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背后的文化

随着传统文化迅速地崩落,我们许多文化人对过去一些称呼的文化内涵已经不甚了了。比如,对“弟”的称呼就是如此。

大约十年前,北京某位年轻的教授称:“费孝通对我真客气,写信称我为弟。”大有洋洋得意之态。当时南京师大的一位老教授听说了,连声说“可笑”。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诉诸文字时是称学生为“弟”的,弟就是弟子。费孝通给北京某教授写信称“弟”,就是认为是学生辈,并不是称兄道弟的意思。上世纪30年代,家父从我的外祖锺锺山读书时,锺锺山有《中国哲学史》赠送,扉页上就写着“赠某某贤弟读之”。“贤弟”者,对学生的称呼也。外祖为人极其严肃,蒋礼鸿先生挽诗称“锺子”,称学生为“弟”绝无称兄道弟之含义。31年前,我考上研究生后,蒋礼鸿先生给我写信,称“世弟”。我当时也不甚了了,曾请蒋先生将称呼改成“世侄”。蒋先生笑笑,说:“其实这两个称呼是一样的,既然现在的人不太清楚了,就改吧。”我的导师徐复先生给我赠书,也是称“仁弟”“贤弟”的。这就是“师弟之谊”。所谓“师弟之谊”,老派是见面要行跪拜礼的,新派只是在称呼上了。我的导师张舜徽先生在《养怡堂答问・十六》中说:他是不赞成“师弟之谊”的规矩的,因为每见必行跪拜礼,他的意见是“古称五伦,原无师弟。师弟一伦,自包括在朋友之内矣”。(《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页794)因此,他不接受拜师,对我们这些考进去的博士生,写信也只称“同志”,取志趣相同,“同志曰友”之义,并非含革命性,更非时下之义,千万不要误解了。

就“师弟之谊”来说,如果某位老师认为某位学生不宜以学生目之,要用敬称,那就不能用“弟”了,只能用“兄”。我的老师、礼学大家钱玄(小云)先生,给我写信,就称“兄”“仁兄”的。这么一来,老师的自称就成了“弟”了。称学生为“兄”,才确实是敬称,称“弟”其实不是敬称。47年前我读大学时,对《两地书》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觉得非常奇怪,不知道他们彼此间有什么隐秘。后来了解这个称呼的文化内涵后,才算明白了。

这些年报纸和杂志上有些回忆往事的文章,说到某先生称学生为“弟”时,总是要说先生是如何谦虚,泯灭了辈分。其实光从这个称呼上看,并不一定如此。

还有一个“仆”字,古文书信中常用来自称表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屡见。上世纪80年代中,有一个很有才气的硕士生要投考某位名师,为显示自己的实力用文言文给这位名师写了一封信,信中自称为“仆”。那位名师看到信后,很不高兴,认定此人水平不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仆”字虽然是自己的谦称,但只是用于平辈之间或长辈对晚辈的情况下。学生给老师写信而自称“仆”,显然不能表示谦虚,反而显得倨傲了。我和张舜徽先生闲谈时曾经说到此事,张先生哈哈大笑,给我讲了个故事:晚清废科举办学校,湖南常德中学有一学生(其时学生年龄都不小了)写信给知府,用文言文,多处自称为“仆”。知府看后,很不高兴,到学校来考察,说废科举之后,教育大为退步,然后话锋一转,说:“也不能说毫无成绩,我们倒是教育出许多‘仆’来,真不容易呀!”湖南的这个故事,张先生后来写到他的《养怡堂答问・三十八》(见《庵学术讲论集》页818)中了。可见,对这些传统称呼的文化内涵,晚清时也有不甚了了的。

过去的称呼有许多文化内涵,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比如“小姐”,本来是称呼有地位的人家的青年女子的,解放后废止了,改革开放后又出现,开始时是个敬称,谁知十几年后,我们这里有了“做小姐”的说法,遂从敬称跌落到红尘里,于是对于宾馆、饭店中的女员,又回到原来的“服务员”的称呼了。其实,我们也无须为“小姐”这个称呼的沦落而伤心,须知这个称呼在宋朝时正是指的乐户和,查一下《汉语大词典》就清楚了。现在也不过是回到它的开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