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赛冷的冬日

活了五十多岁，对于一年四季的寒来暑往，本应习以为常。然而，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1968年那个寒冷的冬日……

l968年的冬天，我的家乡哈尔滨显得格外的“寒冷”。

这年的秋季，已经被“解放”，后又“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的爸爸，突然被戴上了“漏网走资派”的帽子，并再次被勒令隔离审查（过了近10年，人们才给它起了个通用名：进“牛棚”）。一个好心的叔叔，冒着“政治”危险，跑到我家，偷偷地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爸爸的工资被停发，妈妈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工作，全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当中。

一个星期之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负担，大姐首先报名去了建设兵团。为她整理行装时，家里实在没有钱，妈妈就让我到爸爸单位去借。要想见到身为“漏网走资派”的爸爸，并不那么容易。是收发室的伯伯让我偷偷溜到后院，我才得以与正在劳动改造的蓬头垢面的爸爸见上一面。几日不见，爸爸老了许多，也瘦了许多。旧棉袄的右胸前挂着的白布条上写着爸爸的“身份”，名字上打着醒目的大红叉。本来我可以有机会安慰一下爸爸的，可是，话一出口，却变成了当时最时兴的语言：“你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立功赎罪’”。在知道我的确切来意后，爸爸领我来到了专门管理他们这些“漏网走资派”的部门――“清查办”，在那里，我和爸爸遭到了一番严厉的训斥，但最终远远少于期望值的钱还是借到手了。

送姐姐走的那天，火车站周围方圆几里地全是身着兵团服装的人，一不留神就会辨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亲人。整个站台哭声一片。火车开动的那一刹那，姐姐的半个身子探出了窗外，我和她的几个同学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分别的时刻，下意识地随着火车跑了起来，边跑边喊边哭，直到再也追不上那越来越快的火车。

仅过一个星期，我又一次亲自送走了一位亲人――我的哥哥。那年他刚满17岁，就响应号召去了农场。

那年的11月末，我“读”完了“”时期特有的小学“七年级”，进入了中学。时值严冬，我没有棉鞋，翻遍了家里的所有角落，最终找到了爸爸的两只却并不是一双的旧皮鞋。我穿着这“双”鞋，跨进了中学的校门。

春节要到了。“每逢佳节备思亲”，而此时我的亲人，有在牛棚的，有在兵团的，有在农场的，有在外地读书的，天各一方。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冷清过。妈妈领着我和两个妹妹，守着寒冷、空荡的家，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恰在此时，开始挣工资的姐姐和哥哥纷纷寄钱回来了。他们把工资的一大半都寄给了家里。拿着这些钱，妈妈搂着我们哭了，不知道是因为在寒冷中感觉到了一丝温暖，还是因为觉得生活开始有了盼头。

又过了些日子，爸爸再次恢复工作，家境开始出现些许的改善。直到“”结束之后，我们家才真正过上了安定、宽裕的生活。

近40年过去了。这40年里，父母先后辞世，他们的一生饱经磨砺，但好在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这也是惟一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感到宽慰的地方。这40年里，我的兄弟姐妹们纷纷再次读书求学，有了学位，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职称，有了可亲的配偶和可爱的后代，有了更宽敞的住房，我们的日子日益富足。

而今，我已移民南国十余载，冬天虽然告别了寒冷，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仍然时时会记起哈尔滨的冬天，尤其是那个令人心碎的已经越来越久远的1968年的冬日。

那一年，我只有14岁。

责编/王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