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汉密尔顿:他定义了“波普文化”

2010年正值伦敦著名的蛇形画廊成立40周年，作力今年展览中的重头戏，蛇形画廓将在3月举办波普艺术大师理查德・汉密尔顿的个人作品展，展览主题为“理查德・汉密尔顿：现代道德问题”(RichanrdHamilton Modem Moral Matters)，这是汉密尔顿自1992年以来首次在伦敦举办的大型展览。

稀疏的白发，高贵的锛儿头，一副牙齿就像拥挤的坟地里东倒西歪的墓碑，理查德汉密尔顿的这张脸堪称是波普艺术的最佳代言，并可以用来提醒你：尽管波普艺术“年事已高”，但已经逐渐成为主流文化。

人们熟知的汉密尔顿，是马塞尔・杜尚的学生，是“波普文化”的创立者，是稀有的、还在世的波普老顽童。但是这些年来，能一睹他作品的人却不多，因为从1992年开始，汉密尔顿很少举办大型展览。2010年伊始，他的粉丝们有福了，因为汉密尔顿3月份将在英国蛇形画廓举办大型个人展览，此后，汉密尔顿还将在世界各地举办10到12个展览。

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汉密尔顿有些不习惯，他在接受德国《观察报》的采访时说：“实际上，逸事有点失控了。因为在过去，我的展览从来也没被人以赞美的方式对待过。1992年，我在泰特美术馆举办展览的时候，几乎每个评论家都讨厌它。到圣诞节的时候，一些报纸还弄了类似‘最烂的展览’这样的标题给我。这回，我估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过去的五六十年里，我也干了些正经事。而且，鉴于我比我的同龄人都长寿，约瑟夫博伊斯和约翰莱瑟姆已经死了，罗伯特・罗森伯格也死了，所以他们觉得我像是一个活古董。”

上帝给了他一支画笔

汉密尔顿生活在一个完全与艺术不沾边的家庭里，他能够对绘画着迷，是上帝给了他一支画笔。

理查德・汉密尔顿1922年出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是一名司机，在伦敦西区的汽车展厅工作，整个家庭里没有一个人干着和艺术沾边的行当。“我想是上帝在我的手上放了一支画笔，使我鬼始神差地对绘画着了迷”，汉密尔顿这样解释。10岁时，他在图书馆看到一张艺术课的广告，兴奋地在地上翻了个跟斗，后来却被告知那是成人课程。好在汉密尔顿没有就此作罢，他像小狗一样缠着那里的老师，最终成为最小的学员。14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儿童绘画比赛，尽管没能拿到奖，但是负责颁奖的一位皇家艺术学院院士却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并向皇家艺术学院管理人沃尔特・拉塞尔爵士推荐了他。两年后，汉密尔顿顺利入读该校。

1940年，学校因二战而关闭。无奈之下，汉密尔顿在一个工程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混口饭吃。战争结束后，再次返回学校时，汉密尔顿已经20多岁了，皇家艺术学院也完全变了样。“那个疯狂的家伙艾尔弗雷德・芒宁斯爵士掌了权，他经常穿着马裤、拎着皮鞭四处走，真够吓人的。我的一位老师说我的画很像保罗・塞尚，芒宁斯就没好气地说，‘很多人的画作都远胜于塞尚’。我说毕加索的画展很精彩，芒宁斯就不屑地说，‘那不是诚实的法国作品，而是意大利的垃圾货’。”汉密尔顿说。

数周后，汉密尔顿收到一纸通知，上面写着：校长不认为该学生在教学中有所受益。就这样，汉密尔顿的学生生涯被疯狂的芒宁斯爵士终结了，他满怀不情愿地被拖进了国民预备役。两年之后，他来到斯莱德艺术大学的当代艺术研究所，做一些展览方面的工作。在这里，汉密尔顿遇到了奈杰尔・亨德森，此人向汉密尔顿介绍了杜尚的作品以及达西温特・汤普森的书，这对于汉密尔顿创作风格的确立，是不可抹去的一笔。

由他定义的“波普文化”

“波普艺术，是大众流行的、转瞬即逝的、消耗性的，低成本、大量生产的，年轻的、淘气的、性感的、手法巧妙的、富于魅力的一桩大生意。”汉密尔顿给出的“波普艺术”概念沿用至今。

1956年，汉密尔顿在积累了展览工作经验之后，终于办了一场个人展览“这就是明天”，其中一幅拼贴壁画的照片《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独特、如此具有魅力?》是英国第一幅波普艺术作品。在展览上，这件浓缩了现代消费者文化特征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波普”(POP)这个词被写在一个肌肉发达、正在做着健美动作的男人握着的棒棒糖形状的网球拍上。

1957年，汉密尔顿写信给野兽派建筑师艾莉森和彼得史密森，这对夫妇当年也参加了“这就是明天”的展览，并且很是欣赏。他们商讨着举行另一次类似题材展览的想法。正是在这封短笺中，汉密尔顿创造了“渡普艺术”这个短语，他这样写道：“波普艺术，是大众流行的、转瞬即逝的、消耗性的、低成本、大量生产的、年轻的、淘气的、性感的、手法巧妙的、富于魅力的一桩大生意。”

此后，汉密尔顿的事业获得了腾飞。1960年，他为杜尚的作品《绿盒子》中的文字注解出版了一个抄本，1965年，他重建了已于1926年被砸成碎片的杜尚作品《大镜子》。但是，到这时候他们还没见过面。“那是巴黎的一个午餐会，客人只有我，勒内・马格里特和他妻子，以及杜尚夫妇。杜尚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具魅力的人物：和气，聪明，妙趣横生。”从那之后，只要在巴黎，这对师徒就形影不离。

在伦敦最著名的画商罗伯特・弗雷泽成为汉密尔顿的经纪人之后，他终于可以潜心创作了。弗雷泽时常举办聚会，介绍一些圈中大腕给汉密尔顿认识。正是因为弗雷泽的推荐，汉密尔顿受邀为甲壳虫乐队设计专辑封面。“我还记得我去找保罗・麦卡特尼，那时他正在表演。于是我坐在外边的办公室里等他，还颇觉有趣，因为到处都是穿短裙长靴的姑娘们。”在弗雷泽的策划下，汉密尔顿举办了三次展览，可是后来发生了著名的搜查事件，画廊关闭了。

愤怒，是他的创作灵感

他不在乎大师的头衔，亦不关注年轻的艺术家，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1970年，汉密尔顿和妻子丽塔搬到了北部，他们生活在牛津郡的农场，并将其作为工作室。他的作品开始变得日益政治化，作品里出现了很多裹着毯子的“抗议者”。这一风格也影响了很多当代艺术的后来者，例如达明・赫斯特。他还短暂地投身工业设计领域(他喜欢计算机，并亲自设计过两台)。

尽管被誉为“波普之父”，但汉密尔顿一点儿也不关注年轻的艺术家。他无法想象与翠西・艾敏的对话能超过5分钟，因为“那太乏味了”!尽管他对赫斯特的鲨鱼很感兴趣，但赫斯特的画还是让他烦得半死。他确信他们正在创作的东西都是前人做过了的，甚至不只是杜尚做过。“看到这些作品，你会这么想：哥们儿，你已经晚了50年了。”汉密尔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现在，88岁高龄的汉密尔顿仍在进行创作，再造的欲望一直驱使着他前进，愤怒时常是他的创作源泉。他近期的作品同样来自诸如此类的缘由。他有一个新作品将在蛇厅展出，那是一块奖章，奖章圆盘的正面是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他的头上是一段拉丁语献词：“这是我们能找到的和拉丁语‘粉饰’最接近的东西。”汉密尔顿用骨瘦如柴的手指描画着它的轮廓：“这恐怕完全是我一怒之下的产物。”听起来有一些凶巴巴，但却让人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