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与众生失语

中图分类号：10—02，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5—0080—04

2011年11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针对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和节目形式单一雷同等问题制定了详细的指导办法，引发全国人民热议，对媒介娱乐功能的思考在传播学界与传媒业界再次被提上重要议程。这一政策的问世究竟是“耍花枪”还是紧跟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究竟是怎样的媒介现实催生了《意见》的出台？这些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社会思考，这些都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一、技术至上与媒介文化的欲望化

早期的人类传播媒介由于缺乏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支撑，并未发展成为大众媒介。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众媒介才真正发展起来并不断勃兴，人类亦随之进入大众传播时代，这源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其一，技术是大众媒介兴起的基础。“在当代社会，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创世的力量。”传媒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小众”传播体系，创造了一个大众传播的世界。在技术革命背景下兴起的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形态将传播延伸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的视野、听阈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延伸。它不仅能将千里之外的他人世界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甚至还能把“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但是在想象中却存在着的世界真实地展现出来”。传媒真正成了联系最广泛人类、最广阔世界的大众媒介。其二，大众民主意识苏醒，呼吁打破文化垄断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掌控着社会文化资源，对文化实施垄断，普通大众话语权缺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的民主意识、个体意识不断苏醒，他们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文化的平等交流。于是，“大众传媒刚一出现，大众就深刻意识到一种属于自己、贴近自己的媒介的来临，于是大众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其三，文化需求不断上升。社会的发展总是遵循这样的供需轨迹：需求——满足需求——新需求的产生——满足新的需求。新需求的产生总是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吸引人们作出满足需求的努力。当现有文化食粮已难以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时，开辟新的文化消费点就具有了浓重的社会背景。而大众媒介自出现以来就是多元文化的积极载体、文化传播的有效路径，其强大的传播效力填补了文化需求的空白。

大众媒介是社会翘首企盼的产物。然而，《意见》的出台却从侧面明确告诉我们——大众媒介并非总是以尽善尽美的面孔来回应社会，当下大众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的社会影响堪忧：大众媒介坚定不移地奉行消费主义，执著追求经济效益，导致文化工业奇观频生、社会文化环境不断恶化。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借助先进技术手段，以机械复制的方式，进行着文化的批量生产，文化实践沦为工厂式作业，文化产品承载的启蒙主义、高雅趣味、理性色彩被完全抛弃，其“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为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大众媒介不断降低姿态以迎合受众需求。在恶俗的审美趣味、低级的需求指向、庸俗的文化追求下，文化垃圾堆积成山，文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传媒建构的“现实世界”不断瓦解传统道德观念，社会道德急剧滑坡。为追求轰动效应、赢得社会关注度，传媒在进行传播时，往往忽视理应肩负的社会责任，过分关注标新立异、视觉，进行失范报道。如媒体在报道“老人摔倒反诬救助者”的类似事件时往往很少进行细致扎实的调查和还原事件的原委，而只是将事件的某些部分呈现给民众，同时为夺人眼球还往往冠之以刺激性标题。久而久之，从媒介报道中，人们获得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认知，那就是老人扶不得，好人当不得。于是，漠视悲剧一再上演。同时，传媒过度宣扬享乐主义、身体解放、个人主义，对传统价值体系造成极大冲击：“网络红人”的一夜成名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勤苦奋斗、踏实肯干，日志、频等挑战了社会道德底线；丑角偶像的塑造导致了青少年自我认知的迷失……传媒培养了一大批媒介生物，改变了人们的正常生存状态。传媒确实带给我们很多便利，但目前的现实是人们倾向于在虚拟的媒介世界中解决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等几乎一切问题，人们过度依赖电子媒介：越来越多的沙发土豆，越来越多的宅男宅女，越来越多的生活机器。大众媒介已质变为一部欲望机器，沦为民众实现其非理望的“幻想空间”，而现代人则成了依赖传媒而生的“媒介奴隶”，人类曾有的运动精神、沟通意识与思考能力等社会特征正日益退化与丧失。

二、娱乐至死与媒介文化的低俗化

27年前，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曾以电视为研究对象，披露了“娱乐至死”这一媒介现实，引发社会的一片哗然与沉思。而今，在我国，该理论仍然甚嚣尘上，但媒介实践却从未因其具有的现实批判性而停留过片刻：数不清的造梦与追星的媒介神话，蔚为可观的电视相亲节目，风行的网络恶搞、网络流行语……日益将我们逼进“娱乐至死”的生存境地，深陷其中，我们不是反击，而是满怀热情相迎，建构着一幅幅相亲相爱的热闹图景。

“把所有严肃、崇高、神圣的东西游戏化，玩弄于唇舌唾液之间，是当代电视文化在感情传达中的本质特征。”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以娱乐为基石构筑了一座巨大的拉斯维加斯城，我们的一切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一切文化内容都深深地打上娱乐的烙印，“娱乐至死”不仅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甚至还被期待发扬光大。娱乐抢占了绝大部分媒介公共资源，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为受众构建一种视听霸权；娱乐成了媒介和受众共同的生存旨归；娱乐的真正内涵、最终意义被严重扭曲；积极意义上的传统娱乐观被彻底颠覆。

一个越来越明晰的事实是，“娱乐”内容已成为书写媒介文化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各个电视台以各种形式的娱乐节目高密度、铺天盖地地轮番轰炸着我们的视听。曾几何时，“超级女声”、“星光大道”、“我型我show”等选秀节目几乎在同一时段霸占了整个电视荧屏，以至于受众的选择自由几乎消失殆尽；以“娱乐”二字立足的媒体大有人在。一些或明或暗扛着“电视剧立台”的旗帜的电视媒体竟一路走得轻松顺畅。如安徽卫视以“剧行天下”自我定位实行改革，竟俘获大批观众眼球，一直保持着可观的收视率。笔者认为，《意见》的出台是缓和现今电视媒体娱乐狂潮“压迫”受众视听神经的必然举措。至于网络媒体方面，网络运营商更是热衷娱乐事务，娱乐频道、娱乐版块一直是其发力点，对一切文化成果或稀缺资源都极力挖掘其娱乐价值，于是便有了前仆后继的网络红人、推陈出新的网络流行语和让芸芸众生乐此不疲的网络游戏。

大众媒介供我们消遣娱乐本无可厚非。提供娱乐是传媒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也是其存在的合理依据之一，但问题的症结是传媒殚精竭虑以娱乐的形式演绎所有内容，正如波兹曼所指出的：“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于是，人类最纯真的情感成了媒体炒作的对象，中华民族难以言状的伤痛成了拿来开涮的话题，对历史的篡改、文化的亵渎成了传媒获益的手段。一句“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本是对已逝美好童年的回味，是纯真童年情结的最朴素表达，却被网络炒作得完全变了味，成了信手拈来的各种变体，或调侃，或讽刺，或戏弄，“***，你妈妈喊你回家打麻将”、“***，你老婆喊你回家”，等等。在某次著名的历史战争中，中国死了多少人竟成了媒体有奖竞答的题目，严肃的历史在娱乐至上的旨归下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真实性丧失殆尽。就这样，无所不用其极，传媒以各种形式将其娱乐功能发挥到极至。娱乐的具体内容选择、形式设计、娱乐的最大化展现被列入媒介最高议程。令人焦虑的是，传媒绝非“娱乐至死”的惟一推崇者，受众亦成为其名副其实的共舞者。一方面，在大众媒介的娱乐文化语境中，受众要求媒体要足够娱乐以满足自身对快乐的追逐，传媒娱乐取向的成功离不开受众对娱乐内容欲壑难填的需求，正是受众对媒介娱乐的如饥似渴助长了媒介“娱乐旨归”的熊熊烈焰；另一方面，在媒介娱乐文化的影响下，受众的传统娱乐观被完全解构，受众享用娱乐不再是为了暂时的游戏休闲与精神调适，而成了最终的诉求：在现实中辛苦劳作，不断奔波都只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享乐资源，不断提高娱乐的可能性。

其实，娱乐本身并无害，只是我们给予了它过多的关注。娱乐节目自产生以来就担负着这样的社会功能：提供休闲空间以愉悦民众身心，帮助世人忘却烦恼以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娱乐功能反向运作的当代表征成为现实传播语境中的媒体奇观——娱乐原有的社会功能不断消解，反向运作的社会功能日益呈现：在传媒提供的全民狂欢中，人们没有感受到轻松闲适，而是身心俱疲；没有体验到愉悦幸福，而是更加心态失衡。“当代娱乐节目……与古代农业文明的‘休息’完全不同，由于它在休息中不是养精蓄锐，而是一种变本加厉的补偿行为，所以人们就像吸食一样，在电视中‘泡’够了世界美景、人间春色之后，只能以更加怨恨和饥饿的眼光面对现实生活。”电子娱乐占据了我们大部分休闲时间，于是有了不休不眠的网游瘾君子，有了为观看一场选秀节目而等待到凌晨的夜游神，有了盯着煽情的韩剧流泪到天亮的“剧迷团”……而狂欢过后，一旦回归现实，除了以倦怠的面容、萎靡不振的心绪对待工作和学习，再也找不到休整后的一丝激情与活力；面对神话城堡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落差，人们变得愈加悲伤愤恨、歇斯底里。电视、网络从来不是生活的真实再现，它们永远涂抹着一层又一层虚幻的色彩。然而，人们却对那些唯美剧集建构的空中楼阁、宏伟游戏呈现的海市蜃楼、虚构片段编织的美好图景如痴如醉。伴侣的背叛成了海枯石烂的爱情观无法承受的重量，现实的不如意成了游刃有余的游戏王国里最悲怆的背景色，电子媒介制造的虚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成了最惨痛的伤悲……“虚假的理性主义的铁笼过滤了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原创性，留下虚假的神、虚拟物体和虚假欲望的空洞外壳。”日常普遍的、平庸琐屑的世俗生活在大众媒介建构的乌托邦的强力冲击下变得面目狰狞，从此，生活不再美好。

三、媒介文化困境的理性反思

娱乐功能是传媒与生俱来的，为何时至当下，媒介文化才如此这般喧哗与躁动？要探究真正原因，需要我们拨开纷繁世相，作出理性的审视与阐释。

从社会层面上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画地为牢，各回各家”，封闭的私人空间取代了传统的公共空间。“外面的世界太危险”是当今社会的普遍共识，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将人们封闭起来。正如上文论及，人们几乎可以在媒介世界中解决生存的所有问题，媒介为私人空间筑起了坚实的封锁堡垒。人们在自己的私人空间活动，对他人的世界则或时刻警惕，或冷眼旁观，或幸灾乐祸。彼此的世界没有真正的交集，缺乏有效沟通。社会冷漠症候日益严重，人们普遍感到孤独与抑郁。面对损害社会公德的行为，元人站出来加以指责；看着重伤的小女孩，没人愿意上前搀扶一把；公交车上遭遇小偷，孰视无睹；相互利用后的转身离开，形同陌路……在最需要道德的时候，道德却严重缺位。传统公共空间的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坦诚、热情、付出皆被自私、封闭、狭隘的私人空间吞噬得几尽残骸。其二，物欲横流，信仰缺失。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越来越给人一种这样的深刻印象：物质与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对立。我们知道，信仰是一种超现实的存在，是不为外界动摇、指引灵魂回归的强大力量，但媒介大肆建构的虚拟社会镜像却呈现给我们一个最真实的现实：物质泛滥，而信仰却反被打入“冷宫”，很少提及。在人们的脑海中，信仰已被物质排挤得没有一丝生存的空间。人们机械麻木地追求物质，人成了物质的附属物。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爱情、尊严、自由、道德等——全都被卷进了物质的狂潮。人性异化、扭曲得只剩一具空壳。于是，爱情输给了面包，尊严输给了仕途，道德输给了视觉。其三，社会认同度下降，集体意识薄弱。“我们不存在一种基本的习性或者风俗，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整全的认同机制，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公平、什么是该为不该为，我们没有同一的标准，没有整合性的集体意识。”环顾四周，“世风日下”、“算了吧，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现在这个社会还谈什么公平？你真幼稚”……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类似的话语。在人们心中，诸多不良现象是整个社会的表征，人们对这个社会普遍不认同：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整个社会，是不堪的社会让人们变得如此冷酷贪婪、道德败坏、丧失良知。有学者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的社会正在不断溃败”，它扼杀了我们对这个社会产生认同的所有可能性，社会再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归属感与认同感。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数十年前，我们的国家还很贫困，可是特殊年代的人们却有着“一贫俱贫”的同一认识；现今，国家经济发展了，人们却在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国家的那些东西是他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无所谓提升到爱国或日不爱国的高度，而是关乎社会认同度的问题。

若要从经济层面来加以思考，又有另外一番考量：大众媒介追逐物欲，消费主义盛行。一方面，借助各种手段，大众媒介不仅为人们呈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景观社会，引导具体商品的购买与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欲望叙事，大众媒介还建构了一个巨大的符号意义空间，导致消费主义肆虐。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媒积极地将自己推向公共事业，自告奋勇地担负起如何选购商品的“答疑解惑者”的社会角色。满大街的广告橱窗、灯箱广告，接不完的广告单，播不停的楼宇广告……它们不断传达着有关商品的信息，死心塌地地做着商家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这种视觉刺激甚至蔓延到了偏僻遥远的小乡村，“小到日常用品，如一瓶洗发露或者几节电池，大到衣食住行，似乎都有媒体在替人们操心，告诉消费者应该消费什么而摈弃什么，应该购买某些品牌或不应该无视某些品牌”。与此同时，通过有形的商品实物，大众传媒还构造了一个个消费意义的美好镜像，不断刺激、制造着各种需求、欲望，传达媒介的消费旨意，形塑人们的消费观念。人们消费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实际需要，消费的也不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其符号象征意义。媒介的消费主义叙事作为一种强力话语被深深植入民众脑海，人们的思考方式、价值观念都受到极大影响，大众媒介培养了人们的普遍认知，建构了人们共同的消费意识。譬如，许多人从大众媒介中获得印象，认为现代都市女性自领一定个个衣着光鲜，拎着笔记本，飘着淡淡的香水味，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时常出入氛围高雅的豪华写字楼、高档商务会所与娱乐消费场所。部分女性白领的形象泛化成整个女性白领群体的主流形象。于是，现实中的白领往往以此为参照系，尽量模仿、遵循被认为该有的生活方式，大胆消费，完全不顾及。生存的沉重压力。

此外，从文化层面展开剖析可获得对这一现象深层根源的思考。在这一层面，至少存在同一个方向上的两个驱动力。一是文化沉沦，娱乐当道，大众文化推崇狂欢叙事。而今，我们更习惯将高雅文化束之高阁，我们对文化的要求似乎越来越跌到“只要它不是低俗就好”的份上，取代了原有的“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阵营分立，“低俗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与辩驳日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提上议事日程。与过去相比，当代文化内涵也已有了很大不同。20个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如文学、音乐、美术或电影等都可贴上“高雅”的标签，它们至少表明，阅读或参与这样一种“文化”活动，意味着脱离“庸俗”的日常生活情境，而进入到一种“艺术”体验之中。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谈得更多的，是所谓“文学”或“艺术”的“边缘化”，是商业化对“纯文化”的亵渎与玷污。到了现今，文化又呈现出另一格局。文化似乎已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它极其努力地下放至最广大人群之中，它不再强调生活之外的审美艺术体验，而是经常把最原始的身体及感官感受挂在嘴边；它渴望吸引大众眼球，期待以狂欢叙事获得最广泛人群的参与。我们对“文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姿态，也因此使得文化的审美界限越来越往下浮动。过去，我们一直是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两大阵营中展开激烈的唇枪舌剑；现在，文化曾有的高雅旨趣、理性主义、启蒙色彩让位给了商业、娱乐、媚俗，文化不断沉沦，遵从市场意识形态引导的大众文化占领了社会的大片领地。为使自己的产品为市场所接受，文化制作者往往以降低品位、贬损精神内涵为代价，按照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大众的审美趣味来从事创作。“有许多作家为了能使自己的作品适合大众口味，不惜牺牲自己的作品思想，来达到让大众欢喜并赚钱赢利的目的。”除了文化内涵的变迁、审美旨趣的下降，文化沉沦的另一重要表征是大众文化对快乐、通俗的过分强调。大众文化显然把娱乐大众当成了自己的重任。它放弃了让人费劲、费神去理解的抽象与理性，代之以最单纯、低级的感性认识，它试图满足的是身体的原始冲动，强调感官的快乐。它在千方百计地给人们带上娱乐的面具后，再牵引他们来到虚幻的极乐世界，以摆脱现实的不如意，获得暂时的灵魂解脱。如琼瑶剧极力煽动人们对唯美爱情的渴望，强大的游戏王国处处彰显着征服的喜悦，悲惨无比的主人公命运总是给深陷困境的人们带来阿Q式的心灵慰藉……过去，文化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它不需要取悦于人，它甘于寂寞，只为等待懂它、惜它的知音。而今，文化不再忠实于创作者的真实想法，而是流于世俗市侩。市井生活中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男性观者对女性身体的猥亵窥视，虚伪外表下的做作矫情，一览无遗的……都成了文化精心刻画的对象，文化对世俗的取悦已是如此的毫不遮掩。

二是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大众话语喧闹，精英话语缺失。在大众文化淹没社会民众的现今，我们一度认为知识分子能在“众人皆醉”的局面中，保持一份启蒙民众、“唯我独醒”的可贵。我们希冀他们保持应有的社会批判立场，时时给沉醉的社会、浑噩的众人当头棒喝。如果说，在20个世纪90年代的迷失中还能依稀看到这种影子，那今天它确乎已微乎其微了，种种残酷的社会事实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已深陷大众文化的漩涡中无法自拔。社会责任感与人文情怀的丧失、思想的麻木、对现实的惧怕以及自身底气的不足等诸多原因使得知识分子或沦为沉默的大多数，或与大众文化高歌共舞，一切现实中的不合理在他们看来都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将自己彻底下放到滚滚红尘中，融入混沌社会。传统知识分子那份反思社会、拷问社会的凛然大义、刚正不阿在其身上似乎就要消亡，他们已经不起金钱、权力、欲望的一丝压力与诱惑。喧闹的世界改变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庸俗的世人身上，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连最微弱的呐喊都失去了底气。“政治上冷漠，思想上被动，对社会事务毫不在意，更关心经济保障，全部精力都放在个人生活上”已成为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即便拥抱大众文化，也只是出于对金钱、权力、声望与地位等社会价值物的极度渴望。作为大众文化最强有力的吹鼓手，大众媒介成了知识分子积累财富、赚取眼球、获取社会声望的绝佳工具。一些知识分子对媒体出场费、社会关注度与媒介认同度的追求远胜于对知识与文化的渴望，独立思考、勤苦治学、经世济道在一些知识分子心中已被挤压得不留余地，最有力的明证便是“电视知识分子”。为适应节目需要、迎合受众喜好，粉墨登场的“电视知识分子”往往违背自身意愿，尽情上演一场又一场文化表演秀。在其眼里，介入电视不是为了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而是为了自身的谋权取金、争名逐利。知识分子曾有的对所处社会的诊断与评析、批判与疗救的功能已日渐退化，现有社会机制下的生存法则使得他们只追求工具理性，或是“亲吻”溃败，或是装聋作哑，沦为某种权力的附庸，当年鲁迅先生热切呼唤的站出来振臂呐喊的人已难觅踪影。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曾说过：“文化是民族生命的基因，是竞争中的软实力。”文化不应成为博众人一笑的滑稽闹剧，“众声喧哗，众生失语”的局面只会让文化精神不断枯萎，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扭曲，新近出台的《意见》可谓适逢其时地为日渐荒芜的精神原野撒下了一丝沁人心脾的甘露。就媒体方面来说，“娱乐至上”绝非未来发展的正确路径，恪守审美与艺术价值判断才是可取之正道；而在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拥有话语权是这一群体能否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标识，持续失语必将陷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窘境……或许，各方都应该将匆忙急促的脚步稍作停歇，从自我反思开始洗涤空虚飘荡的灵魂，以期能制控媒介而非被媒介所掌握，能引导媒介文化而非为媒介文化所摆布，让大众媒介弘扬主流价值观，担当起传承文明、人文教化的责任，为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作出些许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