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草根NGO

7年时间不算长，但也足够改变一切了。

7年前，李涛(现协作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还是《中国妇女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中间的感触让他萌生创办NGO的想法，之后“协作者文化发展中心”在北京成立。

7年后，他的NGO试水之旅实现了异地复制和政府购买，不但成功被民政部门点名要求“转正”，也让他更加坚信一个理念：草根NGO不是边缘人群的自娱自乐，也不是一群反对派、马合之众，而是填补政府服务空隙很重要的一环。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她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她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草根NGO”是指那些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从而没有获得法人资格的民间力量自发组建的组织。

“协作者”正是一个典型的NGO组织。除了有个“转正”的身份外，与其他草根NGO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严格说来，也算是草根NGO。对于李涛，“转正”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改变，惟―变化的是“我们现在更自信了，仂作者得到了各个层面的认可，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李涛告诉《环球财经》。

协作者致力于服务进城务工群体，帮助他们树立“自我救助”回归社会。协作者一直沟通城市人跟外来务工流动人口两个人群。让更多的城市人了解农民工群体；让外来务工流动人群树立自信。目前，协作者在北京、南京、珠海共有3个机构在运行。

在中国民众心目中，NGO就是专门“学雷锋”的。然而，草根NGO英雄的生存之路是一段长征，远比3月5日上街给人剃个头复杂得多。

作为公益慈善组成部分的NGO，应该走怎样的路线?是不是有一种方式可以“曲线破囤”?可复制性是不是能成为NGO的光明的前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一直在寻找。

最大的问题确实不是钱

“钱，绝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前团中央组织部长，现专职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工作的徐永光曾大胆地说。但不是所有NGO的头儿都敢这么豪气千云，对于大多数草根NGO来说，钱，永远是紧缺的。

“缺钱是令许多NGO组织者头痛的事情，有时找钱成了首要任务，而分散了做事的精力，由于没有活动经费，很多好的项目只能停留在策划书上。”李涛告诉《环球财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中心的《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2001》调查报告，也证实了李涛的说法。报告显示，几乎90％以上的中国NGO每年支出额在sO万元以下，只有不到2％的NGO每年支出规模在100万以上，这从侧面反映了国内的NGO整体都存在着资金紧缺的问题。

李涛也觉得自己的NGO不该为筹钱所累，应该专注于帮助农民工回归社会理念的宣传，但是没有钱的话，谈什么理念?现实是，没有钱。

“除了南都，现在支持草根NGO的基金会有几个?可是南都基金叉能支持几个NGO?”李涛说，在全国有3个协作者分支机构，现在有15个专职人员。资金主要依靠做项目来筹集，每分钱都必须花在项目上，而对于支出较大的后勤没有人资助。只有靠志愿者自己解决。

“要想找挣钱的工作，不应该选择NGO组织。”李涛感叹道。最初协作者员工是没有工资的，2008年才发了象征性的800元工资。“现在有改观了，2500元每个月，因为员工也要生存啊，在北京这个工资算是低收入了。”李涛说。即便是这个待遇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工作的热情，因为在这7年中让李涛感触感触最深的是服务人群的力量。“协作者在帮助弱势人群的时候也感受到了他们对协作者的帮助。我们帮助的人也成为了协作者中的一员，他们用实际行动把协作者的理念发扬光大了。”李涛深情地说。

李涛向往的“企业能给NGO更大的资源空间，基金会专心散财，NGO专心办事”的摸式，在西方是很多国家成型的公益事业产业链，在中国香港也是这样。

但这样一条产业链在我国大陆还差很多环节。像中华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等“体制内公募基金会”募集了90％以上的捐款，却没有能力把善款分拔给NGO去使用。体制外的非公募基金会则少之叉少。另外，中国NGO自身的能力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再回到徐永光“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论断上来。李涛也有同感。他认为，至少有三个问题比钱更重要。

其一是身份。我国民间组织管理采取双重管理体制，一个民间组织先要获得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然后再到民政部门去登记。难就难在民间组织找不到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担保”。原因很简单：谁接收谁就得承担责任。其次民政注册更是困难，现在民间组织大多是在所在区域的工商局注册。“协作者虽然很意外地拿到了民政注册，但对于很多的NGO来说，身份是最大的困难，没有身份就不合法，不合法就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李涛激动地说。

其二是资源整合。“协作者不缺人，也不缺专业，现在最缺的是整合资源。”李涛说。中国最大的难题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没建起来，但公益组织又不能公开募捐。这样公众慈善的路就给卡死了，政府财政二次分配的系统也堵死了。在企业层面。本来企业的支持应该成为推动中国草根NGO系统发展的有力力量。但由于双方对接的途径不顺，彼此了解不够，导致这个途径也不顺畅。

其三是NGO自身治理和能力建设。NG0的普遍问题是缺乏独立性，民间基金会大都是企业的“皮包基金会”，大都没有建立起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现在NGO没有形成自身的学习机制，这一块也是NGO需要重点考虑的。”李涛告诉《环球财经》，现在的公益并非通过物质上的救济就能够实现，NGO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民生问题。所以NGO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帮助一些特殊人群，而是用专业的方法把他们带入到社会主流当中去，使他们不再边缘化。这就需要NGO必须通过专业的工作方法开展专业的服务，需要不断创新，这样NGO才会被大众认同。

政府－NGO－企业

由于身份和资金决定NGO的出路和发展路径，政府－NGO－企业，也形成了三角关系。

“政府牵头－NGO协调－企业参与，这是一个崭新的志愿者服务模式。”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曾松亭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与政府的沟通协调能力不佳被认为是草根NGO的一个短腿。“如果没有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支持，志愿者根本进不了社区，协作者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的活动都是在室外或者路边实施的。”李涛告诉《环球财经》记者，现在很多的社区有活动中心，但大多是闲置的。NGO最缺乏的就是硬件，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所以在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地点都

是随机的。

政府和NGO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算合理呢?

“实践证明，NGO组织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团委应该对NGO的工作加以认可，并鼓励NGO组织开展更多的有效工作。作为认可和鼓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部门或群团组织放下架子，主动去争取与NGO组织的合作，更好地发挥NGO组织的作用。”曾松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清华大学NGO研究副所长贾西津也认为，NGO和政府之间最恰当的应该是伙伴关系。政府更应该起到一个整体的、宏观的调动资源，以及政府部门间协调的角色。对于政府而言，构建这这种关系需要转型。

在徐永光看来，政府资源是决定NGO能力的重要因素，很多NGO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与政府合作。“许多NGO办不下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执照，只好办了工商执照，这就要面对5.5％高额营业税。连民营老板都能和政府很好地进行公私合作，NGO为什么不行?NGO为公众利益工作，和政府应该是公对公关系。”

无论如何，这个层面还好沟通。回到资源的提供方――企业和NGO的关系，却一直处于微妙和说不清的尴尬境况。

企业把社会公益项目交给NGO操刀可以为NGO提供生存空间，NGO可以借此获得生存的资金。这样一方面，这种“公益外包”方式，或许能成为NGO在注册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曲线破围的方式之一。另一方面，NGO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专业性和专业化的人去实施企业的公益理念，交给专业的NGO去打理企业可以更放心，两方共赢。

但目前这种方式在两者之间并没有达到共识。

“我认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相互不信任，另一个是对待资源的理念不同。”李涛认为，目前很多NGO和企业对接过程不顺畅主要是这两个因素。企业对NGO的不信任来自对NGO执行能力的怀疑，和对NGO的把控和效果的评判。NGO的质疑是企业的初衷是什么，在不了解提供方而接受资源，会不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李涛理想的状态是：企业和NGO合作，双方能互相尊重各自的优势。企业的优势是资源整合的能力，NGO的优势是扎根基层、对社区需求的了解、项目的创新性和服务手法的专业性。企业培育扶植中国NGO的发展，一旦选准了跟他的企业理念相近的草根NGO，要制定一个长远的战略扶植计划，并放手让NGO发展。

“现在公益最难的不是帮助人们解决眼前的困境，而是协助人回归社会的挑战。而NGO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李涛坚定地说。

可复制路径

有人可能会问。NGO对政策和对企业高诉求的砝码是什么?

答案是自信。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现状：20年来，中国NGO不光活下来了，还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这也说明中国的NGO是有能力、有勇气和有生存智慧的。

“协作者所作的项目不是零散的，而是持续性的。7年中，已经设计了三个五年计划。”李涛向记者介绍。协作者第―个五年战略计划是想找到服务创新跟政策倡导相结合的民间组织服务模式，希望能和政府倡导结合起来，影响社会政策发生变化并把成功的模式复制推广。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找到志愿者培育和组织推广相结合的一个民间组织的发展模式。2007年后仂作者开始实施第二个发展规划，重点开发公众教育的服务。

李涛所说的可以复制除了战略策略外，更多的是协作者在项目执行层面。

李涛介绍说，协作者主要是扎根社区，在社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帮助。因为流动人口服务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协作者于是设计了“流动人口社区探访”项目。通过一个社区探访快车，承载的一个是公共服务资源，另一个承载着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定期到流动的社区里面去开展流动的巡回探访，包括图书、人力，比如大学生，还有医学志愿者去开展小组活动。

目前，协作者已经把这种方式复制到珠海。珠海协作者中心负责人杨玳瑁向记者介绍，中心的服务内容包括多个方面，包括社区的文化娱乐、农民工子女发展教育、公众教育、公益咨询等，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目前，中心每天都会迎来不少农民工，而每天下午则有一些农民工子女到中心写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在一旁进行指导。

“文化和服务同步的拉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让城市闲置资源去服务缺少资源的流动人群，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是让流动人口的社区不再封闭。”李涛说，现在边缘人群不是停留在过去简单的生理上需求，更多的是社会结构上是弱势，他们不是缺少某些方面的能力而是缺少参与的途径。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愿望是能创造一个协作者私募基金会，不需要太大，能保证协作者正常的运营和能实现协作者的功能就好。”李涛告诉《环球财经》，协作者愿意去复制很多很多和协作者一样的NGO组织，并且也很乐意把成功经验大家分享。在他看来，草根NGO可持续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昊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可言，不过是政府为社会与个人让出了部分的空间，被压抑了多年对物质的渴望，很轻易引起了广泛的变化。”同样，在社会公益事务方面，政府的行政力量也应接纳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成为慈善公益的新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下，NGO是中国公益慈善最之间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汶川大地震给了NGO一个操练场和正面表现的舞台。种种迹象表明，如果给了草根NGO政策上的空间，资源上的支持，在互相信任和互补的情况下，草根NGO势必将成为中国公益的承担者和有力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