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不一定国强

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的市场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这并不很确切。实际上，中国同时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市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于经济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规模不大，主要体现为各种交易市场或者民间网络。改革开放以后，市场资本主义开始扩展，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期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它基本上游离于政府管制之外。政府容许其生存的同时，并不给予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支持，包括法律、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注定受到很多限制。没有法律支持，信用就很难建立起来，也就不会发育成为全国性市场；经济领域的限制，国家不容许私人在金融等领域发展，私人一旦进入国家垄断领域，就面临巨大的经济甚至生命风险。

比较而言，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大举扩张。在东亚其他经济体，很多私人企业的发展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支持下，并且是以依附于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概念的来源。在中国，很多民营企业也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很多本来就是从国有企业通过民营化（或中国式私有化）演变而来。这些企业高度依赖政府的关系，离开政府就会面临生存困境。

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企业规模较市场资本主义领域的要大得多，国家也不容许它们完全独立，并想方设法地去控制它们，保证它们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权贵资本主义近年来越来越甚，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抱央企的大腿，与央企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它们得到了政治保护的同时，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好处；而对央企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从短期看，这似乎是一场双赢游戏；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一场双输游戏。

扩展得最快的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战略，使得从前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从规模上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是，这并不表明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表示，中国的国企大而不强。我想强调的是，国企完全是中国“举国体制”的工具，它更多的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应当看到，这种工具已经扩展到海外市场。

尽管国企在“走出去”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走出去”更多的是受政治的驱动，并没有足够的市场理性。在西方，国企遇到了西方政府强大的政治上的抵制，而在非洲和中东等，国企面临着巨大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民富才能国强，这是西方的经验。一部经济史，实际上既是一部市场发展和扩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市场的历史。尽管如上所说，国家和市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政府从来不会把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规制市场，而不是控制市场。市场创造财富之后，政府才会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制市场的结果。但后来国家主导的福利制度，导致了国家空间的大扩张和市场空间的收缩，尤其在经济领域，于是就有了私有化运动。总之，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

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达到“国富”的状态。今天，就国家财力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之一，但代价是“民弱”。“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

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国富却不一定国强。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国企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家的者。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积累的财富，并不能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这些者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存在，不但没有使得政府更强大，反而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举国体制”正在快速地导致社会资源枯竭，政府面临失去经济基础甚至是政治基础的风险。

很显然，在政府和市场高度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要务，就是重新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国家者），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必然会最终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

郑永年

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等。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获得过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