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金属机制币铜元上的龙文化叙事

【摘要】龙是一种文化符号，像烙印一样刻在华夏儿女的心中。同样，龙在叙事，在讲述中华文明自萌生至今的故事。这部故事书非尺牍所能容纳。自古三皇五帝至今，历史长卷厚重无比，龙文化叙事遍布钱币、服饰、书籍、玉器、瓷器、青铜器、壁画和各种行为艺术，如赛龙舟、舞龙灯等。文章删繁就简，龙文化的物质呈现载体聚焦于钱币。在历朝历代的钱币上最集中地表现龙文化的是晚清钱币。晚清钱币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过渡期，有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的飞跃。而且晚清金属机制币中铜元的比重居多，龙纹出现的密度和种类极具普遍性和代表性。

【关键词】晚清铜元；文化叙事；龙

叙事是人类生存过程中永恒的行为，从古岩洞中的动物壁画到今日电子媒介上的各种艺术表达形式。叙事的媒介之广难以枚举，除文字外，还有图像、舞蹈、口头语言、手语等。本论文通过研究晚清金属机制币铜元来探讨龙文化叙事的文化渊源与叙事特征，进而对独具特色的龙纹有更为深刻的理解。龙的形象是一种文化叙事符号，是自蒙昧之初杂处生活的遗存。这种遗存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一代代地传递，影响着中华文明。龙文化叙事呈现在中华文明的诸多成果上，广大而博深。

一、龙文化叙事与货币的联姻

叙事是一种行为，文化是各种行为和物质总括而成的精神结晶。文化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叙事则刻画了这种历程。英国学者马克·柯里于1998年在其《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叙事学”的“想法”。国内学者谭君强开文化叙事理论的风气之先，其《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一书，融文化研究、叙事学、美学于一炉，蔚为大观。接续这种文化叙事的探索方向，本论文进行龙形象的文化叙事的研究，希冀能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开拓之功推向实证之境。

钱币是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经济又决定着政治和精神上层建筑——文化。通过钱币可对当时的经济、政治乃至精神风貌有所领悟和习得，尤其依附于钱币之上的特定形象的研究，更有窥一斑而知全豺之效。龙文化叙事是对特定形象“龙”在各种载体中的反映及其社会文化语境表达出的叙事特质的研究。

机制币铜元，简称机制铜元。晚清机制币铜元与历朝历代的货币大有不同。它是晚清铸造技术和货币形状革新的产物。这种革新是社会重大转折期经济、政治、文化变动的反映。

由这些铸造技术和钱币形状的不同可以将中国货币进行简单的分类：货币的原始天然物代货币阶段进入金属铸造阶段，由制造的加工原料不同分为纸币和金属钱币。中国最早的纸币是宋朝的“交子”。金属钱币根据制造方法的不同又分为打制币、范铸币和机制币。打制币是指传统手工打造的钱币。范铸币是采用钱范进行翻砂铸造，然后人工用措刀修缮的钱币，而机制币是晚清引进制币机制造的纯机器币。打制币和铸币及机制币根据钱币形状的不同分为圆钱和异形钱。刀币、布币是与圆钱相对的异形钱。机制币都是圆钱，又称铜圆。在圆钱体系内，根据中间穿孔的形状及有无分为方孔圆钱、圆孔圆钱和无孔圆钱。圆钱体系还根据发行者的不同分为官钱和私钱。

并且可以根据钱币的发行者的发行用途的不同，分为流通货币和压胜钱。吴家荣在《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脉脉温情的伦理文化，这种文化历经千年，仍保持其“纯洁”，虽时有异族文化的入侵，但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文化面前，异族文化不是被抵御，便是被同化。这种“纯”的文化在内又分为两支，一是官方的规范文化，一是民间的潜文化①。钱币也是如此，在官方的钱币发行文化上总伴随着私铸文化。甚至是官方本身也会发行与流通货币相区别的纪念钱，这颇与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千禧龙钞”和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奥运鸟巢纪念钞”相似。

晚清机制铜币是指清政府官方发行的、采用机器制造工艺、用于民间流通的铜质无孔圆钱。根据钱币学家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一书中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广东开始铸造铜元。……新铸铜元制作整齐精巧，大受人民欢迎，而政府也获大利，因此各省先后仿行。到光绪三十一年有十二省铸造铜元，计有广东、直隶（北洋）、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省。清末的新式铜元，面额分为五等，即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铜元在中国不过通行二十几年，但种类繁多，千变万化，在中国钱币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不过重心在于当十铜元。因为当十铜元在各种铜元的总额中，要占百分之九十七八。当二十的不到百分之二，其余如当五和一文、二文，都不到千分之一②。”铜元由于式样整齐，重量标准，制作精巧，因而一进入流通领域便受到人民的欢迎。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颁布“整顿圜法章程”，统一铸造大清铜币，对铜元的样式和龙纹等都进行了规范③。背部蟠龙图案总称大清龙，形式变化主要有水龙、旱龙两大类。

龙的形象最早出现在钱币上，却不是始于铜元的发行，而是银元的发行。1888年，张之洞试铸“龙洋”，是背图为龙的一种银元，这是龙形象出现于钱币的肇始。本文由于实物资料的受限，仅着重研究铜元上的龙纹。但这却毫不妨碍龙纹研究的正确性，其原因在于金、银、铜币上的龙纹具有一致性，其区别仅在于材质和尺寸，与图案无关。据史料记载得知，清朝晚期，铜矿日竭，铸币所用之铜稀缺，之前所铸币以方孔圆钱为宗，且一文钱的面值占据流通币的绝大部分。为节省铜料，清政府采用西方引进机器，大铸金属币，是为机制币。面值以“当制钱十文”为主，前文已说过铜元“当制钱十文”的面值占所有铜元中的百分之九十七八。制钱的含义根据《简明古玩辞典》指的是明清两代官局铸造的铜钱。因其形式、文字、重量、成色都是按其本朝定制有官炉铸造的，所以叫做制钱。铸行“当制钱十文”等较制钱面额大的铜元的做法实现了铜料的节省与流通钱币增多的双重好处。其实质是一种通货膨胀的表现。

发行金属机制币的时代和历史因素自金属机制币上可窥一斑。而金属机制币上的龙纹是其中的一个文化证据和历史实物。晚清机制铜币反映的时代状况，从文化层面上讲，一方面是由于受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冲击，古老而沉稳的中华民族由保守走向开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经济的突飞猛进，商品交易的频繁与交易数额的巨大在金属机制币上有所反映。此外还可以从户部的部颁龙图案与各道府的自制龙纹的变化中可反映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消长关系④。

清朝晚期金属机制币的金属材质，并不仅仅铜铁一种，而分为金币、银币、铜币三类，金币世所罕见，银币发行量次之，铜币是最普及、最大众化的钱币。在中国钱币史上，晚清金属机制币是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它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由盛及衰的变迁。附于机制币上的龙正是这一变迁的时代缩影。

中国清朝时一个以银为本位货币的封建朝廷，这与当时世界大国——英国的金本位制货币不同，从而造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货币政策的失误而造成的国弱民贫的现状。首先，以英国为首的国家用银币与中国内地进行交易，例如英国在印度支那地区发行的银币（俗称坐洋、站洋），交易之后，用银币套取中国的黄金，造成之后的黄金外流现象严重，从而滞后了中国近现代国家进步的历程。其次，根据《清史鉴》的记载，在与中国进行交易的诸国银币的成色与中国银币的成色不均等，从而导致白银外流。无论国内国外，银币并非纯银打造，而是掺杂了其他金属。国外银币中的含银量低于中国银币，却在中国本土具有与中国同面值银币相同的购买力，并且能以等量相交换。西方诸强获得中国银币后，溶化重铸为本国发行的银币，进入中国市场，这造成了白银外流现象积重难返。并且国人愚昧者众，目光短浅，只顾及个人的利益与得失，毫无警惕意识，反而认为本国局面动荡，持有外国货币更为稳妥，争相持之。这种做法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和日寇入侵等战乱时的确保障了一些个体的利益，却毁坏了国家的根基。

二、晚清机制铜币龙文化叙事的文化阐释

龙是一种文化烙印，这种烙印印在每一个华夏子孙心中，神圣而崇高，它叙述着中华民族的故事。龙文化的肇端始于原始先民，并由历朝历代上至天子，中经文人，下及平民的集体神化，而上升到神龙之境⑤。这种神龙发展至清达到鼎盛阶段。大清帝国的徽记就是龙旗。八旗弟子都归于龙的号令。而金属机制币上也有以龙为图案的类型。这种图案及其代表着的文化源远流长。

龙纹在《中国文物考古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的：图案近似传说中的龙的形象，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于龙类⑥。《周易》六十四卦，以“乾”为首，通篇爻辞都在讲龙，以龙的生息变化寄喻人生和宇宙的规律与哲理。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象最为吉祥，象征个人达到了功成名就的地步，处于人生和事业的巅峰。故古人又称皇帝为“九五之尊”。因此龙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是一种抽象的图腾混合物，而至封建社会则是一种权力、地位、威严的象征。并且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皇权稳固的时期，龙成为了阶级地位的象征。天子才可以穿着龙袍，那只龙是独一无二的四爪龙，王公贵族根据身份地位分别穿着三爪龙或其他动物图案的服饰。甚至是在其他器物上也是如此，瓷器上的青花釉里红瓷缸就是皇帝专用之物，数千窑工和数百窑炉，历经无数烈火才能烧成，并且是万里挑一，没挑上的一律砸碎掩埋。龙的神圣性至晚清达到巅峰，钱币上数不清的、变化不尽的龙的图案就是有力的证明。

龙的形象可以用“三停九似”来概括。然后这里说的“三停九似”的龙的形象，是封建政权晚期，在晚清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最终完成历经变迁，其中的蜿蜒曲折非文字所能穷尽。有学者⑦就认为龙产生的源头不是上述相似动物中的任何一种，而是自然界“云”的生物化。在远古时期，龙纹仅是云状的线条，举世闻名的红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中的玉龙，简单而朴素，是流动的蜿蜒的似蚯蚓般的线条的不断扭动而已。笔者看过商周时期的一方古玉，玉的形状颇似龙纹，然而其勾勒简单，就像天上飘忽不定的云朵。

龙的神圣性的完成是逐步的，最后成为主管江河湖海与降雨，上能入天，下能入海的神物。《说文解字》中说：“龙，鳞鱼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洪范·五经纬》中说：“龙，蛇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从这两篇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龙是蛇为主体形状的。更有意思的是，古人把龙生活的区域定于天空和海底，这都是中国大陆和华夏子孙不曾想过要去或者想去的地方。中国地处天之一隅，虽有郑和下西洋之壮举，但五百年才出一个郑和。总体上的中华民族是稳重而保守的，面对浩瀚的东海，南海，北海和渤海，畏惧而神秘，宽广而无边无际。数千年来，没有人问“海的那边是什么？”纵使有人问过，长辈们告诉他“海的那边还是海！”直到西方列强的大炮才让我们知道，海的那边是大地！和华夏大地一样富饶而肥沃的大地！中华民族一代一代地传递着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的神话，那些海，那些天空都是神居住的地方，龙居住的地方，我们肉体凡胎只得稳稳呆在结实的土地上。其实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了龙指的就是一种巨大的海蛇。直至今日，在各大洋的海底已经被拍到了长达数公里的海蛇的身影。龙的原形就应当是蛇。《淮南子》里面说越人断发纹身，指当时越人纹身，绣成蛇的模样，以避开蛇的撕咬。我们知道越人，就是现在生活在江浙一带的人。他们世代临海而居，靠海产为生。越人善水，有水性卓越者能潜水到海底拾珍珠。可以大胆地假设，古人也曾经见过我们今人所见的长达数公里的海蛇，蛇口脱身，于是绣其纹于肉体，警诫后人。当然这只是龙的形象的民俗色彩，更多的是远古时期龙的丰功伟绩。在黄帝与蚩尤大战及大禹治水中的应龙，应该是南越一个纹蛇的部落，擅长用水。在黄帝与蚩尤大战中还有一员猛将——青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镇守四方的猛兽，传说中的青龙也是龙的形象。

龙具有这样的神力，并且是中华民族兴旺昌盛的功臣，把它奉为神，是毫不为过的。晚清钱币上龙的图案也是合情合理的。龙形图案置于钱币之上还与中国的卜筮风俗与避邪文化有关。笔者幼时常玩掷硬币的游戏，也常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选一处境中用掷硬币来做决定。在美国好莱坞电影《老无所依》中有这样的一幕场景：阴暗的罪犯为报刊亭老板的言语失当而恼怒，他要求报刊亭老板猜一枚硬币，花朝上，还是字朝上，来决定是否杀掉报刊亭老板。最后报刊亭老板的回答令罪犯放弃了杀他的打算，这也许不合乎常人的行为逻辑，但这一细节也印证了西方同样存在用钱币占卜的行为。这种中西共通的铜币占卜术是无孔圆钱的占卜方法，是中国古代方孔圆钱的简化运用。《周易》中“十有八变而成卦”，推理逻辑复杂而艰深。至唐代，铜钱随处可见，并且唐铸“开元通宝”钱，内方外圆，取象于天地，与《周易》八卦有相通之处。卦与爻来自《周易》，相传为伏羲所作。他俯观大地，仰观天象，象万物于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中八种卦象，二二重叠得六十四卦。每卦各有相应的爻辞。这些爻辞是对天地万物组合而成的情境进行的归纳，其中并非全无科学之处，而占卜的偶然性则决定了其不确切性。依据西方数学中的概率原理，假定六十四卦中的情境包含了所有情境，卜中相应的情境的几率为六十四分之一。

或者这种占卜术仅仅是“病急乱投医”的自我安慰之术。在八卦中有一卦为龙，那就是震。与八卦中风、雨、雷、电、泽、龙等相提的还有中国记年的生肖记年法，其中有一生肖年就是龙年。此二者体现了龙的神圣性特征。

中国华夏子孙对龙的崇拜与尊敬是世代传递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源流与心理成因除了龙的功勋卓著外，还离不开中华民族的鬼魅文化与避邪习俗。《后汉书·张衡传》里说：“画工恶图犬马，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作，而虚伪无穷也。”宋文人画重写意倾向出现之前的汉代，画作重写实。也就是说，画作是对事实的摹写。与“实”越接近，越易被认可。正因为有“实”的参照标准，“画工恶图犬马”，狗与马都是常见之物，“像”与“不像”一目了然。鬼魅则不然，活着的人未必真见过，死去的人又不能还阳告诉在世的人鬼魅的模样。无穷的“虚伪”激发了画工的想象与无穷的创作空间，并且迎合了诗人对鬼的神秘感的多种趣味。《说文解字》中对“鬼”字的解释是：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叶舒宪在《中国“鬼”的原型》一文中将中国“鬼”的形象进行了溯源，并归纳出五种：1、死人说。2、异族丑人说。3、类人动物说。4、骷髅说。5、魌头神像说。笔者认为这五种溯源可以归并为更为简单的两种：其中之一是由死人形象生发开来。人死之后，皮肉腐化迅速，而骨骼因其物质组成元素本身的特质不易腐化。骷髅就成了源于活人又有别于活人的一种合理想象。人的认知最易觉察并记忆深刻的物体中的部分具有这样的特性：一是比例大，二是与常见之物的悬殊大。骷髅头就满足这两种特性。人的头骨在全部骨骼中外形所占比例大，并且原本有眼、耳、口、鼻、舌的活灵活现得头部变成了黑魆魆的窟窿洞，给人之惊愕可想而知。头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中国文化里就有编织成骷髅头形状的灯笼。中国的头与西方万圣节中的“南瓜灯”的骷髅头也有着“遥远的相契”。这一现象归并形成这样一条脉络：死人——骷髅——魌头。其二是异族丑人说和类人动物说都可归并为“异类”说。异族丑人是人类，但是属于偏离大众普遍容貌的“异类”。而类人动物不是人类，只是在体貌上与人类有相似之处。异族丑人是文化偏见导致的一种审美偏差，如汉文化繁盛的中原地区将边远地区的人称为“蛮”、“夷”、“狄”。类人动物说则是由于知识闭塞、识见有限而造成，因其无法将之命名，将某些类人动物如猩猩、猿猴等识认为鬼。假设一个原始山野之民，没有普及动物的常识，行走在茂密丛林中，撞见一只大猩猩（他生平第一次见大猩猩，之前也不知世间有一物叫大猩猩），眼睛亮闪闪地直视着他。它仿佛有灵性般，直立行走，发出支吾不清的声音。他吓破了胆，跑下山来。倘若人们问他所见为何物，他如何作答。只有一个东西最符合，那就是“鬼”。“鬼”包容了一切无法命名的神秘物。

中国钱币史上除日常流通的钱币外，还有一种钱币，叫做花钱。花钱又叫做压胜钱。它便是中国的鬼魅文化与避邪习俗的实物证据。笔者曾见过一枚十二生肖背八卦花钱，这枚花钱的存在既证明了中国的鬼魅文化与避邪习俗，又说明了八卦对应的神物与十二生肖神兽的避邪功能和神圣性，二者中震为龙，以及生肖龙，更深刻地说明了龙的神圣性。花钱是驱邪逐鬼的一种避邪钱，十二生肖与八卦都是神物，铸神物于钱币之上，能达到避邪之效用。

龙作为图腾的混合物是民族兼并与融合的结果，也体现了居“中”的华夏民族对周边夷狄的误解、排斥直至吸收与包容。龙是中华民族总体象征物。晚清机制货币上镌刻龙的形象是对当时的排满情绪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的偏离进行缓解与拉扯的一种努力。1840年、1856年，西方列强的大炮轰破了清朝政府的闭关铁门。中国晚清政府的“纸老虎”面目被揭穿，而平民百姓惊恐度绝不亚于清政府，为自欺及欺人，晚清政府寄喻于龙的威力，铸造龙的形象于钱币之上，这颇与民间花钱的驱邪心态相符。综合而言，龙的丰功伟绩与中华民族的卜筮风俗与避邪文化遭遇列强的入侵，龙与钱币结合为“龙”币便一谋即合。

三、晚清机制币上的龙纹符号特征

中国古书《周易》上用龙来进行事物生息变化的比喻。其中有初九爻辞的潜龙勿用，九二的见龙在田，九三的君子终日乾乾，九四的或跃在渊，九五的飞龙在天。笔者根据这五个爻辞以及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将中国晚清机制铜元上的龙纹分为五种，分别是金龙、木龙、水龙、火龙、土龙。金龙是飞龙在天，例如江西的飞龙就可归入此类。木龙指的是君子终日乾乾的爻辞，它是处于手势的龙，河南的盘龙可归入此类。水龙指的是或跃在渊，底下有水波重重的龙的图案可归入此类。火龙指的是潜龙勿用，可以关注龙口的火珠。土龙指见龙在田。

中国晚清机制铜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渊源。尤其是其产生于晚清政权风雨飘摇的时期。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民间认为都应有许多预兆出现，这就是中国流传已久的谶纬之学。有些预兆与钱币联系起来。比如，南朝陈宣帝的“太货六铢”是叉腰哭天子、明崇祯“跑马钱”。大清铜币也是如此。张之洞在1888年所设计的龙的图案，其正面汉字为“光绪元宝”，中间另有与之相对应的四个小满字，表示满族坐镇中原，统一天下；背面龙图，威风八面，灵珠居龙口下沿，以示龙不离珠，并有地久天长之意，象征着“真龙天子，皇位永固”。到了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改铸新版龙形象钱币，即“大清铜币”、“大清银币”。然而“大清铜币”、“大清银币”刚铸成，辛亥革命即爆发，为镇压起义，清政府就把这些新币做军饷发放。它们一流入社会便传言四起，认为新版钱币中龙的灵珠落地，就是说皇帝没有了精神食粮，预示皇位不保；满文上移，上方代表北方，又预示着满族统治者将要被赶回老家的命运。

晚清机制铜币发行时间不过二十余年，居今已经百年有余。彭信威⑧说，“新式铜元的数目，据邮传部尚书陈璧到各省调查所得的数字，到光绪三十一二年间止，共铸大小铜元折成当十铜元一百零五亿一千二百五十万零一百一十五枚。……陈璧的数字仅包括十三省，吉林、奉天、广西等省不在内，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的铸额也不在内”。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然而仿造的铜元充斥于市。在大为不解之余，笔者再勤翻历史典籍，终于找到了真品稀少的原因。在中国金属铸币的历朝历代中，后来的朝廷和政府往往为了减少铜铁的冶炼与采集之累，直接将前朝或前一政府的金属币溶化重铸为本朝的钱币。中国民国政府便是如此，将大量的晚清铜元改制成中华民国的铜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是如此。据中国上海造币厂的工人回忆，当时运往上海造币厂的解放牌货车满车装着铜元，倒入溶炉销毁。数毫米厚度的铜元，密密麻麻的整车，连日地销毁。时至今日，所剩者不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中国的农村里的妇女是中国收藏业的大功臣，积累了不少罕见的私房钱。但是妇女的眼界有限，唯金银而宝之，铜元与银元的折算交易中，往往留了银元，扔了铜元。综合起来就造成了部分铜元的价格远远把普品银元甩在后面的局面。

这种铜元兴盛的现状也给造伪者以可乘之机，铜元材质廉价，而售价昂贵，造伪商们趋之若鹜。笔者因研究之需，也对此进行了观察，发现其主要辨别在于：第一，龙纹的凹凸面。龙纹整体呈浮雕状，浮雕纹路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有龙头高高凸出，而龙尾下凹的钱币，则应当是伪币。第二，龙纹上龙的眼珠。由于眼睛是点睛之处，即传神达意的首要之处，伪币通常难以神似。真币的龙目似螃蟹眼睛般向外突，有怒目圆睁、不怒而自威之感。第三，龙纹的清晰度、立体感。清朝末年，机制币改革是对传统方孔圆钱的一个工艺革新。方孔圆钱采用的是翻砂浇铸法，机制币是机器铸币。机器铸币的长处较之翻砂浇铸体现在画面感上是画面清晰、立体。制币机器是一国之重器，非私力所能及之物，后世的作伪者也无力购置。但翻砂浇铸的成本则十分低廉，往往被采用于伪币制作上。简言之，翻砂浇铸是将铜汁加热后倒入砂模中，待其冷却成型。翻砂浇铸的砂模雕刻非一般功力的工匠所能达到于机器铸币相似的精准。总之，真伪虽难辨，但难逃行家的火眼金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流传于文明时代数千年的龙形象沉淀着厚重的叙事美感。寥寥数千言的文字所论甚浅，停留在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基础层面。龙文化叙事从其肇端到发展历程及历史文化图式，进而到今日。难以穷尽龙文化之广，龙文化叙事之深及由深与广而带来的美。晚清大量发行的机制币铜元上具有斑驳多样的龙纹，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叙述了一代封建王朝的末路故事。龙文化的渊源含有图腾崇拜和鬼神心态的因素，昭示着丰富的时代内涵。龙纹符号的象征及其本身的繁杂多姿，更是美不胜收，令人爱不释手。笔者希冀龙文化叙事向更深更广方向推进。

注释：

①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179.

②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57.

③根据《雍正大清会典》，第23卷.

④方东.论清末机制铜币[G].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5).

⑤江琼芳.神龙与魔龙:讲述龙的故事[J].读写月报（教研版）,2010

(4):31.

⑥何贤武,王秋华.中国文物考古辞典[M].吉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⑦此处的学者指《中国象形文化图志》一书的著者居阅时、高福进等,该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因为是诸多学者合著,没有标明具体分工,不便确指.

⑧彭信威（1907-1967）,江西安福人.我国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和钱币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