲冲地赶来了，病房里安静如常。两个年轻力壮的中年男子，却将病重的母亲交给一个脚步蹒跚、老眼昏花的老保姆照顾。有道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婆婆是尿毒症晚期，用药无效，血透无效，大家都知道她大限将至。她依靠硝普钠和氧气勉强维持着，这固执的求生之念在陪护疏忽意外跌倒中败下阵来。向来话少的老师也不无感伤地认为：也许这场意外对死者和生者来说都是一场解脱吧。

我头脑一片空白。看着儿子们抬着婆婆的尸体，那么轻，就像一张竹席飘在空中，我突然觉得手指发烫。定位胸导联时，我触碰过她的肋间，深深凹陷，让人心痛。走过办公室前，他们还客气地向我们感谢，那隐约的轻松让我觉得理性过头也是一种悲哀。我默默地继续写文件，用力敲打着键盘，试图让指端的神经变得麻木，变得冷却。

想起我曾和同学讨论人类进化的终极阶段，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他提出了米兰·昆德拉在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灵肉分离的观点。他说是肉体使得灵魂污浊，让我们有了贪嗔痴恨。如果有一天人类进化到肉体都化为腐朽，而是以空气般非物质化的精神个体存在时，我们便会脱离为物质享受而争夺的生活，世界就会至纯至净。

无神论者的我也侥幸地奢想过：那些离去的生命并没有真的离去，而是先我们一步到达了诺亚方舟的彼岸。他们开垦荒蛮之地，建立着与我们平行的世界。等有一天我们疲倦了，灵魂想要跳脱躯体时，我们便能相聚。

我第一次亲历抢救过程，也是第一次参与一场无效的抢救，我突然觉得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力，尽全力，和死神抢夺。

学医，究竟是为了什么？

实习的一学期转眼过去，我的所见所闻让自己反思这4年的学医经历。进入医学院，我目睹了太多在外人看来神秘新鲜的事情。有人说我们解剖尸体很变态，有人央求着以后看病要打折，但是少有人会问学医的苦与累。我渐渐地不愿分享与医学专业相关的任何事情，更多的时候是逃避，我用各种避而不谈的方式让自己忘记“我是医学生”。我曾不止一次倔强地说：“永远不做临床医生！”我也会无可奈何地告诉自己：“学医只是为了工作，我永远不会爱上它。”现在，我才发现曾经抱怨的那些苦与累都是值得的，即使医患关系复杂，即使臭脾气地回敬着同学的不解，即使总说后悔做了这个选择，我的内心却一直自豪着：我没选错！

在象牙塔里，我对未来有过很多设想，也对未知的未来有所恐惧。直到我来到实习医院，真正地融入其中，才发现现实远没有想象得可怕。

我不止一次问自己：“学医，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案，我还是不能脱口而出。

离开医院的前一天，我绕着医院走了好几圈，门诊楼、住院部，这里像是永远看不够、待不够一样。我和同学在广场喷泉的台阶上坐了两个小时，享受着清晨的凉风和医院门前还没有车水马龙、安静平和的氛围。

我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那是个太阳不够毒辣、风有点凉的早晨，青涩的我们站在学校体育馆葱绿的草皮上，用清脆和饱含着崇敬的声音大声跟读着：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那是我所经历过最动人的仪式，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