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电影《发条橙》的悲剧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摘 要］ 作为世界电影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代表作之一，《发条橙》再一次为我们提出了个人与异己社会、文明的关系问题，并揭示了在庞大的异己社会和文明面前，个体的抗争不可避免地会失败的悲剧结局。本文将从“异化”主题出发，探讨电影《发条橙》的悲剧性以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发条橙》；“异化”；悲剧；问题

改编自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同名小说的影片《发条橙》，自问世以来就备受争议。其中大量的暴力和性的内容使其在许多国家遭遇禁演，在英国更是被禁演达30年之久，直到影片导演库布里克辞世之后，它才得以与英国观众见面。

作家伯吉斯曾经在《再吮发条橙》一文中说过，“我想没有必要提醒读者，书名的意义是什么。发条橙本身是不存在的，但老伦敦人用它作比喻。其寓意比较怪异，总是用来形容奇怪的东西。”［1］在电影中，主人公亚历克斯就是这样一个装了发条的橙子，表面上是一个充满汁水、生命力旺盛的有机体，实际上却是一个被安装了发条的机械怪胎。亚历克斯原本是一个生命力饱满的年轻人，他凭借人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冲动行事，主动地选择做一个恶棍，但是却因此触犯了社会规则，最终被意识形态所改造和规划。在亚历克斯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人与异己社会的强烈对峙，亚历克斯以其特立独行的方式来反抗所谓的文明社会，但是即使他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冲破文明的樊笼，最终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意识形态所规划，然而按照社会需要所改造的人却又无法融入社会，个人始终处于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境地。这就是影片《发条橙》的悲剧性之所在。

一、人与异己社会的对抗

在西方文学史上，把文明和社会看作是人的异化产物的观点由来已久。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霍布斯，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异化”一词的内涵经历了多次诠释和演绎。异化的哲学含义首先是由费希特确定的，“即主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与主体对立。”［2］人类创造了社会和文明，但是社会和文明却日益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类的独立力量，束缚人类的发展，与人类主体相对立。在西方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对“异化”主题进行了深刻的表现和探索，《发条橙》即是反思该主题的又一力作。

在传统文学和电影中，“人与异己文明的关系总是通过一些相对固定的模式（人物、情节等）体现出来。社会或者是冷酷无情地挫伤了年轻人的奋发努力，或者是让老年男女遭到惨无人道的抛弃；或者是阻止不同阶层的人相爱，或者是让兄弟反目，亲人为敌相互残杀。”“作家们往往把善良、富于感情、正直等美德赋予属于个体的人，而把文明、社会等塑造成一种邪恶的体系，一架摧残人的美德和人性的恶魔机器。”［3］203人与异己文明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崇高的个人与恶魔般的文明、社会体系之间的对立。例如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作者赋予了罗密欧和朱丽叶极为真挚的感情――爱情，但是这种崇高的感情却因为家族仇恨而被禁止和摧残，即使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抗争以失败告终，他们的毁灭也带有悲剧性的崇高和壮烈。而在《发条橙》中，导演库布里克则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个人对抗异己社会的方式――以对“坏”的选择来对抗“好”的社会。

在充满暴力与性的未来社会里，亚历克斯和他的同伴无恶不作，殴打醉酒的乞丐，与其他流氓团伙斗殴，妇女，谋杀“猫夫人”……然而，亚历克斯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在他看来，他不过是依据本能欲望行动，泄欲是他活着的意义，作恶则是他的个性和生命力之所在。在影片中，除了亚历克斯的卑劣行径之外，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无处不在的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始终伴随着亚历克斯的行动，贯穿于电影始终。罗曼•罗兰在他那本著名的贝多芬传记中这样描写盛年的贝多芬：“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狂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4］在这层意义上，亚历克斯与贝多芬有着惊人的相似，不顾他人的意见，只凭性情行事，只不过贝多芬将激情融入了音乐，而亚历克斯的个性和生命力则外化成了卑劣行径。亚历克斯并非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恶劣，但是他依然主动选择放纵激情和欲望，做一个恶棍，因为他不想被动地被体面的社会选择做一个好人。“他的坏，恰好是他的个性所在，是一种极端的对自由和人性的追求。”［3］207亚历克斯正是以对“坏”的选择，以对自由和人性的极端追求，来对抗“好”的异己社会。

二、“异化”的悲剧

亚历克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异己社会对人的压迫和窒息，但是就算他用尽了全身力气，也难以冲破文明的桎梏，不可避免地被意识形态所改造和规划。在杀死“猫夫人”之后，亚历克斯被警察抓住并投进了监狱。为了早一点儿出狱，亚历克斯主动要求尝试一种新的科学实验，接受改造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先是给亚历克斯注射药物，然后给他穿上束缚衣，用夹子夹住眼睑，强迫他观看各种暴力和的影片，让他一见到女人就痛苦恶心，一见到打架斗殴就想吐。在完成一个疗程以后，亚历克斯当众在舞台上展现了一次治疗效果。一个凶恶的男人对他百般挑衅和侮辱，但是身体的痛苦抑制了他殴打这个男人的冲动，“顺从地”舔舐男人肮脏的鞋底。当一个的漂亮女人走上台来，他脑中闪过的念头“就是想把她压在地上，和她抽送”，但是“突然恶心的感觉一闪而现”，他控制不住地呕吐起来。亚历克斯不再是一个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人，身体的痛苦抑制了作恶的欲望，他只能选择向善，或者说，除了向善，他别无选择。纯粹的善取代了纯粹的恶。随着治疗和改造的完成，亚历克斯用对“坏”的选择来对抗“好”的社会的行动的权利也被取消了，他无力再与这个异己的社会作抗争，被迫成为这个体面社会所要求的良好分子，苟活于世。个人的抗争在庞大的社会和文明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象征着人性和生命力的贝多芬交响曲，也从亚历克斯曾经的最爱变成了难以忍受的魔音，人性和原始生命力被残忍地了。

体面的社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将亚历克斯改造成了一个“好人”，然而讽刺的是，被改造成好人的亚历克斯却无法再融入这个体面的社会。当他是个为非作歹的小流氓的时候，他的生活没有丝毫不适，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比许多人过得更有激情，更称心如意。可是，当亚历克斯作为好人重返社会的时候，他反而无法正常地生活。当他回到家里时，发现自己的房间已成为他人的卧室，连自己作为儿子的身份也被侵占，父母疼爱他人胜过喜爱自己。当被老乞丐殴打时，身体的痛苦使他无力还手。当被以前的同伴溺水时，他也不再有以前的凶狠，只能默默承受。当被作家亚历山大折磨时，他也别无他法，只能选择终结生命。在他与社会之间，无端多出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将他隔离在社会正常生活之外，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面对异己社会的压迫，作为个体的人不得不挣扎和反抗，然而在庞大的社会体系面前，个人的抗争又是那么微不足道，根本无法撼动社会和文明的根基，因此，个体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失败的结局，被纳入社会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当社会以强权的形式改造了个体以后，个体却反而不能融入社会，无法正常地生活。作为个体的人与异己的社会和文明，始终处于这种格格不入的境地。个体在强大的异己社会面前无所适从，找不到出路。

三、存在的问题：对抗方式的合理性

面对异己的社会和文明，亚历克斯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来与之抗衡，他的悲剧也不禁让人扼腕叹息，但是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亚历克斯采用的方式是否合理。亚历克斯以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对“坏”的选择的行动来反抗社会，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因为反抗的对象是庞大的异己社会，他的胡作非为就能够被接受和包容吗？难道因为他的结局是悲剧的，他之前犯下的罪行就能一笔勾销吗？难道他对自由和人性的极端追求只能以作恶的方式来实现吗？

在影片里，导演有意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后半部分，即亚历克斯接受治疗及之后的遭遇，强调亚历克斯的悲剧结局，以此来强化影片的主题思想。而对于前半部分亚历克斯的卑劣行径，导演则采用了一种美化的方式来展示，以致许多观众都对亚历克斯的遭遇深表同情，而忽视了他之前的罪恶。《发条橙》被认为是“暴力美学”的代表作之一。所谓暴力美学，就是“以美学的方式，诗意的画面，甚至幻想中的镜头来表现人性暴力面和暴力行为”［5］。与暴力美学相关的一类作品有着共同特征，“那就是把暴力或血腥的东西变成纯粹的形式。”［6］在影片中，亚历克斯的暴力和都是以舞台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仿佛那只是一场游戏，不是真正的施暴。例如，比利男孩在一个破败的剧场折磨一个可怜的女子，就像一台正在演出的舞台剧，之后双方的斗殴也像是在表演，夸张的肢体动作，配合欢快的芭蕾舞序曲，对观众造成强烈的冲击。导演有意让观众跳出影片，制造出一种围观的效果，将施暴表现为一场游戏，把暴力本身消解为纯粹的形式美感。又如，亚历克斯在折磨作家时，一边优雅地唱着《雨中曲》，一边野蛮地施暴，他对作家的踢打，更像是配合乐曲的舞蹈动作。在这里，音乐原有的道德净化力量成了亚历克斯实施性与暴力的点缀。导演用非常规的肢体动作和音乐的普世道德力量冲淡了亚历克斯施暴的罪感。

对于为什么要以疏远和美化的方式来解决暴力问题，库布里克解释说：“这大概是因为，不论在原著还是在电影里，故事都是由Alex叙述的，所有事情都通过他的观察得到的。由于他对于自己做了什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或许会对疏远暴力有一定作用。”［7］在笔者看来，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或许正是因为导演库布里克看到了亚历克斯采取的方式是不合理的，才用疏远和美化的方式来消解亚历克斯的邪恶，将施暴转化为游戏，用这种“投机取巧”的形式掩盖影片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对人性和自由的追求，不一定非要以作恶的形式表现出来；激情和生命力也不是只能通过实施暴力来释放。亚历克斯完全可以像贝多芬一样，将人性和生命力融入音乐之中，或者通过其他体面的、道德的途径来对抗异己的社会和文明。

四、结 语

作为个体的人与庞大的异己社会和文明总是处于格格不入的境地，而个体的抗争总是会被社会的强权所消解。在异己社会面前，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亚历克斯的反抗精神。但是，即使反抗的激烈如亚历克斯，也无法逃脱被社会规划的命运，这就是电影《发条橙》要为我们展示的现代悲剧。

［参考文献］

［1］ a娜.《发条橙》中音乐与暴力犯罪的关系及其启示［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0（01）.

［2］ 杨梅双，申倩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启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3］ 易丹.断裂的世纪――论西方现代文学精神［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4］ 蔡强华.电影与音乐的完美诠释――由《发条橙子》想到贝多芬［J］.剧影月报,2002（06）.

［5］ 陈颖.论暴力电影中意识形态的缺失［J］.淮海文汇，2007(06).

［6］ 郝建.“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04).

［7］ Kubrick on A Clockwork Orange――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Ciment［OL］.米拉，译./review/4524990/，2010-12-13.

［作者简介］ 程莹（1987― ），女，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