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村”里的“城市人”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之所以要这么提，恰恰是因为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过于注重物的城镇化，而忽视了人的城镇化。伪城市化就是其典型写照。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研，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大约高估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超过一亿人是伪城市人口。其中，就包括因为征地或者城改居，户籍成为非农户口但长期未变成真正市民的非农非城群体。他们是被动地成为城里人的，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安排，很难融入城市。事实证明，用土地换补偿的农民，多数未能顺利地成为真正的市民。

佛山三水区西南街道布心居民小组的部分居民就是如此。20多年前，面对突如其来的城镇化洪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本能地抗拒所谓的城市化，一部分人在挣扎一番后回归农业，他们仍然怀念作为农民的日子，并希望讨回本该属于他们的土地权益。但是，究其根本，他们怀念的是曾经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

“虽然是非农业户口，我一点也不开心，现在一分地都没有了，基本的生活也困难。”69岁的陈树兰（化名）站在地里，满脸愁容地看着自己赖以为生的一片菜地。常年务农的她皮肤黝黑粗糙，正挥锄松地，裤脚满是泥土，累了就靠着锄头歇会儿。

陈树兰是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布心居民小组人。1992年，布心村小组的4000余亩土地被全部征收，布心村小组也被撤销建制并改称居民小组，600余名村民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布心村民一度非常期待成为城里人。然而，20多年过去了，变身城镇居民的他们却只是住在“村”里的“城市人”，除了身份，其他似乎都没变。从农民变为居民后，突然而至的身份转换，并没有给布心村民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有人本能地抗拒这一变化，有人在努力适应城镇生活后失败而归，一番挣扎后，这些在城市中生活艰难的居民，回归了传统的农村生活习惯。住在闹市“村里”的布心居民，各自寻找着生存之道。看到临近不少村经营土地过上了好日子，他们开始怀疑这种被动做城里人的意义。

村改居，农民变城里人

清晨4点多，窗外一片漆黑，10月的天气带着寒意，陈树兰和70岁的老伴像往常一样，匆匆起床。稍作准备，二人便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拿着手电筒，到距家几百米处的菜地摘菜。一个多小时后，二人各自摘得满满一筐青菜。提回家，打开自来水管，清洗，去掉杂叶，一颗一颗摆放整齐。完毕后，陈树兰下了两碗面条。吃过早饭，已是7点多了，老伴提着菜篮子到村口巷子旁卖菜，陈树兰则扛着锄头下菜地。

种菜，摘菜，卖菜，这是陈树兰和老伴的日常生活，也是典型的菜农生活。然而，户口簿上职业那一栏，她和老伴都写的是非农业。20多年来，陈树兰就这么背着城里人的身份，干着农民的活，过着农民的日子。

“城市户口有什么用？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还是当农民好呀，至少有自己的地种。”依靠种菜卖菜的微薄收入，陈家生活拮据，时不时地，她会怀念曾经有田种有收成的日子。

陈树兰从农民到城里人的“名义上”的改变，要追溯到20年前布心村小组的“村改居”。

村民们回忆，1992年3月，当时的布心村民被通知开会，一位县领导在会上表示，因发展需要，经布心管理区同意，布心村民不用再耕地了，由政府安排工作，洗脚上田去当工人，端“铁饭碗”，土地收归国有，还会留出部分土地作为居民建房用地和集体发展留用地，当时的口号是“想得通要散，想不通也要散”。

上世纪90年代，“农转非”政策放宽。当时，三水属县级市建制，有着“东方魔水”之称的健力宝在此孕育，由于城区面积并不大，那时的“城里人”身份相当金贵。拥有城镇居民户口在那时看上去是一件光彩体面的事，再加上多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务农的艰辛，又有“铁饭碗”的吸引，当时村里不少村民愿意转成城镇户口。

不过，陈树兰却不太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她的担心是：“空有一个户口，没有了田，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然而，在彼时强大的进城潮流面前，和她有相似想法村民的声音十分弱小，完全被忽视掉了。后来，全村600多名村民都变成城镇户口，一夜之间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

在补偿给村木果等安置费600多万元后，布心所属土地被原三水县对外经济开发总公司、西南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划去开发。就这样，布心村4000余亩集体土地（水田1200亩，鱼塘820亩，菜地400亩，旱地360亩，林地1300亩，开荒地、自留地、荒坡地350亩）全部变成了国有土地，布心村小组的名号成为历史，布心居民小组取而代之，布心村民由农业户口变为了非农业户口，村民也由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

公开资料显示，同时期的三水，除布心村外，西步、沙头等十几个自然村也被政府要求“散队”，共有8000亩以上的农地因此被转为国有。

从卖粮到买粮

20多年来生活的艰辛，让陈树兰当时的担忧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被“散队”（撤销村小组建制）后，村民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1990年代中期，进厂的居民纷纷下岗，他们的生活逐步陷入困境，再加上没有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布心居民生活艰难。居民们还发现，企业在原属他们的土地上搞开发，获利丰厚，这更让他们后悔。

1992年之前，村里600多人，耕种着4000多亩地，交完公粮后，每家每户还有不少余粮，留足口粮，光卖粮食都有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然而，1992年，村里土地全部被征收，成为布心村发展的转折点。

回忆20多年前种田的生活，李树兰眉头顿时舒展，盘腿坐在菜地里，向记者讲述当农民的那段日子。

“那个时候，种田辛苦，但是有粮食吃呀，有菜吃，什么都不用买。”1980年分田到户时，李树兰家里分得十几亩农田，再加上几亩旱地，共有20多亩土地。十多年来，她和丈夫每天早出晚归，大半时间都在农田里度过。一年下来，万余斤的收成，交完公粮后留足一家六口人的口粮，光卖粮食就有好几千元的收入。

1992年，土地被全部征收了，李树兰一家也不再种田了，曾经粮食富足的他们，不得不花钱买粮。“有田时根本没想过以后会买米吃饭。”她感叹道。20多年了，家里的口粮全靠买，“1990年代一家六口人吃饭，一个月要买100多斤大米，一个月接近100元。现在家里三个人吃饭，一个月买米要200多元。”

土地全部征收了，原本的农田旱地荒弃。布心居民看到部分荒弃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再利用，不少居民便在荒地上开辟菜园。李树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开辟了一亩多菜园。这片菜地现在成为她家的经济来源。

李树兰说，菜价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得几十元钱，菜价不好时可能只有几元十几元，这样的话基本的生活开支都不够。无奈之下，在种菜同时，李树兰不得不寻找其他路子。

布心居民小组靠近三水森林公园。森林公园修建期间，年近50的李树兰和村里的很多妇女在这里打零工，如挑砖、和泥浆，每天工资是5元。村外的芦西公路修建，李树兰去种绿化树，从早忙到晚只有10多元。相比种田时卖粮食的数千元收入，单靠做零工难以满足家里的生活费。

在政府的安排下，1994年，李树兰的老伴到钢铁厂打工，每个月挣500多元。十年前，老伴退休了，便帮李树兰在村口卖菜。李树兰家的房子还是80年代末修建的，至今未翻修过。

在三水汽车站附近，56岁的黎建成几年前花了6000多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干起了摩托车拉客的行当，“一天几十元的收入也只能够生活”。拉客是不少布心居民讨生活的方式。

城不如城，村不如村

布心居民小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原本应该造就出一片繁华之地。然而，如今的布心居民小组和20年前相比，改变的痕迹不明显，这个三水曾经最富裕的村庄如今变成了三水城市中的一处暗角。尽管“村改居”已有20多年，当地人仍习惯叫这里“布心村”。

进入10月，空气变差，雾霾天里空气有些呛鼻。从佛山市三水区汽车站往森林公园前行500米处，一条小巷人来人往，这就是通往布心居民小组的路口。

走进巷子，只见蔬菜水果摊档布满道路两旁，不到50米，陈旧的红砖房便展现在眼前。道路崎岖不平，摩托车路过，掀起一阵灰尘。垃圾四处堆放，污水四溢，臭味弥漫，流经村里的一条小河水已变黑。两处祠堂也是断垣残壁，随处可见小块菜地。名义上是城市社区的布心居民小组，破败的现状与三水市区的热闹显得格格不入。

“说这里是农村吧，但是又是在城里；说这里是城里吧，觉得连农村都不如。”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20多年了，布心村一点变化都没有，停滞不前。

距离布心村不远的一些村庄，近年来靠种地、卖地、搞工商业逐渐富裕起来，布心人的心理更是难以平衡：“那些村现在发展得都比我们好，村办企业，还有分红，我们村一分钱都没有。其他村每年都在拆旧楼盖新楼，我们村20多年了就没见过一栋新楼。”

后悔的村民开始发起维护土地权益的行动，他们的理由是：当地政府在未发放任何土地补偿、未履行任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就宣称将土地“收归国有”，是对其土地权益的剥夺。为解决征地补偿问题，2001年，布心居民小组选举产生了“布心村处理遗留问题临时领导小组”。

2002年，三水市国土局对布心村民反映的问题向佛山市国土局作了汇报，承诺解决村民的养老和社保规费，完善村内外的市政建设，并解决原安置人员下岗出路问题。不过，1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承诺并未兑现。

2004年，在西南街道办事处协调下，布心居民小组的84亩留用地被以4500万元的价格卖掉。随后，布心小组与三水区土地储备中心、西南街道办事处签订《关于落实西南街道原布心村“散队”遗留问题的协议书》，每户居民获得16万元补偿金。协议书称：“以此作为‘散队’遗留问题的最终处理方案，双方不得反悔。”

“我家没有领到补偿金。”歇息了一会儿，李树兰站了起来，双手拍拍裤子上的泥土，然后抓起了放在一旁的锄头，失望地说道。

“还是当农民好，有地种，有粮食收，有菜吃，比现在的生活要好多了。”她双手拄着锄头，感叹了下，望了望靠近村里的几十层的高楼，又低下头继续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