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能否定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重要地位

去年以来，我在北京、山西、上海等地与煤炭、能源、科技界一些专家、学者讨论交谈中，大家对北京等地提出的“去煤化”观点，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去煤化”观点不符合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和国情，这种提法既不现实，也不科学。作为中国的基础能源，煤炭行业需要革命，但不应“革煤炭的命”，中国解决能源问题主要是把煤炭挖好、用好、管好，如何使煤炭洁净化是重点，而不是完全“去煤化”，也根本去不了。到2050年，化石能源仍然是（世界）能源构成的基础，煤炭仍将长期发挥作用。这是2013年底召开的第22届世界能源大会，对2050年作出的十点判断之一。一致认同煤炭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2014年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也指出，全球煤炭需求有增无减，预计到2019年将达到创纪录的90亿吨。

党的十以来，党中央为改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和具体举措，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能源结构调整、防霾治霾、绿色发展及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探索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并赢得了社会各界好评。然而，一些地方少数领导同志以防霾治霾为由，提出了“去煤化”并采取“一刀切”的作法，使与煤沾边的产业，无一不受到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煤电两大产业。作为一名采煤工程师，在煤矿工作25年的老矿工，一直以煤电是光明使者为荣。过去60多年我国发展都是靠煤炭撑起来的，现在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将是我国的主力能源，如今却被贬得一无是处，实在令我难以接受。

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是严重的，但是，燃煤大中电厂这些年来通过超低排放的技术改造，排污状况已明显改观，采用“超低排放技术”已让煤电致霾走向治霾（如：北京高井、高碑店、国华一热、京能热电四家燃煤电厂，采用的是全世界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大气污染物年排放总量仅占全市总排放量的2.5%，而上缴排污费却占到了全市的20%多，让某些媒体和社会上某些人误认为燃煤电厂排污超过20%，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散烧煤造成的污染是燃煤电厂排污的十倍以上，才是防霾治霾重点，我们目前也完全有能力通过技改来解决。一些地方忽视国情和煤电发展现状，搞“去煤化”的作法，不但不现实，也很不科学，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否则，我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有可能走入新的困境。我们应该立足我国国情抓实煤电治霾、推进绿色发展，决不能否定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重要地位，简单搞“去煤化”。为此，我通过调查研究并综合有关专家学者建议，提出如下报告。

一、煤电在中国具有不可替代性

通过学习和领会2014年6月13日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发表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明确，党中央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的诠释是：“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给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主张在能源领域建立多元供应体系，并没有排斥煤炭的意思。煤炭是我国能源领域中，立足于国内的一种能源，也是多元化能源供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起到保证国内能源安全、平抑能源价格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另一方面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其中，非煤能源的含义应比非化石能源广泛，它应当包括清洁高效利用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这一论断，是建立在中国最新的电力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的。调研中，大家对此充分认同并大力推崇。

我国的煤电与我国的能源革命戚戚相关，我国是一个能源以煤为主的国家，相应的发电能源也是以煤为主的，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中60%是煤电，发电量中70%是煤电。煤电真要像发达国家那样用别的电源来替代，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我国煤电行业下决心着力解决燃煤发电的污染问题，发达国家没有做到的事，我国正在探索，力求努力做到。我国在煤电脱硫、脱氢、除尘等方面通过努力，已经实现了污染物近零排放和超低排放，可以做到比天然气发电排放的污染物还要好，现在我国煤电行业正在努力解决CO2减排的问题。因此，大家一致认为，所说的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就是要使煤炭发电能和天然气发电一样清洁高效，能和风能、太阳能一样清洁高效，而且可以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和获得廉价能源，这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决策。

从另一方面看，我国煤电的规模很大。2014年末装机容量8.25亿kW，年发电量3.9万亿kW・h，要想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我国火电（除使用煤炭原料的）已开发3亿kW，从可开发的资源量来讲，最多只能再开发1亿kW。我国核电专家认为，“中国核电装机宜控制在1.5亿kW左右，最多不要超过2亿kW，而且要稳妥把握建设节奏。”这就是说，核电最好控制在2亿kW（当然这仅仅是专家建议），所以非化石能源电力中两种条件比较好的资源数量有限，在短期内不可能替代煤电。同时，由于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的间歇性，在储能问题解决之前，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还需要依靠煤电和气电作为调峰、调频和备用电源，所以也不可能完全替代煤电。由此可见，气电和煤电在我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依然有存在的必要，甚至煤电还应有所发展。

我国煤电已接近零排放，超低排放，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发展迅速，使煤耗年年下降。我国煤电不仅为非化石能源发展提供了辅助服务保障，而且为能源安全、电力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维持世界最低电价提供了保障。我国煤炭实现清洁高效利用使我国能源的低碳绿色发展成为现实，尤其是煤电可实现环保、安全、廉价三者同时具备的最佳效果。据中国电力联合会的统计显示，目前，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供电标准煤耗为318克/千瓦时。国际上发电节能最先进的国家丹麦为286.08克，美国为300.08克每度。未来通过提高机组准入门槛、改造现役机组、淘汰落后机组，并继续推动技术攻关，供电煤耗下降仍有空间。如：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公司煤耗为276.02克，超过国际最先进的节能国家近10克，比国内电厂节煤达40克以上。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三大污染物每立方米排放分别达到8毫克、18毫克和 17毫克，山西国际能源（格盟国际）集团瑞光热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后三大污染物排放分别达到0.6毫克、17毫克和12毫克，都远低于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能源局三部委制定的《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要求火电厂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制，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指标分别小于5毫克/标立方米、35毫克/标立方米、50毫克/标立方米。

同时，燃煤发电超低排放改造的经济效益明显。目前，我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一般为0.3―0.4元/千瓦时，远低于天然气发电0.8元/千瓦时左右的上网电价。超低排放改造后，用煤发电达到同样的排放甚至更低，成本仅为天然气发电的一半。据相关测算，燃煤机组改造完成后，每年可节约原煤约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吨，电力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可降低60%左右。随着2015年12月9日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和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全国不少燃煤电厂已加快超低排放改造的步伐。据了解，目前，全国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煤电机组近1亿千瓦，占煤电装机十分之一，正在进行改造的超过8000万千瓦。初步测算，到2020年我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完成后，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主要污染物排放可分别下降59.2%、61%和57.1%，我国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将达到全世界最好水平。

二、煤火电与其他能源发电成本比较

当前，我国在火电技术方面己具备独立设计制造600℃超超临界机组的能力，机组发电效率可超过45%，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比如：国内最现代化的燃煤电厂――浙江台州的华能玉环电厂及上海外高桥第三电厂，能源效率分别达到了45%和46%，上海外高桥第三电厂成为世界上能源效率最高的燃煤电厂。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火电单位平均造价，包含超低排放新建或改造等环保投入，大致在3700元/千瓦左右，除略高于气电之外，单位造价明显低于水电、核电、风电和光电，成本优势明显。

核电投资巨大、固定成本高（包括折旧、贷款利息、退役基金）、变动成本较低（其中燃料费、乏燃料基金占总成本的约25%），已建成投产的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单位造价达到1.3万元/千瓦，正在建设三代核电机组在1.6―2万元/千瓦之间。

气电效率高，具有较好的调峰性能，尽管燃气轮机单位造价大约为2800元/千瓦，但由于燃气价格较高，使其发电成本远高于水电、核电和燃煤发电，是煤炭发电成本的2―3倍，目前发电企业多靠补贴存活。

水电目前造价上升，除了物价、人工材料费用的上涨因素，移民搬迁、土地补偿、附带基础设施修缮等也进一步抬高了水电造价和发电成本，达到15000元/千瓦。

风电年发电利用小时较低，一般在1500―1700小时之间，较低的利用小时抬高了单位发电成本，达到9300元/千瓦。

光电系统庞大、占地面积广、光电转换率低、投入资金量大、不能24小时发电。以国内某10MW光伏电站项目为例，其建设总成本为21146.6万元，发电成本高达2.1万元/千瓦。其运行中基本没有污染，但生产制造过程中相对具有较大的污染。

目前，我国陆上风力平准度电成本为每兆瓦时77美元，比燃气的113美元便宜，但比煤炭发电的44美元贵，太阳能光伏则是109美元。单位运营成本上，水电、核电、风电普遍低于0.10元/千瓦时，火电居中，达到0.19元/千瓦时，气电最贵，达到0.52元/千瓦时，火电平均总成本保持在0.28元/千瓦时，具有其他能源发电所不具备的综合成本优势。（见表1）

除明确以上煤火电的综合成本优势外，我们还应明确核电的安全问题和水电、风电、光电的储能问题。发达国家所遭遇的核泄漏和核废料处理等难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毕竟现阶段科技水平只能使核电 “可以做到安全”，还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目前全世界443座核反应堆已积累了36万吨致命的高放射性核废料（致命放射性污染可持续10万年以上），而且还在以每年1.2万吨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找到了绝对安全、永久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方法。核电站的退役周期漫长且成本非常昂贵，核威胁时刻存在。此外，在风电、光电储能问题解决之前，还需煤电和气电作为调峰、调频和备用电源，在我国煤电是最好、最便宜的配套电源。另据了解，用蓄电池作为配套电源每千瓦要投资四五万元，是煤电投资的10倍；寿命仅5年，为煤电的1/6；损耗为30%，煤电则不存在损耗。

三、散烧煤是煤炭燃烧污染的重点

占我国煤炭使用量“半壁江山”的散烧煤（主要指工业锅炉和生活散烧用煤），使用效率远低于大型燃煤电厂，燃烧污染物的排放是燃煤电厂污染排放的十倍以上。目前，散烧煤的污染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其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还远低于燃煤电厂。由于散烧煤的“散”，也一直是环保部门的监管难题，要对数以万计的各种锅炉实施监控，有些力不从心。亟需集中全社会力量，共同攻克这一防霾治霾的难点和重点。

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尚在使用的工业燃煤小锅炉超过70万台（单体容量小，平均容量在8t/h[吨/小时]左右，10t/h以下燃煤小锅炉数量为42万台，占总数的2/3；排放贴近地面，对环境质量影响很大；锅炉的技术、主辅机不匹配，运行效率低），这些小锅炉一般是小的水泥厂、玻璃厂、钢厂等所拥有，在环保设备的使用方面，据调查了解，缺少相应资金支持。据计算，工业锅炉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分别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41.6%和22.2%。70万台工业锅炉一年散烧约18亿吨煤，而散烧一吨煤排放的污染物是火电厂等大型锅炉处理后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散烧18亿吨煤的排放量，相当于180亿吨以上电厂用煤燃烧产生的污染。这是煤炭燃烧造成污染的重点，也是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工业锅炉之所以产生这么多污染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低。对比目前火电厂和工业锅炉主要污染物排放限值，可发现两者相差少则几倍，多则十几倍。如：小锅炉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值是火电厂的18倍。目前的标准中，对于10t/h以下的锅炉在一类区的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没有限制。除了工业锅炉外，散烧煤的另一个大户居民用煤，特别是农民生活用煤，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中国的居民生活用煤没有系统的脱硫、脱硝、除尘，5000万吨家庭用煤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将约等于10亿吨煤电产生的污染物。其中，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劣质煤性价比，农民使用的煤炭中很大部分是一些高硫、高灰分的劣质煤，这些劣质煤燃烧所产生的污染物则更多。

与燃煤电厂用煤相比，散烧煤的利用方式无论来自企业还是家庭，绝大多数没有采取除尘、脱硫、脱硝等环保措施，其污染物排放量大面广，确实给环保部门的监带来难度。同时，与我国煤炭利用集中度低有关。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煤炭利用集中度较低。据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我国煤炭产量达38.7亿吨，约占全球一半，但煤炭利用集中度却不足50%。全球平均煤炭利用集中度在60%左右，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达到90%以上。综合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后的治霾效果，提高我国煤炭的利用集中度，以煤电、燃气、燃油替代，改变散烧煤利用方式、控制其污染，应成为防霾治霾的关键选择。鉴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和石油、天然气（已是最大进口国）对外依存度的日益增高，维护我国能源安全成为重中之重任务。若再用燃气、燃油替代如此数量众多的散烧煤，也不切实际。但若通过提高煤炭的利用集中度，以煤制气、煤制油作替代，完全可以实现的。尽管目前煤制气、煤制油的成本相对于现价燃气、燃油的成本高，可长远看，对我国是有利的。

综合整治燃煤工业锅炉、减少民用煤炭分散直接燃烧问题，以更多的煤电、煤制气、煤制油替代散烧煤，并普及到边远县城和城镇，这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做很多的工作，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和较大的投资。目前，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第一条，第一项就提出要综合整治燃煤锅炉，国家能源局印发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也强调：加大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力度，减少煤炭分散直接燃烧。这些都需要集中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实现。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分化（年轻农村劳动力已多转为城市农民工，向城市或城镇集中），实现集中供热、供气成为可能。专家们建议，大中城市应积极规划建设集中供热（北方）、集中供气（全国大中城市应部署集中供煤气，有条件的可供天然气）。首都北京完全有条件，实现居民用电取代烧煤。即使边远农村的农民，也可用洁净无烟煤块取代燃烧劣质散煤，少数地方也可逐步用电取代烧煤，通过这些替代降低污染。■

（作者为中国生产力学会首席顾问，曾任山西省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