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人兮猗 第11期

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情诗只有一句：候人兮猗。而且四个字中居然有两个语气词，两个实词也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心中所想：候人。古人的爱情多么朴素，多么纯粹啊，哪像今日的红男绿女，徒逞口舌的“口蜜”后面，藏着阴险致命的“腹剑”。

“候人”的是涂山氏女娇，又称女娲；被候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禹。

舜把尧囚禁起来，篡夺了皇位之后，封禹为司空，让他继承被杀的父亲鲧的事业，继续治水。禹东奔西走，三十岁时，在涂山遇见了涂山氏之女女娇。屈原在《天问》中描述了二人初次会面的情景：“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就是说在桑林里野合。《诗经・风・桑中》也吟咏道：“期我乎桑中。”春暖花开，绿染桑林，纯洁而健康的男女，在野外一见钟情，一个惊鸿一瞥的眼神，一个只可意会的手势，相继走入桑树林里，完成了一次天当被来地做褥的浪漫交合，既环保又富野趣。据专家考证，那时的婚姻关系犹有母系制的流风余韵，野合、走访婚、对偶婚并存。而禹和女娇的婚媾，即起源于这次两情相悦的野合。

涂山的地望，诸说纷纭，或曰安徽，或曰巴蜀，或曰江南，但更可信的是浙江绍兴，因为涂山氏是皋陶氏族的一支，最早居住于山东，后迁至南方各地。其中迁至浙江绍兴的，就形成了百越的一支。那时也称为东夷。和禹同朝做官的皋陶，生于曲阜，亦与东夷同宗。

尧、舜在位期间，共同的问题都是水患。禹采取了截然不同于父亲鲧“ （塞）”的方法，而是“导”，最终治服了洪水，于是“舜德大明”，“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史记・夏本纪》）。因此可以说，舜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禹治水的政绩之上的，禹当然有理由觊觎帝位。但禹的情势却不同于当年的舜：舜是黄河中游的部落首领，势力强大；而禹，只是舜朝廷中的一介大臣。况且娥皇无子，女英的儿子商均业已长大成人，正等着舜百年之后，自己顺理成章地登基呢，哪儿轮得到禹？

当此时，禹想到了女娇的本家，东夷强大的涂山氏。如果能联姻涂山氏，则整个东夷都会为己所用，朝内的重臣、类似大理卿（狱官之长）的皋陶也会支持自己。况且与女娇两情相悦，岂不是天作之合？不过因为涂山氏尚处于母系制后期，禹只能做上门女婿，“夫从妇居”。

《吕氏春秋》记载：“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禹每次只在娇家里住上四天，而且忙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对禹来说，治水的业绩决定着前途；但是对女娇来说，爱情是惟一的。禹出门在外的日日夜夜，女娇独守空房，不觉忆起了初次见到这个“身九尺二寸长”的魁梧男子的情景，一缕笑靥袭上弯弯的嘴角，恰如那天边的一钩新月。触景生情，这个野生野长的文盲女子，居然触动灵机，发为心声：“候人兮猗！”在那弯弯的月亮下面，我等候着心爱的人儿。爱情多么伟大，多么神奇，它不仅开启了这个痴情女子的心智，而且书写了汉语爱情诗的最初篇章。当然，“候人”，也是禹入赘的明证：“候人”，“候”的不是归人，而是上门的毛脚爱人啊。

相思成疾，女娇再也顾不得世俗规矩，亲自跑到了禹的家乡。如同小说家们喜欢说的那样：悲剧发生了。“禹治鸿水，通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至今嵩山南麓尚有启母阙。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禹既为入赘，生子当归母族，但禹如何甘心？禹的野心是：篡得帝位之后，自己要做“始皇帝”，儿子归了母族，这天下还怎么传得下去？在爱情和天下之间，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昔日的风流恩爱抵不上“家天下”的巨大诱惑，政治家的野心牺牲了“候人”的痴情。禹大概以将来传位于皋陶为交易，得到了儿子―这个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启。生来无母，也铸就了启的残忍本性。

治水成功，禹的声望在帝国如日中天。加上皋陶和东夷的扶助，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发动，篡夺了舜的帝位，把舜流放到广西苍梧，报了杀父大仇，自己“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史记・夏本纪》）。这就是夏朝的起始。

按照事先的约定，“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史记・夏本纪》）。皋陶死得莫名其妙。然后装模作样地“而后举益，任之政”，伯益是皋陶的长子。但是禹的最终目的是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于是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国语・鲁语》），“上茅山大会稽，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越绝书・外传记地》），大会诸侯于浙江绍兴的会稽山，其实邀约的俱是东夷诸部。为了显示权威和军事实力，“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毫不留情地诛杀了傲慢不羁的防风氏（属地在今浙江德清县），一举震慑了东夷诸部。

禹顺利地把帝位传给了启。

“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史记・夏本记》）“葬于会稽之山。”（《墨子・节葬下》）禹以帝王之身葬于会稽，而没有葬在河南阳城的祖坟里，恐怕不仅仅是如有些学者说的，是向涂山氏的让步，我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禹大概觉得负疚于女娇，死后又恢复了他入赘的身份，才能和女娇同穴吧。我敢断言，如果哪天真的在会稽山发掘出了禹墓，一定是禹和女娇的合葬墓。

生而无母的启是孤独的。浸淫于父亲禹的篡位阴谋之中，启变得残暴起来。启即位六年，“益干启位，启杀之”（古本《竹书纪年》），复与东夷开战，是为有史可稽的第一次弑母（母族）战争。

汉代朱门

酒肉记

文/卫康叔

在汉代，社会阶层不同，经济收入有别，会在饮食上造成很大的差异。普通的汉代民众在吃饭问题上，仍然遵循周代以来一天两餐的饮食制度。但是社会上层的吃饭却不一样，汉文帝的时候，淮南王刘长因为犯错被贬到四川，但是朝廷仍然优待他，让他享受其他诸侯王的待遇“皆日三食”，可见当时的诸侯王是实行三餐制的。按照郑玄的注解三餐的时间分别是“朝、夕、日中时”，基本和今天一样了。而到皇室中，帝王一日则可以吃四顿。对于平民而言，皇室贵族的饮食是非常奢侈，甚至是糜费的。汉代帝王的饮食礼仪，基本上想实现和遵循周代以来理想化饮食礼仪。在《周礼》的记载中理想的帝王饮食是“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二十有壅”。按照《后汉书》和《三国志》里记载的汉代帝王饮食的实际情况是“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而且要“甘肥美食，单天下之味”。

“八珍”是由8种不同的菜肴形成的一组固定的菜。汉时所谓的八珍就是《周礼・天官・膳夫》记载的“八物”。按照后来经学家的注解和其他汉代以前古籍的记载，这8种东西就是淳熬、淳（guan）、炮豚、炮（zang）、捣珍、渍、熬、肝（liao）。所谓淳熬就是先把煎熟或者煎热的酱铺在米饭上，然后把猪油浇在酱上，最后把饭调拌好就成了。淳与淳熬实际是一码事，只不过淳熬用一般的稻米，而淳则用富有黏性的稻米，有时甚至就是糯米。炮豚简单说就是精加工的烤小猪，经过煎炸再小火煮很长时间后蘸酱吃。炮做法和炮豚一样，只不过主角小猪成了母羊。捣珍就是烤肉，只不过肉是经过捶打的，有点像后来做撒尿牛丸一类的东西，肉事先需要捣捣的。渍就是生牛肉片蘸酱。熬则是风干的腊肉的不同吃法。肝 比较复杂，是先用狗的板油包住狗的肝，再水里泡泡，最后来烤，等板油发焦后里边的肝就可以吃了。

其实仔细分析分析这份汉代皇帝的食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且，以今天的眼光看，汉代的“八珍”只怕也好吃不到哪里去。但是皇帝的饮食还是比平民要讲究的，当皇帝除了可以天天有肉吃外，在冬天，汉代的帝王有温室栽培的新鲜葱韭，夏天则有藏在冰窖的冰凉冷饮。

从肉食的角度看，汉代的肉食中牛最主要，其次羊与猪，再后边是鹿与狗。在汉代，动物的内脏价钱很高，甚至某些部位的下水比肉还要贵。从烹调技法上看，汉代没有现在的爆炒、汆、熘或者火锅一类的吃法。没有炒菜的饮食终究还是挺单调的。

结合画像石中的庖厨图材料以及东汉庖厨俑材料与文献记载，可以确定，汉代的主要肉食品种有：猪、羊、牛、狗、鸡（鸟、雉）、鸭、鱼、鳖、兔等。如诸城前凉台画像石有杀猪、宰羊、椎牛、剥狗、杀鸡、剖鱼等场景；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肉架上有牛头、猪腿等。四川出土的汉俑有做丸子、刮鱼鳞的形象。而饼食、菜食也可在以上材料中得以印证。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复原汉代的饮食情况与食品结构。

汉代一般家庭的烹饪工作都是家庭主妇完成的，但是富家大族则有专门的厨师和仆役。大体来说，贵族家的厨娘职责主要是烧火、担水、洗涤，而大厨则全是男人。在汉代的图像材料中，出土于山东诸城前凉台的画像石中反映了一个地主家庞大的厨师团队，一共有42人在做饭。从目前的材料中，我们没有直接看到皇室宴饮场景图像，但是贵族尚且如此，皇帝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阳陵中庞大的牛、羊、猪的模型陪葬，可以说是为景帝准备的地下养殖场。而大量的奴仆俑中其实是有不少厨师和厨娘的。生前的饮食风尚在死后仍要保持，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平民如此，作为帝王更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