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的历史发展

摘 要：大足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创于唐，盛于两宋。本文按照历史沿革对大足石刻各个时展及特点进行介绍和梳理。

关键词：大足石刻； 历史发展

大足石刻是以佛教造像为主的宗教艺术，创于唐，盛于两宋，距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大足石刻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优秀的代表，在文化艺术史和宗教史上都占重要地位。根据最近的文物普查资料，大足县最早的宗教石刻造像为唐高宗永徽和乾封年间（公元650年和655年）的宝山乡尖山子摩崖造像和宝山建廓村造像，共10龛80多尊造像，距今已有1340多年。至晚唐景福元年（892年）刺史韦君靖首凿北山石窟时，大足造像方渐大兴。三年后，王宗靖取代了韦君靖，担任刺史（有专家说王宗靖就是韦君靖，不过有待考查），赵师恪任节度左押衙，二人继续在北山造像。据题记还可以知道此时比丘尼惠志及女弟子黎氏等，捐资在北山造像。至此，大足石刻造像在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大足石刻造像的第二个高峰，当推宝顶山造像时期。有关学者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宝顶山是由南宋高僧赵智凤主持开凿而成。以后明清有所雕凿，但建树较少。

大足石刻中的造像记，记录了大足建县以后，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州县活动重心的转移而兴盛衰落的情况。从造像记可知，自徙昌州治大足后的第七年――唐景福元年后，有唐乾宁、光化、天复，前蜀永平、乾德，后蜀广政，北宋淳化、咸平、元丰、元佑、绍圣、大观、政和、宣和、靖康，南宋建炎、绍兴、淳熙至淳佑等时期造像，在这近四百年时间里，石刻造像几乎未间断过。

我国自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屡遭战乱，生产衰退，经济凋零。长江流域一些地区尚称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固然也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但由于地处西南，受战乱的影响不大，经济力量逐渐超过黄河流域。那时不少汉族士人避乱于四川，使四川成了文化领先的地区，其表现之一，便是宗教艺术的迅速发展。大足县的北山和宝顶山摩崖造像，反映了晚唐、五代到南宋时期石窟艺术的迅速发展。

以大足北山为例，北山造像精美，雕刻细腻。有的专家认为，北山石窟是盛唐哲学进步，思想解放成果的延续，是以宫娥、彩女为蓝本篆刻的。古代匠师以活人为模特儿，以宫娥彩女为标准造像，方留下今日精美造像世界的璀璨群星。

大足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其内容主要是为宣传佛教服务，雕凿依据佛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戒律等等。它具有巴蜀地方特色的鲜明个性，充分表现在它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上面。

四川成为石窟建造的重点地区，是在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八世纪中叶之后至南宋末年之前。是时最高统治者中，除唐武宗、周世宗、宋徽宗外，都不同程度崇佛。唐二帝奔蜀，是使四川佛教兴盛，石窟造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有好下必盛焉。各地方官吏投君所好亦带头凿造佛像。晚唐时期的作品，写实风格渐趋加强。佛龛华丽，佛与菩萨像脸颊丰润，衣衫轻薄，肌肤圆润，体态丰满。

密教（即密宗），是佛教中“外重仪轨，内附教理，自成一系列的宗派”。中国密教之传，实盛行于唐玄宗时期。“开元三大士”所传纯密盛行于晚唐之前，弘化于黄河流域，四川少见其行踪。但是，经唐武宗法难及以后之社会动乱至唐朝末期，密教在北方的活动几乎销声匿迹，在四川却活跃异常。正因为如此，石窟造像发展，并多为密教题材。大足北山摩崖群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唐末宋初密教在四川的较为流行，大足石刻对比也有所反映。如宝顶山大佛湾第21号《柳本尊十炼图》，就将柳氏发奋修行，通过“十炼”后不但获得“唐瑜伽部总持王”的封号，而且“正觉成佛”的事迹有如佛传故事一样描绘出来，供人供奉。这个地位同佛的柳本尊（还有赵智凤）造像，除于大足相临的安岳县石羊场还有一处外，迄今为止，其他地方还尚未见到，可以说是大足石刻的个性特征之一。

五代时期作品，内容相对单一，龛窟规模较为浅小，充分体现了时代和地域的特点。这一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前蜀、后蜀交替虽也经历了数场战乱，但较之中原来说，巴蜀境内大致安定，故民间还能继续建龛。此时佛龛造像内容多是救苦救难、解怨解劫的阿弥陀佛、观音、地藏、药师佛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相对贫穷及人们盼望得到太平和安康的普遍心理。正是因为如此，大部分作品雕刻简单，浮饰较少。

宋代的石刻，装饰性很强，而又不失当时的现实性，同时发展了中国汉晋时代粗健的阳刻线条，并融合了当时宋代绘画上简洁流利的线条，形成明快的色彩和活泼真实的气韵达到民族形式更成熟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大足雕刻表现的虽是佛的事迹，但已经不完全受教义的束缚，而是通过了塑造佛经（包括伪经）事迹，更具体的刻画出了现实民众的宗教情感，以及劳动民众的各种生活，显示了强烈的民俗化、生活化。如宝顶山大佛湾的整个石窟造像，很多都是表现当时现实生活的情境，“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变图”中妇女生育、老人生病、送子出门等各种生活细节，显示出艺术家的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艺术总结。宝顶山大规模的石刻造像和寺庙营建虽是在南宋赵智凤主持下修建的，但并非所有的造像和寺庙都建造于这一时期。北宋时期大足的造像就已经较为兴盛。

两宋时期，大足县境内佛、道共存，竟相发展，于是也出现了广华山（今南山）、舒成岩等道教造像区。造像发展到南宋时期，不仅佛、道两教融和，儒家也挤入了石窟造像中。这时出现了石门山等儒、释、道三教融合题材的造像区。尤其是在佛安桥、妙高山，还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始祖相聚一堂的造像。由于儒、释、道的融合并进，即符合官方的提倡，也适合一般民众的信仰愿望，即信仰的功利性，于是石刻造像在南宋时期达到高潮。大足全县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十三处石刻区，有十一处都主要是在南宋年间凿成的。由此可见，宗教本身与宗教艺术是互为条件互相影响的。

在这个时期，四川由于受战祸的影响较小，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给佛教造像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客观上促进了大足兴起大规模的造像活动，从而也推动艺术上达到了大足石刻的鼎盛时期。北山第136号《转轮经藏窟》、宝顶山大佛湾第14号《毗卢道场》等作品，不但因其规模宏大而闻名，而且以其造像精美而著称。

由于朝廷的提倡，院画在这个时期也达到极为繁荣昌盛的阶段。院画的“界画”强调精工细密、富丽雕饰和装饰趣味，其发展可谓登峰造极。大足石刻内的宋代石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宝顶山大佛湾的圆觉洞、毗卢洞等。工匠们吸取了“界画”的表现手法，精细的刻画佛、菩萨像的背景，如山水楼台、花鸟行云，莫不华丽堂皇，精细逼真，甚至雕刻的佛桌供盘中的供果皆一一可辨，并各不雷同。同时在石窟内壁上雕刻的装饰性图案，如翠竹、花树等，还反映了古代巴蜀地貌和物产的鲜明地域特征。

据南山宋碑记载，南宋末年，蒙军进攻四川的过程中，大足遭受极度摧残，出现了“狄难以来，存者转徙，仕者退缩”的形势。这时宝顶造像被迫中止，至元代州县俱废，石刻造像从此衰落。

虽然，明代初期大足石刻曾经一度复兴，但是随之便再次衰落了。清代和民国时期都有零星造像，但是已经不成气候了。

作者简介：

耿纪朋，河北邯郸人，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毕业，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秘书长，现任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教学科研处处长。研究方向宗教美术史、艺术教育与管理、艺术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