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制度的法律重建

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而在当代刑事法律当中却没有规定这项制度。本文追溯了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演变，分析了它的当代法学价值，列举了它在世界其他国家法律中的适用，阐述我国应当重构该制度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亲亲相隐”合理价值重构

2003年的《北京晚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案例：出身河南农村的少年张鸿雁，辍学打工供哥哥上学。为了给哥哥筹措大学学偷了舍友4万块钱。警方接到报案后，找到在上海上学的哥哥张洪涛，要他协助抓捕自己的弟弟。张洪涛联系到张鸿雁并将他骗到了上海，使张鸿雁被警察抓获。在这里我们不难想象弟弟此时被亲兄弟出卖的绝望心情，也不难想象哥哥在此案当中内心剧烈的挣扎。本来相濡以沫的亲情被无情撕裂。反观在我国古代，哥哥就可以根据“亲亲相隐”规则拒绝诱骗弟弟，由此，我们是否应当反思，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我们是否应当重新构建亲亲相隐制度。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源流和法学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也叫做亲属容隐制度,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相互之间可以隐匿犯罪,而对法律规定应予以隐匿的亲属进行告发则被处以一定刑罚的制度。在历史上，最早提出父子应当相隐的是孔子。如《论语・子路》中记载:“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①亲亲相隐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汉朝，“亲亲相隐不为罪” 在汉宣帝时逐渐上升为法律原则,完成了由礼入法的过程。这一原则为以后的历朝历代所继承。虽然亲亲相隐包含着封建落后因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合理价值:

（一）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基于血缘和婚姻构成的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受刑罚惩罚,是人类基于亲情而无法摆脱的自然属性。“法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②“法律不应强人所难”同样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以人为本，使人们向善应当是法治的终极目标。不能为了单纯为了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肆意践踏犯罪人亲属的个人利益。亲亲相隐制度之设计体现了其对人性的尊重，避免了因“大义灭亲”而导致的人性泯灭。

（二）有利于法治文明的实现。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家庭当中最基本的关系如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与近亲属之间的关系历来为国人所看重，一旦遭到破坏,则不仅可能导致家庭的支解,也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动荡。相反,如果在平等原则下对伦理亲情给予不同于常人的关怀,则完全可以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于人权和人性的关怀,也就有利于民主法治,从而促进法治文明的实现。

（三）避免了现代刑法中出现亲属连坐制度的变异。《刑法》中对亲属之间的伪证、窝藏、包庇等行为的有罪规定，这种有罪规定与古代“亲属连坐制度”有着本质上的相似之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不利于罪犯的真切悔罪、积极改造并怀带善性回归社会，发挥法律自身所固有的教育作用，保障刑法的有效执行。

二、“亲亲相隐”在其他地区、国家的立法例

亚洲地区的法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或多或少有和亲亲相隐相类似的规定。如《韩国刑法典》151条(窝藏犯人、亲属间的特例)规定:“(一)窝藏犯有应处罚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人,或者协助其脱逃的,处三年以下劳役或者六十万元以下罚金。(二)亲属、户主或者同居家属为人犯而犯前项之罪的,不予处罚。”③类似地, 欧洲国家的法律当中同样存在着类似于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84条规定:“因保护自己或近亲属的自由与名誉而不得不实施包庇等犯罪的,不受处罚。”《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没有作证义务”。④英美法系中当中虽然没有“容隐”的相关规定,但在其证据法当中都有关于“夫妻互隐”的特权规则。

三、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现代刑事法律的启示

“亲亲相隐”是一个有着极强生命力的制度,广泛存在于外国刑法典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事实上，世界上也仅仅在中国和朝鲜等少数国家缺乏类似的规定。“亲亲相隐”制度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表达了我国的古人对人性问题的深邃洞察，彰显了古代统治者高超的政治艺术和对人性问题的远见卓识。我国刑事法应当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汲取亲亲相隐制度中的精华部分。

（一）对于亲亲相隐中的亲亲应该明确界定范围。

在我国封建法律当中，亲亲适用的范围非常宽泛,不但包括“五服”之内的亲属，甚至包括朋友、主奴。这样的话就有失之宽泛的嫌疑，易导致对罪犯的宽纵。根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近亲属的范围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其范围未免过于狭窄。笔者认为,亲亲最为合理的范围应当是不但要包括近亲属，而且应包括部分旁系血亲和近姻亲。

（二）界定不适用容隐制度的例外情形。

首先，我们应规定对国事犯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因为它严重危及国家的安全,社会危害性严重。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也将谋反、谋叛的行为排除在外。对这种严重危及统治的犯罪行为,行为人因亲属关系拒绝作证、告发或者包庇、窝藏的行为应当负相应的刑事责任,不能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其次，对于某些严重的暴力性犯罪，诸如抢劫、杀人、绑架之类的犯罪行为，也应当不适用容隐制度，行为人如果因为亲属关系拒绝作证或者予以包庇、窝藏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对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则可以免除处罚。

（三）亲亲相隐制度不应当适用于职务行为。

公务员的职务行为具有其特殊性,涉及国家政治、社会等重大利益,如果把亲亲相隐制度延伸到国家公务活动领域,必然会导致严重侵害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进一步加剧政治腐败，严重危害社会利益，这对于刑法的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是相违背的。因此,利用公务实施的包庇行为,不在减免之列。

参考文献：

[1]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J].中国社会科学,1997, (3).

[2]盐铁论・刑德篇

[3]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M].金永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35.

[4]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