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青铜粢盛器论楚国的礼制变革

摘 要：东周时期楚国的青铜礼器制度呈现出不断复杂化的变革趋势，由以簋、为核心的两套礼器组合增变为战国时代以簋、、盏为代表的三套礼器组合，这种多套祭器并用的现象亦在中原地区有相似的反映，当是应对东周社会人口增加、贵族群体不断分化、扩张的压力而采取的共同举措。

关键词：粢盛器； 楚国； 礼制变革

Abstract：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bronzes from Chu state is in great changes. In Chunqiu 春秋 period ， the Chu people were using two different sets of bronze artifacts， which were centered on the Gui簋 and Fu. But in the Warring States 战国 time， a new set of bronze artifacts， which is generally represented by Zhan 盏，was intentionally added to Chu's ritual system. This kind of Ritual Complexity was also seen in the Central China area， which is thought to be a common measure to deal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at this time.

Key words：Food container， Chu State， Ritual Changes

“粢盛”者，古代宗庙祭祀时盛放谷物之器，习见于《左传》《国语》《周礼》等文献之中，为春秋以来的通语。《公羊传・桓公十四年》即有：“御廪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何休注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在周代，粢盛器是与列鼎（牺牲之盛）搭配的最主要青铜彝器类别，西周以来便常以鼎、簋组合代表贵族的身份与等级①。但至东周以后，社会结构的巨变导致列鼎制度发生重大改革②，相应地，粢盛器制度也逐渐出现显著变化，在中原地区，敦和盖豆便先后兴起，取代了簋的传统地位，而变革的过程中，社会不同阶层间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途径和方式③。所以，从粢盛器的变迁来考察社会礼制的改革，无疑是鼎制研究之外又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本文即尝试依据考古与出土文献资料，来探讨楚国粢盛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而揭示楚国的礼制变革之路，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异同。

一、 簋、、盏与楚国的礼器组合

楚人所用粢盛器主要包括簋、、盏三类：簋为“黍稷圆器”，在春秋时期呈圈足或三小支足形，战国后底部加装方座；为“稻粱方器”，东周之世独器腹渐趋于竖直；盏则是楚人对于敦的别称，春秋时期为扁体三足形，战国后异变为上下同体的球形，但名称仍相沿不变④。这三种器物不仅在时代上持续共存，并各与不同的铜鼎搭配，形成了一套独特而严格的礼器制度。

在江陵雨台山、九店、太晖观、当阳赵家湖、岱家山等地的小型楚墓中⑤，便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图一）：A类为箍口鼎（颈部一周条状箍以承盖）、、尊缶（腹部有四穿鼻）组合；B类为子母口高足鼎、盏、圆壶组合。其标准配置皆为两件成组，具有浓郁的楚地特色。A类组合出现时间较早，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B类则战国初年方才出现，战国末期又被鼎、盒、壶、钫的组合所取代。

在上述地区，A类组合占有多数，但并不意味着使用B类组合的人群身份略低，处于从属地位。例如赵家湖墓地JM15使用A类组合2箍口鼎、2、2尊缶，无墓道，墓底面积为（2.7×1.2）平方米，而JM36使用B类组合2子母口鼎、2盏、2圆壶，亦无墓道，墓底面积（2.9×1.5）平方米，比JM15略大。同样使用B类组合的LM13中除了仿铜陶礼器外，还有铜车马器和玉器随葬，又较JM15墓主略显富裕；又如雨台山M544，使用B类组合，墓底面积仅为（2.8×1.35）平方米，但却有一条南向的墓道。而使用A类组合的M516虽墓底面积达到（3.04×1.6）平方米，随葬品亦多于M544，却并未使用墓道；九店M295随葬B类墓底长3.08、宽1.3米，墓内分椁室、头箱两部分，使用悬底弧棺和雕花苓床，同时还有虎座鸟架鼓、镇墓兽等器物（墓主显然为楚人无疑），与九店M262、M537、M618等使用A类组合的墓葬都几无差别。

由此可见，随葬A、B两类组合的人群间并无地位上的高低之别，应属于同一社会等级，随葬品组合的差异仅是由于丧葬习俗、观念的不同所致。不过从分布范围上看，春秋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A类组合至战国阶段后仅见于江陵及其周边地区，而在楚国的其它地域，代表新兴风尚的B类组合却尤为世人所重。像长沙地区随葬仿铜陶礼器的楚墓共1688座，随葬的仅有5座⑥；安徽潜山公山岗101座楚墓中未见一例单独使用A类组合的墓葬⑦；襄阳北部六大楚墓区128座陶器墓在战国时期也均以鼎、敦、壶组合为大宗，不见A类组合⑧。很显然，使用A类组合的人群在固守自己的传统和活动区域，而当时整个楚国基层社会所奉行的主流葬制却应该是B类组合。

同时，另一种现象是上述墓地中身份等级略高者（有墓道、墓内分室、墓底面积在6平方米左右）如雨台山M388、M140、M159、赵家湖JM229、JM49、JM202、九店M410、M296、M526等则会同时兼用A、B两类组合，即为2箍口鼎、2、2尊缶以及2子母口高足鼎、2盏、2圆壶（图二）。同样的现象亦见于江陵藤店M1⑨、荆州纪城M1⑩等大量三室级别楚墓中。以荆州纪城M1为例，墓底长4.4、宽2.7米，南向墓道，椁内分头箱、左边箱、右边箱三部分，头箱主要放置仿铜陶礼器，左边箱内为乐器，右边箱内为车马器和兵器，井然有序。随葬仿铜陶礼器共包括A类2箍口鼎（原简报A型鼎）、2、2尊缶；B类2子母口鼎（原简报B型鼎）、2敦、2彩绘圆壶。

而五室以上的高级贵族又会在此基础上，于墓葬中添加另一类新的礼器组合（C类）：束腰平底升鼎、簋、扉棱鬲和方壶，且器物数量随身份爵秩而变化。

如战国初年的河南平顶山M10中11，除A类箍口鼎4（形制、纹饰略有不同）、2、尊缶2及B类子母口鼎1、敦2、（圆壶缺失）两种组合外，还有陶质的仿铜礼器束腰平底鼎3、方座簋4、扉棱鬲2、方壶2组合一套，不仅器形上多效仿周制，器物数量也比较严格地遵循周礼规范。当然这种现象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只不过局限于5鼎以上的大夫级别墓葬中。像淅川下寺M1、M2楚国令尹J子冯夫妇墓中12，就同时使用了A、C两类组合。但M1内是升鼎2、圈足簋1、扉棱鬲1、方壶2，M2内为王子午升鼎7、扉棱荐鬲2、三足簋2、方壶1（残），似又同时杂用了周制和楚制。到了战国之后，C类组合则进一步向3鼎贵族墓中“扩展”。

如战国早期偏晚的长沙浏城桥M113，三室墓，东向，有墓道，使用江陵地区常见的悬底弧棺（长沙地区楚墓主要流行长方形盒状棺），其随葬的仿铜陶礼器包括：C类升鼎3、方座簋6、扉棱鬲8、方壶2；A类箍口鼎缺、3、尊缶2；B类鸟形钮子母口盖鼎4（按大小分为两组）、敦2、圆壶2。

长沙三公里楚墓椁室规模与浏城桥M1接近，但椁内分室已腐朽难辨，残存的陶器包括：C类束腰平底升鼎2件；A类箍口鼎2件（原简报BⅡ式鼎）、2件、尊缶2件；B组卧兽钮子母口鼎2件，敦、壶缺失14。

战国中期晚段的江陵望山M1（三室墓）中15，仿铜陶礼器包括：C类升鼎3、方座簋6、扉棱鬲6、方壶2；A类箍口鼎2、2、尊缶2；B类子母口鼎6件（分3组，大小略有差异，盖钮不明）、敦2、圆壶2（图三）。

望山M2虽然被盗，但其出土的遣策中也完整地记录了葬器组合。据简51-55记载：“（牛？）盎、豕盎（两件无盖折沿镬鼎）、二、二、二、二升 、二监（鉴）、二卵缶、二、二合盏、一迅缶、一汤鼎、一盘、一F”，从礼制组合以及其它相应楚墓出土物来看，卵缶当指尊缶，迅缶当指盥或浴缶16。而此处所记应全是墓中的仿铜陶礼器，因为铜器被单独记在“金器”简46中。与包山M2一样，C类组合中仅有升鼎2件，方座簋、方壶、扉棱鬲等都缺失；A类箍口鼎现存2件，另有2、卵缶2、尊缶1；B类子母口鼎数量不明，敦2件，铺首圆壶现存2件，所以此墓亦是（A+B+C）组合。

沙冢M1同为战国中期晚段的3室墓，墓中铜器基本被盗，残余的仿铜陶礼器包括：C类升鼎2、方壶2；A类2、尊缶2；B类子母口盖鼎8件，分为4组（分为三环钮2组、卧牛钮1组、鸟形钮1组）、圆壶2。

天星观M2为战国中期邸阳君番（潘）确蛉四17，5室，被盗严重，残余的铜器包括：C类升鼎5、方座簋5、扉棱鬲5；A类箍口鼎1；B类子母口鼎6件（3组，一组装饰卧牛钮，另两组不明，但器形略小）、敦2。

由上述诸例可以看出，楚国公族对源于周制的C类组合遵循得并不严格，不仅鼎、簋之数难以配套，升鼎的件数也往往使用楚制的两件。而沦为楚国附庸的曾、蔡两国贵族墓中却表现出与此不同的倾向18：像随县曾侯乙墓中，C类组合铜升鼎9、方座簋8、联禁方壶2、扉棱鬲9，与周制丝毫不差，且器形厚重而精美；A类组合却是箍口鼎1、4、尊缶2（单独放在北室），B类组合中提链壶2、金盏1，但子母口盖鼎却是牛形钮5件（用周制）和四环钮1件，与上述楚墓迥然不同（图四）。考虑到该墓遣策中所记载的大量楚国助丧之人以及用音色不配套的楚惠王大D钟来代替原有D钟组合的情况，A、B组合中部分器物为楚人所赠送亦不无可能。

又如安徽寿县蔡侯墓中，残余的铜器包括C类升鼎7、簋8、扉棱鬲8、方壶2；A类为箍口鼎1、4、方、圆缶各2（置于鉴内）；B类子母口鼎9，中原式样，敦2，圆壶缺失。在器用制度上尤其是列鼎的件数与曾侯乙墓颇为相近。与其类似的还有楚国北境与中原地区毗邻的一些高级贵族墓葬，如淅川徐家岭M10（战国早期）中19，A类组合为箍口鼎缺、2、尊缶2、盥缶2；B类组合三卧牛钮子母口高足鼎5件，系拼凑而成，纹饰、大小不一。敦2件，亦纹饰不同，高圈足螭钮圆壶2件；C类组合束腰平底升鼎5、方座簋4、扉棱鬲5、方壶2。虽然亦是兼用三套礼器组合形式，但子母口鼎的数量却是周制的奇数5件，同时不用楚式箍口鼎，当是受中原礼制影响更甚于江陵地区之故。新近发掘的南阳楚彭射墓中（春秋晚期）20，随葬3件箍口鼎，且自铭“行u”，另有4、尊缶2、盥缶2，恐怕也是杂用楚制、周制的结果（A类组合但鼎制用奇数），这些均是在统一的制度下略有变异的反映。

此外，上述楚墓随葬品中另一个显著之处是B类组合在战国之后变得日益繁缛复杂，子母口盖鼎会按照钮的形制差别分成不同的几组，其功能也应当是有所区别的。如在战国中期晚段的沙冢一号楚墓中，共出土了8件陶子母口高蹄足盖鼎（原报告B型鼎），其中三环钮4件（SM1：1、3；SM1：7、50），两两成组；卧牛钮2件（SM1：8、28），形制、大小一致；鸟形钮2件（SM1：9、40），形制、大小一致。而在约同时期的江陵望山一号墓中，8件铜子母口鼎亦分为三环钮2件（原报告A型Ⅰ式铜鼎）、鸟形钮2组共4件（原报告A型Ⅱ式铜鼎）、卧牛钮2件（原报告A型Ⅲ式铜鼎）。显然楚人作这样刻意的区分，表明其在使用时是有着一定的差别。

基于这样的分类原则，我们可以将东周时期楚地的礼器分组情况归纳如表一21。从中我们便可以清晰地观察出：在春秋时期，楚国的高等级贵族使用A、C两类组合，而中小贵族则仅用A类组合，依据宏观的器物分组原则仅能区分出两大社会阶层；但战国之后，高等级贵族开始共用A、B、C三类组合，中级贵族则采用A、B两类，小贵族仅用A或B类组合，显然社会层级的区分更为细化，同时礼器的种类、数量、分组明显增加，可以说，礼制有了显著的变革。

那么这三类组合在楚国的礼制中究竟担当了何种功能呢？或者说，楚国贵族是如何在礼仪活动中来使用这些器物的呢？包山二号墓出土的遣策为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22。

包山二号墓为战国中期晚段楚国左尹邵（昭）佗之墓，据发掘者推测墓主人下葬于公元前316年，属昭王之后，祖上封君、县公辈出，属于典型的楚国公族，而其本人身份则在大夫等级。墓内分5 室，东、南、西三室内摆设的器物下都放有对应的遣策，是以可根据简文中的记载来了解随葬器物的组合和功用情况。其中西室下为“相尾之器所以行”组简（简259～264），出土物主要是墓主人生前的日常起居用品，包括冠饰、衣物、鞋、梳妆用具、床、枕、几等，但也有少量器物放置在北室；南室内主要为车马器和兵器，对应着简267～277；东室内为“食室之金器”以及“~室之~”组简（简251～258），应主要指墓主人生前宴饮所用的铜器和各种美食，可惜简文残损，难以一一对应；另在南室内还放有“大兆之金器”组简（265、266），但所记之物均在东室，共包括“一牛`、一豕`、二y鼎、二荐鼎、二贵鼎、二登鼎、二鉴、二卵缶、二迅缶、一汤鼎、一贯耳鼎、二u~、二合、一鼎、二少勺、二盛盏、一盘、一F、一[”。其中“一牛`”和“一豕`”是指墓中的两件无盖束颈折沿镬鼎（M2：124、146），这种记述方法也于楚简中多见；“二y鼎”根据寿县楚幽王墓中出土的“熊悍y鼎”和征集的“邓子午y鼎”可知是两件箍口鼎（M2：83、109）；“二登鼎”即两件升鼎（M2：85、137），属一音之转；“二荐鼎”和“二贵鼎”就仅能对应于两对三环钮子母口盖鼎（M2：130、173、150、152）。

很显然“大兆之金器”组中正包括了上述的三类组合：A类二y鼎（箍口鼎）、二合、二卵缶；B类二荐鼎、二贵鼎、二盛盏、二~（即二圆壶，M2：153、154）；C类仅二登鼎，缺少方座簋、方壶和扉棱鬲。也即是说，（在生前）楚人是将这三套不同的组合使用于同一类礼仪场合的。如果“兆”字释读正确的话，根据《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杜预注：“T侯以始祖之庙殪觥保兆或即此“祧”，当指先祖宗庙之意，那么这三类组合就很可能均是楚人的宗庙祭器，与宴饮所用的“~器”相对应。实际上，从王子午升鼎铭文中“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的辞句可知，升鼎历来便是楚人的宗庙重器，同时礼器中凡冠以“荐”字铭文者，也多为宗庙之物，如吴王光鉴“以作叔姬寺吁宗彝荐鉴，用享用孝”（《集成》10298），即属宗彝之列。《周礼・笾人》篇中记载“凡祭祀，共其笾荐羞之实”，郑注明言：“未饮未食曰荐，已饮已食曰羞。”所以荐就是宗庙献食之意。凡此皆可证明“大兆之金器”组就是指宗庙祭器，而且荐鼎和馈鼎两类也可以部分解释上述B类组合中子母口鼎分为多种钮形的现象。

二、 楚国粢盛器制度的发展变迁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战国时期的楚人为何要同时使用这三套不同的组合来作为其祭祀先祖之器呢？在解释这一问题前，首先需明晰这些组合的各自发展道路23。

升鼎与簋等皆习自周人而来，自不必再论。而箍口鼎、、尊缶组合为春秋以来楚国公族的代表性葬器形式。在淅川下寺、两岭的J氏家族墓地以及襄樊、南阳周边的春秋楚国贵族墓中24，随葬品基本组合均为鼎、、缶、盘、F，但具体形制和数量又有所不同。

鼎在春秋中期之前有束颈折沿、串耳、箍口、子母口等不同形制，春秋晚期后即统一为箍口鼎（高级贵族墓中另有束腰平底升鼎和仿自周人镬鼎的折沿于鼎），2件成组，自铭为“u”或“~u”；的自铭以“~”最为常见，如“申公彭宇~”、“何次~”、“彭公之孙无所~”、“子季赢青~”、“申王之孙叔姜~”等，似可与“~u”鼎一起自成一套特殊的礼仪器具，但其数量却又比较凌乱：下寺M8、M3、物资城M125内均有4件，其中下寺M3内四件均自铭为“~”，且形制、大小基本接近；物资城M1内四件均为“彭公之孙无所自做~”，而下寺M8内两件形制大小一致的自铭为“何次~”，一件器形较大、足高而身矮者为叔番桢媵器，另一件自铭为“何次”，显系拼凑而成；山湾M33内（2箍口鼎）的“子季赢青~”又仅有一件26。另外像下寺M4、毛坪M1827、山湾M14、M23、余岗M18028等仅使用一鼎随葬的墓内也均只有1件。可见战国时期严格的两成套的制度（封君以上等级或为4件成套）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形成阶段。

至于缶，在年代略早的下寺M8、M7、M36内均使用的是水器类的浴缶，春秋晚期后才固定为酒器类的尊缶。显然从组合的完整性上考虑，后者更为成熟与合理。同样的差别亦见于春秋中晚期的郧县乔家院墓地29，其中年代较早的M4内为束颈折沿鼎2、2、浴缶2，而略晚的M5、M6则均为箍口鼎2、2、尊缶2、浴缶1的组合。因此严格来讲，A类组合其实直到春秋晚期才真正形成，是楚人对于西周鼎、簋、壶、盘、F的传统礼制进行学习、改造的结果，尊缶的出现以填补自身组合中酒器类的空白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同时，楚人并不满足于完全照搬周式礼制，他们极其希望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的礼制文化，所以又通过借鉴江淮地区原有的偶器制度，才最后创造出这样一种特殊的器物组合，并成为战国后的定式。

盏在此时虽然于很多墓葬中也有出土，但数量却无论身份高低均仅有1件。像下寺M1、M2、M3、M7、M10、M11、山湾M15、M19、M22、M33、物质城M1、余岗M175、M177、M215等30。其形制皆为扁体三足形，同时有许多春秋楚墓中并不随葬盏。所以，盏在这一时期可能尚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礼制组合。子母口高足鼎、圆体敦、铺首圆壶搭配的出现应当并非是楚人自身礼制发展的结果。

那么鼎、盏、壶的组合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暂时把目光转移到楚国以外的地域。中原三晋两周地区在春秋晚期晚段也经历了一场随葬品的大变革：子母口盖鼎、盖豆、圆壶的出现取代了原有的鼎、敦、壶以及鬲、盆、罐、豆的组合，并在战国初年迅速成为仿铜陶礼器的标准组合形式。高明先生对此已经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31。而从器物形制上看，楚人所使用的子母口高足盖鼎、铺首圆壶均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十分接近，甚至连鼎盖钮（三环钮、卧牛钮）都完全一致，唯鼎足较高、鼎盖圜收而已，而这些器类均不见于春秋楚墓中（图五）。

所以，合理的推测是，战国初年在某种促因下，楚人再次借鉴和模仿了中原地区新出现的礼器组合，同时加以改造，去掉楚地并不常见的盖豆，而换以原本就在楚国礼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盏”，但数量上依然使用传统的两件成套制度。而楚国的小贵族乃至庶人们也和中原地区一样，在战国初年开始使用这一套新出现的器物作为他们仿铜陶礼器的基本组合（新制），仅在江陵周边地区仍有部分“守旧者”坚持固守原有的A类组合（旧制）。

简单归纳下来即是，B类组合在战国初期被新“创造”出来并加入到楚人的礼制系统中，使原本只使用一套祭器（A）的中小型贵族墓中增加至两套（A+B），而原本使用两套祭器（A+C）的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进一步变成三套（A+B+C）。很显然这是一次重大的礼制“复杂化”运动。

而如果再联系到这一时期用鼎制度的变化，就会发现：春秋之际中原地区亦有着十分类似的礼制改革运动，其具体表现也是礼器套数的增加。像春秋时期的李家楼郑伯墓、琉璃阁甲、乙墓、长治分水岭M269、M270、寿县蔡侯墓、侯马上马M13、洛阳C1M3498等中高级贵族墓葬中均使用两套正鼎（代表两套青铜礼器）；而到了战国之后，像山西太原赵卿墓、后川M2040、河北平山M1、M6中山国国君墓、易县燕下都九女台M16、潞城潞河M7等7鼎以上高级贵族墓葬中又进一步添加了一套新的列鼎，从而使得礼器套数由两套变为三套32。也即是说，中原地区的礼器组合同样经历了由春秋时代的两套发展至战国时代的三套，但其每一套均遵循周礼规范，唯形制和数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所以，可以进一步推测正是在这样一个席卷时代的礼制大变革背景下，才促使楚人又一次调整、扩充自己的礼器制度来顺应时代的发展。同时这也可以部分解释战国以后分铸技术盛行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33，目的之一恐怕即是为了满足这种礼制复杂化变革后所带来的对铜器的旺盛需求34。

三、 楚国礼制变化的动因蠡测

以祭器组合的增加为标志的礼制复杂化进程，是东周时期南北地域共见的文化现象。在楚国，其又具体表现为三套礼器组合形式的增减、调整。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动因在不断将礼制推向繁缛复杂呢？

值得一提的是，罗森夫人、罗泰、李峰等学者曾对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运动进行过详尽的探讨35，并普遍认为是周王室衰落而被迫进行的社会重组所导致的36，但这显然无法适用于东周时期的实际情况，同时二者在青铜礼器的变化形式上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所以笔者以为，还应从礼制的核心原则――社会等级制度的变动入手，即东周时期贵族群体的分化、扩张，进而带来社会等级结构的调整，才是导致各政治中心内出现礼制复杂化进程的根本原因。试论如下：

东周时期，人口的增加使贵族家庭内部不断分化，庶姓、小宗等纷纷建立新的家族，从而促使各国相继进入了“公族林立”的时代。楚国王族便先后分化出若敖氏、斗氏、屈氏、昭氏、景氏、悼氏等众多大姓，而昭氏子良之下又进一步分为平夜君成、N公子春、王孙厌等不同分支，各自聚息蕃衍。同时，许多出身寒微的平民庶人也凭借着私学的兴起而跻身权贵之门，因此贵族群体的数量和规模均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扩张，原有的社会等级体系已难以容纳不断膨胀的新生贵族，而被迫进行相应的调整。从楚国用鼎制度方面亦可清晰地观察出楚地社会等级分层增加的趋势，这里仅选取春秋晚期与战国时期两个阶段进行简单的比较（表二）37。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在春秋晚期阶段，楚地可兹区分的社会等级体系大致包括楚王、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其中公卿级别使用束腰平底鼎、箍口鼎和折沿鼎三种类别；大夫级别使用箍口鼎和折沿鼎两种，而士一等级仅有箍口鼎。

但战国之后，情况则出现显著变化，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资料，参看总表三38。

战国时期，楚地的社会等级体系明显增加，其中诸侯等级使用9件束腰平底鼎、2～4件箍口鼎、2件无盖折沿鼎（镬鼎）和子母口鼎4种，且子母口鼎的钮形亦有环钮、鸟形钮和鹿、虎、牛等各类兽形钮之别；封君级别墓葬由于多被盗严重，葬器之制暂且不详（身份由随葬竹简推定）；大夫级别亦使用上述4类铜鼎，但束腰平底鼎仅有5件或偶数2件，箍口鼎2件，无盖折沿鼎1～2件，子母口鼎也是各类钮形皆有配备，但总体数量显著减少，同时墓内分室也仅为5室；士一等级又可进一步区分出三个不同的层次：三室墓级别多有2～3件陶制的束腰平底鼎，2件箍口鼎，1件无盖折沿鼎，子母口鼎多为牛钮或环钮（亦有学者主张这一等级应为“下大夫”）；两室墓级别则不能使用束腰平底鼎和无盖折沿鼎，而仅有箍口鼎与子母口鼎，皆是2件成组；身份再低者或使用2件箍口鼎（江陵地区多见），或使用2件子母口鼎。

相较于春秋时期而言，战国阶段的社会分层至少新增了两个梯度，并且这种变化尤其体现于社会较低阶层中（当然亦是由于这些贵族的墓葬保存较善之故），正反映了这一时期大量新兴贵族涌现的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亦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得到些许线索。汉人何休在注释周代列鼎制度时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据今日考古所见，这恐怕正是描述西周时期的“古制”，可见当时的社会等级序列仅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几个等级。而至春秋以后，卿大夫中便出现了上、中、下大夫之别，如《左传・哀公三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故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 战国时期成书的《孟子》在讨论当时的社会爵禄时称：“公、侯、伯、子、男五等通于天下，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施于国中”，又表明士一等级可区分成上、中、下之别，正可与上述考古所见吻合。

由此我们便以充分的考古实物资料证实了东周时期楚地社会等级结构增加的趋势，并进而可与文献中的记载相互参照，共同体现出当时贵族群体繁衍生息（以及庶人阶层的晋升）所导致的社会分层扩大的历史进程。故创建或改造新的礼器组合以适应这些新兴贵族群体的需要，并进而维系不同等级间的礼器区别，便成为了自然之事。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坦特曾解释复杂社会崩溃的原因时称：“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组织，需要不断投资新的能量来维持其运转，复杂社会应对压力的基本策略是提升其自身的复杂程度，这就需要提高投资的成本”39，显然面对东周时期不断膨胀的贵族群体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时，将以青铜礼器制度为核心代表的礼制日益复杂化似乎成为了当时列国的共同、但又是唯一的选择。而由此导致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在青铜资源日益紧张的战国时期，许多贵族根本无力承担数量日益庞大、种类日益繁多的青铜礼器（如曾侯乙墓铜鼎便有26件、太原赵卿墓铜鼎有22件之多），于是仿铜陶礼器便成为了自然之选，这无疑严重冲击了青铜礼器自身所具有的神性和宗教意义，最后在其它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使青铜礼器走向世俗化、生活化。

结 语

综上所述，簋、、盏分别在楚国的三套礼器组合中充当了主要的粢盛器类器，这显然是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器用制度。其中A、C类组合为春秋以来的传统礼制延续，而B类则是战国初年楚人效仿中原地区出现的鼎、豆、壶组合并加以改造而形成。

春秋时期，楚国的高等级贵族墓中同时兼用A、C两类组合，而中小贵族墓内则仅有A类组合。战国之后，礼制同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高级贵族们将A、B、C三类组合同时作为祭器，并在死后放入墓葬之中。而中小贵族则进一步兼用A、B两类组合。庶人们也和中原地区一样，抛弃了原有的鬲、盂、罐、豆等日用陶器，而开始使用A或B类仿铜陶礼器组合。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礼制改革运动，虽然中原地区和南方的楚国在器物形制及数量上存在差别，但礼制调整的核心原则却又是一致的：即祭器套数的增加（多套并用的祭器组合），这应是推动楚人改革自身礼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较于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而言，东周时代的礼制变化无疑呈现出不断繁缛复杂化的显著特点，并在中原、楚地等礼制中心内有着较为一致的反映。笔者以为，东周时期贵族群体的分化、扩张，进而带来社会等级结构的调整（社会分层日趋细化），才应是导致各政治中心内出现礼制复杂化进程的根本原因，也是应对这一社会压力的必然之选。

最后，在仿铜陶礼器的选择上，江陵周边地区的楚国庶人战国之后仍然固守旧制的A类组合，而在楚国的其它地域则仅见B类组合，这种对立现象的背后应该蕴含了十分深刻的社会、观念原因。

附记：东周时期楚国青铜礼器制度呈现出不断复杂化的变革趋势，并在中原地区亦有相似的反映，这是本文意欲首要揭示的问题。但同时，笔者亦希望能够从社会发展变迁的理论角度来考察楚国礼制变革的原因，可惜限于资料与个人学识，深感立论语言之苍白、乏力，唯愿能抛砖引玉，以待来者，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注释：

① 这一制度主要形成于西周中期晚段，流行至春秋初期。可参见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2期、1979年第1期。后收入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62～11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关于东周时期的剧烈社会变动，可参看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许倬云：《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收入邢义田、林立月主编：《社会变迁》，第40～6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等。

③ a.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4期，但该文坚持认为敦和簋为一物二名；另参见陈芳妹：《盆、敦与簋――论春秋早、中期间青铜粢盛器的变化》，《故宫学术季刊》（1卷）1984年第3期。b.彭裕商：《东周青铜盆、盏、敦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等，均对这一问题有专述。关于战国时期盖豆的使用制度，可参看拙作：《略论东周用豆制度》，《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④ 如春秋时期的仲姬盏、战国时期的大府盏、包山遣策中的“二盛盏”、望山遣策中的“二合盏”等。可参见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152～15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⑤ a.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c.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太晖观楚墓清理简报》，《考古》1973年第9期。d.湖北省宜昌博物馆：《当阳岱家山楚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e.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⑥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编：《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⑦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潜山公山岗战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⑧ 王先福：《襄北楚陶器墓综述》，《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

⑨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⑩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纪南城一、二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4期。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1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3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4 a.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三公里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b.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编：《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及附录二：《望山1、2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文物出版社，1996年。

16 望山M2中即残存尊缶2件。另信阳简214中亦记载“一迅缶”，而尊缶二、盥缶一是春秋晚期以来楚墓中常见的配置，像望山M1、沙冢M1、徐家岭M6、和尚岭M2、乔家院M5、M6等，而极少见到尊缶使用1件的例子。可参见傅h：《试析望山M2遣策与青铜礼器的对应问题》，《江汉考古》2010年1期。

17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18 a.湖北省博物馆：《曾候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b.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20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

21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b.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c.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楚春秋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d.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e.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f.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g.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h.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i.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j.湖北省博物馆：《曾候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k.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l.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m.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n.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o.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纪南城一、二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4期。p.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q.湖北省博物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湖北江陵太晖观50号楚墓》，《考古》1977年第1期。r.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s.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t.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u.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2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及附录一：《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文物出版社，1991年。

23 关于楚墓随葬品分类的详细讨论，可参看袁艳玲：《长江流域东周青铜器研究――以楚系青铜器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24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5 董全生、李长周：《南阳市物资城一号墓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4年2期。

26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2期。

27 淅川县博物馆、南阳地区文物队：《淅川县毛坪楚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28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

2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

30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b.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2期。c.董全生、李长周：《南阳市物资城一号墓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4年2期。d.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

31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3、4期；另可参看张辛：《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32 张闻捷：《周代用鼎制度疏证》，《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

33 张昌平：《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生产技术的交互影响》，陈建立、刘煜主编：《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第10～12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34 只需简单对比曾侯乙墓与两周之际的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中的铜器数量和规格，便可以显著地反映出这种礼制复杂化所带来的强烈影响。

35 Jessica Rawson罗森， “Statesma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Bronz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5（1989）， pp. 89-93； Rawson “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pp.433-440.中文本可参看罗森：《古代中国礼器――来自商和西周时期墓葬和窖藏的证据》，刘新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在其最新的文章中已改用“礼制改革”的概念，Jessica Rawson， “A Ritual Reform c.850 BC： Major Changes in a Chinese ‘Bronze Vessel Age’”，“全球视野下的青铜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年11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1997年，第651～675页；Late Western Zhou Taste， Etudes Chinoises 18 （1999）， pp.155-164.应当注意的是，罗森将这一变化定在了西周中期范围内，具体讲即是懿王、孝王、夷王时期，从公元前899/897至858年。而罗泰则坚持称之为“西周晚期礼制改革”，他认为这次改革发生在公元前850年左右。见Rawson， Western Zhou History， p.434； Falkenhausen， “Late Western Zhou Taste”，pp.150-151.其他学者的研究可参看：卢连成、胡智生：《陕西地区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宝鸡[弓鱼]国墓地》附录一，宝鸡市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1988年；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夏含夷：《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36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第118～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7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c.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d.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平顶山春秋晚期M301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4期。e.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f.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等：《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9期。g.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

38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b.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c.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楚春秋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d.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e.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f.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g.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h.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i.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j.湖北省博物馆：《曾候乙墓》，文物出版社。k.1989年；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l.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m.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n.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o.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纪南城一、二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4期。p.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q.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r.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s.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t.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39 Joseph A Tainter，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李峰先生认为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西周的灭亡，参看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第118～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