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孤儿院15年

何效悌带记者穿梭在定西的老城，寻访当年福利院的保育员和老师。而曾经收留过1200多名孤儿的福利院，早已不见任何踪影。

当地人都习惯称福利院为孤儿院。福利院最早借用的是地区物资局的院子，旁边是高桂芳家的民房。负责筹建福利院的干部李玉奇对高桂芳说要征用她家的院子，高桂芳说：“你把我家的房子征了，能不能把我收下？”李玉奇一口答应了。就这样，高桂芳成了定西福利院的第一个保育员。

如今，74岁的高桂芳因为疾病缠身，许多往事已经在记忆中模糊了，但老人的笑声温暖依旧。65岁的何效悌虔敬地坐在高桂芳对面的靠背椅上，依稀又成了当年那个福利院的娃娃。在抢救人命的非常时期，这位性格开朗的保育员奔忙的身影，曾温暖了不少像他一样的孤儿。

“反革命”抢救人命

“老李是很正派的人，没个官阶，福利院的娃娃一直把他叫李叔叔，把我叫丁老师。”原定西福利院老师丁发达所说的“老李”，是指福利院的负责人李玉奇。

李玉奇原是定西地区行政干校的校长，解放初参加工作。正要获提拔的时候，遇上内部肃反。因其在解放前参加过一个的组织，审干后就把他定为“内部掌握，限制使用”。定西饥荒蔓延的时候，组织上让他带着原干校的几位老师筹建专署儿童福利院，当时只对他说了句“你负责”，并未正式任命，干校的老师和保育员就一直喊他“李校长”。

福利院成立时，丁发达刚从下放劳动的地方回来，等待“摘帽”。他原是定西专署一位毛姓专员的秘书，1958年“”的时候，他回了一趟家，发现家里的大人都走光了，两个娃娃没人管，其中一个还不会走路，在地上爬着。“熟人谝闲传时，我说了这件事情，结果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丁发达回忆道。

福利院最早的四个老师，李玉奇有历史问题，丁发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管病号娃娃的张老师是集团的副团长，还有一个管后勤的王老师是阶级异己分子。

“有一次我说，‘咱们这几个反革命怎么抢救开人命了嘛？’”83岁的丁发达爽朗地笑起来。回首往事，他自己都觉得荒诞不经。

小轿车送来的孤儿

“我们是最早到福利院的娃娃。”1960年3月，13岁的孤儿何效悌和几十个通渭县的孤儿挤在一辆专署的小轿车里，从通渭辗转来到定西。

专署的小轿车到通渭拉娃娃时，通渭县的孤儿已经从各公社集中到县城了。何效悌依稀记得，那辆定西当时惟一的“轿子车”是用卡车改装的，大概有20来个座位，两个娃娃挤一个座位，一车能拉四五十人。

1960年农历二月，各公社接到县上通知，要求把大一点的孤儿集中到县儿童收容所。所谓的收容所，就是县城西门外山官庙旁一家关了门的商号。那几天，临街的铺子里一下子集中了襄南公社、碧玉公社和城关公社的上百个孤儿。炕上挤不下，孩子们就睡地上，地上铺着麦草。“那时的天气比现在冷，零下二十几度。”何效悌回忆道。

小轿车一共到通渭拉了三趟。因孤儿太多，拉不完，就只能挑着拉。检查身体、登记亲属的情况时，何效悌填上了还活着的奶奶。原来，他和奶奶、父母一起生活，父母饿死之后，奶奶就被四爸接走了。

福利院发现何效悌还有活着的亲人，就不收他了，让他坐公社的马车回去。但何效悌没回，三天后挤上了第二趟车。

感觉就像进了仙境

福利院成立时缺床缺被褥，房子也不够，而且只有两个保育员，所以从通渭接来的第一批孤儿基本上都是大一点的娃娃，娃娃太小不好照顾。

到定西之前，孤儿们心里都忐忑不安，不知道福利院啥样子，能不能吃饱饭。一到福利院，他们都惊呆了：房子刚刚刷过石灰，墙白生生的，每个房子里一张大通铺，新褥子铺得平展展的。棉被，枕头，都是新的。刷牙缸子、洗脸盆一应俱全，还有一桶冒着热气的开水。

何效悌记得李校长亲切地对娃娃们说：“被子来不及缝，先两个人盖一床，打颠倒睡。等走入正规了，就一人一床……”何效悌说，当时他的感觉就像进了仙境。

几天后，管总务的老师领着娃娃们到定西戏院对面的人民浴池洗澡，他们的破衣烂衫在浴池院子里就集中烧掉了，然后都换上了统一的新棉衣、新棉裤和新鞋。当他们排着队从浴池走回福利院的时候，一个个焕然一新，颇引人注目。虽然一个个骨瘦如柴，但他们黄馇馇的脸上都带着春天般的笑容。

几个月后，定西各县乡的孤儿呼呼啦啦送来。在抢救人命的非常时期，福利院的两扇大木门敞开着，门外是络绎不绝的驴车，驴背上驮着的粪筐里坐着或大或小的孤儿。

有的娃娃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一片匆忙中，福利院的老师在登记册上写下“张送来”、“李送来”、“党收容”这样的名字。那命名的手，把一种最普通的期待，织进了小小孤儿的名字里。

在保育员高桂芳的记忆里，福利院最初的那段日子都是在不分昼夜地奔忙中度过的。“那时候娃娃都住的满满的，一晚上跑着给娃娃喂药喂饭、擦擦换换的。没时间睡觉，就打个盹儿。”

理想成为“大力士”

孤儿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定西福利院很快就容纳不下了。李玉奇又开始四处找保育员、调老师、找房。福利院把蒲剧团的房子“吞并”了仍不够用，又把北街火神庙那儿的讲师团“赶走”了，在那里建立了专署儿童福利院二部。

半年后，大部分孤儿的身体缓过来了，福利院就组织娃娃们上课了。念书的娃娃全部集中到福利院新成立的二部，由丁发达负责。住院的娃娃和幼儿班则留在原址。

丁发达将这些孤儿编成了四个班，一至四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何效悌和另外一个大点儿的娃娃则插班到大城小学念五年级。

娃娃们在福利院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有铺的、有盖的、有穿的，早晚能吃上一碗汤面条，午饭有一个四两的馍馍。但是，这些靠吃野菜野草活过来的孩子，心里总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有的小娃娃总往食堂门口的垃圾堆上跑，捡炊事员倒出来的菜根根。大娃娃经常跑到火车站的粮栈和城市居民的粮店去，趁人不备偷一把苞谷面，抓一把红薯干，捡驮粮队洒下的粮食颗颗。胆大的到副食商店偷点心和水果糖，经常有娃娃被抓住，叫福利院的老师领人回去。

针对这种情况，李玉奇就对丁发达说：“现在这些娃娃一个是饿，一个是想他爹想他妈，咱们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前途教育，教育他们努力学习，长大了为人民服务。”

有一次，李玉奇把一个娃娃叫去谈话，问他长大了想干啥，娃娃回答说：“长大了当大力士呢。”娃娃所说的“大力士”不是别人，而是福利院的炊事班班长，长得又高又胖，老吃饱着呢！

忆及往事，丁发达笑起来，宽厚笑声中，带着一丝淡淡的苦涩。

直到1962年，娃娃们逐渐能吃饱饭了，才安心学习。丁发达印象中，有些孤儿还学的很不错。

长大的孤儿参加工作

“定西福利院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单位。”高俊奇对记者说。

1963年，21岁的高俊奇从陇西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定西福利院的一名老师。当时国家实行巩固调整的经济政策，定西专区撤销了定西专署的卫生学校，福利院的一部二部被迁并到卫生学校的旧址上。

这段时间是福利院规模最大、管理最规范的时期，整个福利院有三四十间房子、二十几位老师、四五个做饭的大师傅，还有两个缝纫工。福利院有自己的食堂，娃娃的衣服也是福利院自己做的。学生分6个班，各个年级都有，还有一个保育班，有20多名小娃娃。

规模最大的时候，福利院有500多个孩子，定西专署民政局不堪重负，于是开始给长大的孤儿安排工作，也动员孩子的亲戚往回领孩子。

第一批和第二批被安排工作的孤儿都是到专署等部门去当通讯员，何效悌不愿意去。“如果靠自己劳动吃饭，我就愿意。”何效悌是这样想的。当福利院安排第三批孤儿到定西饭店当学徒工时，他就走了。当时是1965年，他18岁。

定西福利院还办过一个特训班，挑选了50多名孤儿进行护士专业培训。两年后，甘肃省人民医院、兰州医学院招工，这些孩子全被安排，成为福利院孤儿出路和境遇最好的一批。

福利院15年完成使命

为了给孤儿创造更多出路，福利院还在靖远的河靖坪农场成立了半工半读性质的儿童教养院，由李玉奇领着大一点的孤儿在那里开荒种地。这批孤儿在靖远劳动一段时间后，被整体安置到农建十一师，也就是后来的玉门饮马农场。

1965年，全国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定西专区各县福利院的孤儿大多数被兰州棉纺厂、兰州炼油厂、玉门石油管理局等单位招工，还有一些孤儿被亲戚领走，福利院人数骤减。于是，地区民政局决定撤销各县的儿童福利院，全部整顿合并到定西福利院。

这次整顿之后，一部分小一点的孤儿被集中到定西福利院念书，年龄稍大的就被送到了河靖坪农场。

“”后期，靖远100多名孤儿以甘肃省知识青年的名义被遣返原籍。河靖坪儿童教养院更名为定西专区五七干校。李玉奇留在干校工作，一直到退休。

孤儿们一批批参加工作以后，定西福利院的老师也被重新分配，有的调离，有的转行。1970年，福利院只剩下最后20多个孤儿，专署民政局决定将他们整体移交到陇西酒精厂。当时陇西酒精厂有个职工子弟小学，这些孩子就插班到学校的各个班级上学。高俊奇作为带队老师，也留在了陇西酒精厂，负责孩子的生活管理和后勤保障。

1975年，这些最后的孤儿也长大成人，全部安排工作，定西福利院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当初李玉奇去靖远的时候，曾把定西福利院的花名册交给高俊奇保管。福利院结束后，高俊奇就把全部档案交给了民政局，其中包括四本册子：入园登记册、领养登记册、安置登记册和插队登记册。

渐行渐远的珍贵记忆

“福利院的娃娃长大后有当官的，也有没饭吃的。一个人跟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何效悌说。

“”结束以后，何效悌从饭店调到石油公司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石油公司减员增效，他一次性买断工龄回家了。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依然算是“福利院的头等公民”了。如今，他的大儿子在兰州工作，小儿子和女儿都在定西，孙子已经10多岁了。“虽然比起当官的差一点，但比起境遇差的还是要好得多。”

据高俊奇回忆，最后一批孤儿安排得不太理想。“那时候国营单位都不招工了，他们就被安排到一些小的集体企业。定西当时有社：修理社，木器社，铁器社等，这批娃娃就安排到这些手工业企业去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集体企业一倒闭，这批孤儿也成了第一批下岗职工。”

自认为是“幸运者”的孤儿还有南学文，他在福利院待了8年，然后去当兵，复员时被安排在税务部门工作。

时隔多年，一些孤儿家属还到定西福利院寻亲，也有一些孤儿年迈之后回去寻根。他们陆陆续续找到当年的福利院老师，包括高俊奇、丁发达，还有保育员高桂芳，他们渐行渐远的记忆，都成了珍贵的线索。

不过，很多孤儿也选择了把那段往事埋藏在心底，不愿吐露，有些孤儿甚至故意隐去了那段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