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对我国ざ酝庵苯油蹲实挠跋飒お

[摘要]运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2003―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相关东道国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对于吸引我国对外投资有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并无“资源寻求”和“资本寻求”动机。通过进一步分区域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的亚洲地区和中东欧地区对我国对外投资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提出鼓励和支持企业创新投资方式和融资模式，基础设施投资向中东欧地区倾斜两点建议。

[关键词]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系统GMM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3-0022-04

一、引言及理论机制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我国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渐趋饱和甚至处于闲置状态。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海外投资提供了巨大发展契机。“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约21亿美元，占全球的29%，发展前景广阔，而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多仍存在着“联而不通”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如能将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有效衔接，不仅可以带动我国相关产业的生产，还可以帮助沿线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我国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的加大和“亚投行”的成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热点。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加大了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和大型设备的输出，签订了一系列海外承包项目和外贸进出口协议，不仅有效地拉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出口和劳动力输出，开拓了国外市场，更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东道国而言，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成为外资的首选地。东道国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促进其济发展，吸引更多的国际经济合作机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提高东道国的经贸水平、劳动生产率和消费水平。如此一来，良好的硬件投资环境会减少国外投资者投资的风险和成本，更有利于促成外资的进入。由此可见，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我国海外投资两者相互作用。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由于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我国投资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并根据已有研究成果，考虑到投资的连续性，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FDIi，t=1+2FDIi，t-1+3Gi，t+4Xi，t+fi+εi，t

其中FDIi，t表示t年我国向i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FDIi，t-1表示t-1年我国向i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Gi，t表示t年i国（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Xi，t表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其他控制变量，fi表示国别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由于基础设施涵盖面广，无法全部囊括，故结合我国在“一带一路”的主要投资流向，本文选取了交通和通讯两大基础设施作为代表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于我国海外投资的影响。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Gi，t，这里使用东道国航空和铁路运输客运量总和（traff）代表交通基础设施；每百人拥有的电话线路数（com）代表通讯基础设施。同时，借鉴已有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以下几个控制变量：东道国人均GDP，用东道国人均GDP表示东道国市场规模，并假设东道国市场规模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东道国自然资源租金，用东道国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表示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情况，用来检验东道国的资源可获得性是否是吸引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并假设东道国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东道国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该变量衡量了东道国开放程度，我们通常认为东道国国家越开放，投资和贸易壁垒越低，所以假定该变量与对外投资应呈正相关；东道国银行提供国内信贷占GDP的比例，用这一变量表示东道国信贷资金供给量，东道国信贷资金越充足，越能吸引中国对其投资，故假设东道国资本供给与中国海外投资呈正相关；东道国通货膨胀率，这一变量衡量东道国通货膨胀水平高低，假设东道国通货膨胀率越高，我国对外投资越少。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因个别国家数据缺失严重，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时间的选择上，由于我国自2003年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所以本文选取2003―2014年作为考察期。对外投资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其余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整体样本的初步回归结果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区别传统影响因素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我国投资的影响，本文使用GMM方法进行了多次回归来对比分析。Arellano & Bond（1991）提出了动态面板GMM方法，该方法使用所有的潜在内生变量的水平值和滞后期值作为工具变量，从而消除了面板固定效应的影响。具体做法是将水平回归方程与差分回归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在这种估计方法中，滞后水平作为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一阶差分又作为水平变量。由于内生性回归系数隐含的偏误，需要在动态面板回归之后对过度识别的约束条件进行测试，通常使用系统的AR检验和Sargan检验统计量及其相关P值，检验自相关性和估计过程中样本矩条件工具变量的总体有效性。

我们将所研究各自变量逐自加入模型当中，依次做回归。所列方程如下：

1回归结果中，方程（1）只将东道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纳入回归模型中，从中可发现两者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越能吸引我国海外投资。方程（2）又进一步将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纳入考量，可以看到，通讯基础设施水平高低与对外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回归系数高于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方程（1）（2）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关乎本国的经济发展，也对我国投资有着反作用，即东道国基础设施越完善越能吸引我国海外投资，且较为完善的通讯设施比交通基础设施更能吸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方程（3）中我们单独验证了传统对外投资影响因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到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基本符合前期研究结果：“一带一路”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和资源禀赋与我国投资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从整体来看，抛开基础设施投资，我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有着明显的“市场需求”和“资源寻求”动机；东道国的开放程度和通货膨胀率虽不显著，但也与预期符号一致；唯东道国的资本信贷情况与预期符号相反，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经济和政治环境较为复杂不无关系，说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在较大信贷风险。

为了减少回归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在方程（4）中我们进行了全样本回归，将基础设施水平和传统因素全部纳入考量，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仍对我国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控制变量除Y源禀赋和东道国资本信贷之外都与传统假设相符，且资源禀赋与方程（3）的结果差别较大，这充分表明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我国对沿线国家资源需求动机并不明显。同时，（3）、（4）的回归结果都表明，我国在“一带一路”的资本寻求目的也不显著。

为了增强计量结果的可靠性，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过度识别Sargan检验没有拒绝方程过度识别有效的原假设，说明模型中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AR（1）和AR（2）的数值表明，差分后的残差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说明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相关性，设立的模型是合理的。

（二）基于区域分样本的进一步讨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各国政治复杂多样，沿线多国政局不稳，因此我国对其进行海外投资风险和机遇并存。从东道国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一，许多区域内部都差距悬殊，所以对投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2014年我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总额的比重高达8288%，说明我国投资地较为集中，多数资金流向了亚洲区域。而这其中，我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存量以绝对性优势超出了南亚、西亚和中亚的总和，达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的一半以上。

为了反映不同区域基建水平对我国投资的影响，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将“一带一路”划分成“亚洲”和“中东欧、蒙俄”两大区域，分别采用系统GMM进行回归，结果汇总如表2。

从表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核心解释变量上，“一带一路”两大区域的基础设施水平都对我国投资有着正相关关系。其中，亚洲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投资的影响比中东欧地区显著，说明亚洲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迫在眉睫，它的改善更有利于吸引我国投资活动。而中东欧地区通讯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带来的我国投资的增加量比亚洲地区要多。综合整个“一带一路”沿线来说，基础设施水平对我国投资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通讯基础设施的改善比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更能刺激我国的投资量，这个结果无论在整体还是分区域研究中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在控制变量方面，两个区域的情况差别较大。除东道国市场规模之外，其余控制变量在两大区域带给我国投资的影响均相反：我国在中东欧地区有着比亚洲地区更明显的资源需求动机，说明相对于基础设施投资，资源需求并不是我国在亚洲投资的主要目的；亚洲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更有利于我国投资的进入，说明亚洲市场若想更多地吸引我国投资，必须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放程度；我国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缺口更大，除了我国和国际组织贷款之外，更需要东道国政府资金信贷的支持，而中东欧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在政府资本信贷上对我国投资的吸引力并不大。

与全样本相比，两个区域在核心解释变量和东道国市场潜力方面与全样本是高度一致的，但其余解释变量上都存在不小的区域差异。这一回归对比结果充分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影响着我国的对外投资，沿线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高度统一和空前旺盛的。但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投资情况不尽相同，面临的风险和不可抗力因素也因地区而异。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越有利于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作将是我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重点。“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涵盖行业较为广泛，有着巨大的商业投资机遇，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建设模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加上沿线国家情况不一，对我国投资者来说风险较高，尤其是融资和信贷风险。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鼓励和支持企业创新投资方式和融资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需求旺盛，但因国内经济条件和投资环境不同，给海外投资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我国政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建立金融机构等方式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给予支持。为了合理规避风险，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不仅要做好事前调研工作，更要创新投资方式和项目实施模式，发挥双多边金融机构和合作机制的作用，保证投资的同时，合理地分散与转移项目风险。

（二）基础设施投资向“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地区倾斜

我国和中东欧地区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潜在空间。从2014年投资数字看出，我国对“一带一路”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中东欧相对占比较少，但实证结果表明，中东欧某些基础设施的改善对我国投资的影响力要高于亚洲地区。因此，如果我国投资能适当向中东欧地区倾斜，不仅可以促进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提高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更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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