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翻译模式的对比研究

[摘 要] 贺拉斯模式、杰罗姆模式、施莱尔马赫模式是西方翻译史中最为盛行的三种翻译模式。本文从研究的焦点及译者的角色两个方面对三种模式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 贺拉斯模式；杰罗姆模式；施莱尔马赫模式

一、引言

西方的翻译史源远流长，纷呈复杂，学派林立，相互交叉。总体上，其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1]：第一个时期从古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为“经典翻译理论”。贺拉斯翻译模式和杰罗姆翻译模式属于这个时期；第二个时期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中期，其中包括施莱尔马赫这一模式。第三个时期从20中期至今，属于翻译的文化建构时期。下文拟从三种模式的研究焦点以及译者的角色两个方面对三个模式的异同进行分析和比较。

二、三种翻译模式的异同

1、三种翻译模式的研究焦点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现在的共识是西塞罗和贺拉斯最早清晰的表达了“意译”这一概念。[2]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B.C-43B.C） 最早开始了对翻译理论的较为系统的研究。[3]西塞罗把翻译分成两类：创造性翻译和非创造性翻译，而他往往采用的是灵活的翻译方法，自此开启了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探讨，并引发了很多后来者对诸如准确与不准确、忠实与不忠实等概念的争论和研究。

贺拉斯模式以罗马著名抒情诗人和讽刺家贺拉斯的名字命名。贺拉斯（Quintus Horatious Flaccus，65B.C.-8B.C）深受西塞罗影响，赞同他提出的“意译”这一个概念，强调译者对于翻译的个人创造性。贺拉斯还进一步提出了 “fidus interpres”这一概念，“fidus interpres”指译者不是忠实于文本而是忠实于其顾客，因而这一模式往往是以目标语言和读者为导向的。[4]贺拉斯在其诗体长信《诗艺》（The Art of Poetry）中《用自己的语言模仿》一文中提出，一方面罗马人应该学习希腊的文艺，另一方面也强调罗马应该创作出有自己特色的文艺。

杰罗姆模式以圣徒杰罗姆（Saint Jerome）的名字命名，他翻译的拉丁文《圣经通行本》（Vulgate）一直被视作是翻译的标准。杰罗姆模式对西方翻译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根据翻译文本的不同类型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其一是文学翻译；其二是宗教翻译。对于像圣经这样的宗教型翻译，他认为应采取直译，而对文学翻译易采取意译。然而，杰罗姆模式有时又被归于翻译的语言学流派，因为斐洛，杰罗姆，奥古斯丁等对圣经及非文学翻译更为关注。[1]由于圣经的神圣性，他们认为圣经应该以源语作为导向并采用直译的方法，甚至是采用逐行翻译的方法。除此之外，杰罗姆模式继而提出了“对等”这一概念，但事实上采用直译的方法也并不能保证理想的“忠实”或“对等”，因为这种模式提出的“对等”只能在语言层面实现，学者苏珊这样评论道，“为了突显‘忠实’有别于其它因素的中心地位，杰罗姆模式只能退而把翻译降低到语言这一层面”。[5]

施莱尔马赫（1768-1834）是阐释主义学派的代表。施莱尔马赫模式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中叶期间的一个重要翻译模式。在西方翻译史上他首次区分了两种翻译，即口译和笔译。[2]在人们都在争论忠实、对等、以及怎样实现忠实、对等等概念的时候，他区分了机械翻译以及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的翻译两种不同的类别，并提出建立一种文学翻译专用的语言。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其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从阐释学的角度具体论述了翻译与理解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探讨了翻译的原则和途径，指出翻译可以采取两种途径：译者不打扰原作者，带读者靠近作者，或者尽量不打扰读者，使作者靠近读者。

2、三种翻译模式中译者的角色

译者是连接作者或源语言与读者或目标语言的桥梁，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忠实的对象；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以及怎样达到忠实。三种翻译模式里译者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他们对“忠实”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贺拉斯认为忠实的译者应采取逐字逐句的直译方法。然而，诗人作为艺术的模仿者应以自己的方式创作，因此不能被译者所追求的忠实所束缚从而采取逐字逐句的直译方法。在他的《诗艺》一书他警示诗人“在翻译时不能相信原文的作者”[6]。他认为译文是对源文本的一种再创造，他反对绝对的忠实或对等，他强调译文应具备原创性，强调应当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使早已习惯了老生常谈的公众恢复活力”[6]。因此，贺拉斯模式中的译者被给予了更多个体创作的空间，而译者忠实的对象则相应的是译文的对象或顾客。这一模式中的译者正如苏珊和安德烈所说，“就如同是介于两个人或两种语言中间的磋商者，这种协商或磋商不同于传统的对等性的忠实，相反这种协商的结果往往是倾向于拉丁这一特权语言的。”[5]

在杰罗姆模式中，虽没有像拉丁这样的特权语言但是却存在圣经这一特殊的文本。由于圣经被认为是神的启示，自然要求译文要最大限度地忠实，因为假如人们读到的神的启示不同会显得很可笑。因而，理想的翻译应该是逐行翻译。不仅如此，通常译文往往写在原文的下面。但在翻译除圣经以外的材料时，杰罗姆自己也宣称采用了意译的方式，在一封致其友人帕玛丘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现在，我不仅承认而且自由地宣布在翻译拉丁文时――当然，除了圣经（里头有些句法简直就是一个谜）以外，我通常不是直译而是意译”。[6]

施莱尔马赫模式中的译者与前两者相比很少受到像拉丁这样的特权语言或是圣经这一神圣文本的影响。这一模式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把读者导向作者或训练目标语言读者接受甚至渴求浸润着原作异国风格的原文”[6]。为此，译者常常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在其《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施莱尔马赫提出，从其他文字译成德语的译文应读或听起来都不同，要让读者从译自西班牙语的译文中猜出是西班牙语，从译自拉丁文的作品中猜出是拉丁文。假设所有的译文读起来或听起来都一个样，那源文本的原创性就在目标语言中不幸被夷为平地。因此，这一模式主张“异味”翻译，强调为读者保留原文风采，但正因为这一模式要求译者通过忠实于源语言并保留源语风格的方式忠实于目标语言，这一模式中的译者实际上必然承受巨大的挑战，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人物，更不用说译者在深入源语言精神和特点等方面可能会碰到的种种困难和障碍。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三种模式的异同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从圣经对三种模式的影响而言，杰罗姆模式所受影响最大，施莱尔马赫模式所受影响最小。其二、三种模式对忠实的理解不尽相同。贺拉斯模式显得更为灵活，指出对不同类型的文本材料应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而杰罗姆模式虽在圣经的翻译方面显示出一些让步和妥协，这种模式更注重通过直译的方式以达到对等的目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强调源文本的重要性。因此，杰罗姆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和施莱尔马赫模式有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强调忠实于源语，而这正是为什么有学者指出杰罗姆模式其实是“异化”的创始者的一个重要原因。[7]其三，就译者在三种模式中的角色而言，贺拉斯模式与杰罗姆模式相比为译者的个体创作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施莱尔马赫模式中的译者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因为译者在翻译中不仅要把翻译的两端皆考虑在内而且还要保持源语的他异性。客观而言，三种翻译模式都受制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条件，因此每一个模式都远非是完美无瑕的，但它们都以各自独特的特点启示和激发了后来者对翻译理论的思考及研究。

参考文献：

[1]贾正传.翻译学系统演化观――用系统观考查翻译学史的尝试[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4）.

[2]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3]章和升.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综述[J].外语研究，1996，（4）.

[4]贾正传.古代翻译学系统演化观――用系统观考查古代翻译学史的尝试[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2）.

[5]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Robert， Dougla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7]何昌邑.论翻译标准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作者简介：

尹青（1979―），硕士，云南昭通人，昭通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

杨智敏（1987―），硕士，女，汉族，云南昭通人，昭通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