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当代法律道德价值的实现路径

摘 要：法律的道德价值实现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关注和讨论。由于受国民素质、民族心理、伦理观念、认知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法的道德价值认识不清，以至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实践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法律的道德价值取向理解上的偏差，甚至与之相悖。文章从实践层面探讨了法律怎样有效地维护社会主流道德，促进道德建设，并使蕴藏于法律中的道德精神得以确立和实现。

关键词：道德价值 法律 实现

法律道德价值的实现，是指法律有效地维护了社会主流道德，促进了道德建设，并使蕴藏于法律中的道德精神得以确立和实现。

道德与法律作为人类社会规范世界的两个不同维度，二者之间既有明显的差异和界线，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价值上法律以道德为基础，道德始终贯穿于法律过程之中。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来说，道德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一句话，道德是法制建设的精神支柱。要实现法律的道德价值，就必须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贯彻社会主流道德精神，提高执法者的道德能力，形成公民守法的自律心态，并注重发挥德育在法律道德价值实现中的助推器作用。

一、立法路径

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反映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法，是合乎理性、正义、公平观念的法。要制定这样的法，就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并将某一部分道德规范变成法律规范。其中，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重要价值目标；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重要标准。具体说来，道德在立法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德是立法内容的重要渊源。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任何法律规则的制定，必须以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价值体系为内在根据。“应然”的道德理想阐述在先，“已然”的法律制度形成在后，而且，只有与社会道德价值追求相吻合的“良法”才会被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而产生持久的效力。因此，第一个将“LAW”译成中文“法”的严复曾言，西方的“LAW”，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西人之所谓法者，实兼中国的礼典”。事实上，法律对不得偷盗、杀人、、抢劫、作伪证等的规定，无一不是来源于这样或那样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可见，道德理想、信念、规范是法律的来源及依据。现实的法律与道德在调控范围上多有交叉，就是因为立法认同或吸收了许多道德规范，从而使得法律具有相应的道德意蕴。其二，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道德的内在理论价值精神应成为各种法律规范制定与实施的价值参考。法律规范如果不体现道德精神，甚至背叛道德就是不义之法。不义之法尽管可以凭借国家权利得以制定和颁布，但无法有效地实施。因为，不义之法不仅是法律本身背离了人类的道德精神，而且，也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是道德与法在深层次上的冲突，这种法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会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权威受到破坏。可见，不道德的法律已失去其存在的本来价值。

任何时代的法律总是要确认和吸收一定的道德原则，这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的共识，连主张道德和法律分离论的分析实证法学也概莫能外。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应该被法律确认和吸收？即何为确认和吸收道德的标准。这涉及对道德的分层问题。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富勒的观点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他主张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向往的道德”。向往的道德是人类对美好至善的追求，是人类能力完美的实现，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因此，若有人在向往的道德方面有所进展，就会得到褒扬，若失败，至多也只会为之惋惜，而不会被谴责。但向往的道德有些难以确定，甚至不可知；而义务的道德却和法律之间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和基本要求，是确定的，可知的。比如：“不得偷盗、不得奸淫”，人们不会因遵守它而获得褒扬，但若违反它就会受到谴责和惩罚。因此，义务的道德应全部或者说至少应大部分被法律所确认和吸收，转化为法律规范。如上所述，向往的道德的理解标准是因人而异的，个性化的，缺乏全社会普遍公认的确定性。它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法律，却能在法律的整体目的中得到体现，从而对法律产生间接的影响。富勒的这一观点说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既相互交叉重合，又存在一定的背离。法律规范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对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和保护；道德规范内容是观念性的，个性化的，分层次的，因此，在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可能超越于社会发展阶段，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法律则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去保护所有为社会道德所倡导的理性要求，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么，一个社会的法律则变成了道德法典，这无异于是用道德取代法律，法律的价值也将丧失殆尽，因此，法律和道德之间应当保持必要的张力。此外，道德法律化并不意味着某一具体道德规范本身就直接成为法律的终极价值依据，作为法律价值合理性终极依据的，只能是具有实质“善”与“公正”意义的道德理念。

二、执法路径

执法是享有行政权的行政主体贯彻实施法律的活动，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组织和管理。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施，而执法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实施法律活动，因此，执法是法律道德价值实现的又一主要路径。执法活动是法律道德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在执法中，实现法律道德价值，首先，应建立严格公正的执法制度和规则，加强对执法的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这是立法路径中应予以解决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问题是伴随着现代“行政国”的形成，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也随之扩大，这是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为了保证政府具有适应新情况的灵活应变能力，法律也必须赋予政府在依法行使职权时享有较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从立法的角度绝对地限制自由裁量权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执法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坚持在合法的原则下，符合法律的道德价值和目的，做到合理、公正、适当。为此，执法主体对实施了相同或相近行为的执法对象不能差别对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能偏袒一方，禁止谋私；对不适当、不合理等违背公平正义道德原则的执法行为应依法予以纠正。

上述法律道德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即：执法者道德水平的高低与执法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认为，执法主体具体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代表了正义、公平、秩序的道德观。执法者在其执法活动中道德水平低下，其后果较之执法者法律水平不高要严重得多，它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因此，执法主体需要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可行的道德能力保证，才能够在履行法律职务过程中忠于职守、惟法是从，刚直不阿、廉洁公正；才能不惧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避免徇私枉法、贪赃枉法。必须看到，这种道德能力的获得和提高，并不是法律职业本身所赋予的，而是依靠执法主体对职业道德要求发自内心的体验和认识，形成强烈的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来维系的。

实践证明，执法者的合法、合理的执法，不仅把法律规范中蕴含的道德价值从可能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而且对全社会还具有道德示范作用，其价值已远远地超出了执法本身。

三、司法路径

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活动对法律道德价值的实现的具体路径是：第一、通过司法审判活动，有助于将法律规范内含的道德理想转化为有关当事人内心的道德信念。比如：法律通过对合同欺诈案件的审理，判决欺诈一方败诉并承担赔偿责任，从而使法律所内含的“诚实信用”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道德实践，有助于有关当事人自觉树立起诚实信用观念，并同一切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欺诈行为作斗争。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所获得的道德教育要比单纯的道德说教大得多。第二、通过司法审判活动，向全社会昭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共同的道德理想。司法机关通过个案审判活动尤其是判决的结果，或肯定某种行为，或否定某种行为，甚至对某种严重违法行为予以严厉制裁，这就非常明确地告之社会公众什么是应该为、什么是禁止为，而法律所禁止的就是不道德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积极引导社会公众追求一种与法律内含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致的，健康、向上、高尚的道德理想。第三、司法审判人员的依法司法、身体力行，是实现法律道德价值的“最后防线”。如果执法者执法有失公允，我们还有其它救济手段及其法律来恢复应有的公平正义状态，而司法公正则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去这一道防线，法律则成了不法司法者利用手中的法律资源向社会寻租的工具，法律不复存在，道德也不复存在。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判断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为祸尤强，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培根的这一警言应该成为我国行使各级各类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尤其是司法人员的座右铭。

四、守法路径

法的实现是法律规范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落实。法律所具有的一体遵行的效力，表现为权利被行使、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责任被承担。法律要实现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自觉信仰与普遍遵从。过去甚至现在，有人在强调守法时，比较关注和重视的是公民的服从和遵守法律规范规定的法律义务，把公民完全置于被动状态，属于消极守法。这也是以往的法制教育宣传缺少公民的自觉自愿的参与、难以收到实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法律，其精神与价值只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信念，进而把法律视为人类共同得以生存和发展、个体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基本保证，才能形成认同、尊重、信任、服从法律的自律行为。日本著名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不是只靠国家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法律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 一般而言，社会成员道德水准越高，守法意识就越强，法律的效益就越见明显。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而守法，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的道德习惯而守法。健康的守法心态，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对法律遵守的义务感和对违反法律的羞耻心。质言之，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守法者，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法律“治标不治本、治端不治始”，需要通过道德弥补其不足。可见，守法的自律心态，是法律他律性目标实现的基础，也是法律的道德价值实现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哲学思考》，《法商研究》，1998.2。

[2]培 根：《论司法》，商务印书馆，1983版。

[3][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张 艳：贵州大学讲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