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寒冬总是春

一个恐怖的除夕

日寇侵华时期，日照是遭受其铁蹄蹂躏的重灾区，我的老家南湖乡大北湖村是重中之重，父亲殷元功以在外做生意为名为抗战做秘密工作，长年不在家。我家被怀疑是八路军家属，就成了被迫害的重点户。

1939年，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家境异常艰窘。六口之家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快过年了，即无粮又无柴，我走到村外一块林（坟）地，拾了些柴禾，准备回家，突然背后来了一个人，此人叫王明清，是日寇的走狗，专靠残害穷人过日子。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凶相毕露，起我的柴禾上乡公所请功去了。汉奸们见抓到我家的“把柄”，第二天就派人到我家，宣布处理决定，说我破坏了林地的树，除罚栽树外，还要请客两桌，母亲没答应。

这些走狗见在我家榨不出油水来了，腊月二十七这天，把我全家从屋里赶了出来，把门给封了。

除夕的晚上，我家没有一丝光亮。外面过年的情景，与我家的悲惨气氛形成巨大反差，我们在忍受着黑、冷、饿的折磨。正当我家陷入绝望的时候，我一个又穷又寡又绝的二奶奶来到我家，她的到来，给家中带来一丝暖意。

祖父辈相继去世，在世的就剩二奶奶孤身一人。她视我父亲如亲生，后世有人，血脉相传，我家有事都牵动着她的心。

我们家乡有个风俗，每到年三十讨饭的走上门，不管穷富，不兴说“没有”二字。二奶奶充分的利用这个风俗，这一天她“丰收”，讨到不少酥炸菜、生熟水饺、馒头、窝头等，除夕晚上给我家送来一些，除满足弟弟之外，我们每人分到一份，但是母亲仍不肯吃。一连几天的饥饿和恐惧得到缓解，永世忘不了我善良的二奶奶。

父亲躲过“狼群”

除夕午夜，随着辞旧迎新的时刻到来，外面相对的进入了平静，突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接着是熟悉的叫声，这令我们惊喜万分，父亲回来啦！六神无主的时候父亲回来了,真是高兴呀。然而，父亲进门便知道家中已遭迫害，他期待的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如寒冬被泼了一盆凉水。听完母亲描述遭受迫害的过程后，意识到迫害仅仅是开始，便对母亲说，家里待不下了，你们去公路南吧（即抗日根据地），告诉母亲去的地方村名叫“兔窝”，父亲的公开职业是开“油坊”。

父亲回家过年带来的新年礼物是一包“桥牌”（小烧饼）除全家分享外，母亲也给二奶奶送去两张，二奶奶拿着桥牌，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逢人就谝，“俺侄回来啦，还给我买来桥牌……”。消息很快传到乡公所。年初一副保长王明路来到我家，问我母亲“元功回来拉？”母亲忙回答“没有”。王又说：“回来也好，没回来也好，我没坏意。叫他躲躲，今天夜里乡里来抓他！”说罢转身就走了。父亲得此信息，天黑后乘夜幕回根据地了。（注：期间村里决定批斗王明路，王明路陈述此情，母亲出面证明，因有立功表现，使其免予批斗。）果然半夜时分，乡里来了一群汉奸。把我家团团围住，然后又把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没找到父亲就把母亲带走了。到了乡公所汉奸们对母亲捆绑吊打，软硬兼施，逼母亲供出父亲的去向。

敌人把母亲折磨了四、五天，什么也没得到，就把母亲放回来了。母亲回来了，浑身是伤，十分虚弱，但她生怕孩子们害怕，形若无事。

全家摆脱敌寇

预料敌人的迫害将更残酷，根据父亲留下的话，母亲不敢迟疑，初五被放回，初六当晚便领着全家离开了已没有“家”的家。雪如鹅毛，路上积雪越来越厚，小孩踩下去没膝深，回头看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脚印已被大雪覆盖，这是老天爷掩护我们逃离虎口，让我们松了口气。在洁白的雪地上，只有我们一家六口人的身影在艰难的、缓慢的向前移动。说不清已走了多长时间，天渐渐放亮了，风也小了些，雪也停了下来，我们走到一个叫鲍疃的村子停住了，母亲走进一家人家，恳求暂住，房主同意我们住在他家磨房里。

路上雪融化之后，我们又上路了，记不清走了几天，越临近“兔窝”心里就越激动，快找到父亲了，幸福的幻想如演电影，一幕接一幕。进了兔窝村，询问村里人，他们说几天前就搬走了，去向谁也知不道。我们从此过上了“流浪”生活。

惊喜在失望中降临

每天以讨饭为主，但必须挤出时间赶路。那里黑了那里往，夏天多是露宿，蚊叮虫咬不可避免。一天，流浪途中，从后面走上来一个头扎毛巾的年轻人，母亲忙迎上去：请问，前面是黄墩吗？年轻人答：是。黄墩有油坊吗？答：有。母亲又问油坊有个叫殷元功的吗？答：没有。母亲接着问，油坊有个叫牟敦久的吗？（母亲早就知道牟是油坊也是父亲的领导人），年轻人疑惑的把我一家人扫视一遍，摇了摇头就走了。我们失望的走下山路，走进附近村庄讨饭去了。

年轻人回到油坊把在路上迂到的情况作了回报，牟敦久听罢已猜到八九，对年轻人说殷元功就是殷凤鸣，参加革命后怕敌人迫害家属改的名。立即派人由年轻人带路，沿原路去迎，在原路没找到，就意识到我们已进村了。他们赶到村里果然看到我们正在走街串户的讨饭。来人向我们说明来意，令我们喜出望外，对我们来说，这是惊天大喜，我们有了出头之日了！我们到了油坊，牟敦久和战友们给予我们热情接待，并告诉我们，父亲因公外出，两三天即可回来，安排我们的住宿和生活。至此我们又有了存身之地，有了个家。当父亲见到我们时，就没完没了的问长问短，对一年多来我们的遭遇非常关切。

父亲曾死里逃生

在黄墩住下之后，在我家或油坊常听父亲和同事聚在一起聊天，有一天他们竟聊起父亲经历的令人惊心动魄的遭遇，时间就在我们四处流浪期间，虽然他们聊的是往事、趣事，但我听起来却为父亲捏着一把汗，回忆他们聊的故事，经过大概是这样：

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领导指示，一天父亲去日照城里与敌人交“朋友”，在酒桌上由于言语不慎，引起敌人怀疑，当场把父亲抓了起来，父亲被捕之后，敌人严刑逼供，残酷迫害，但始终没有使父亲屈服。敌人从父亲口中得不到想要得到的东西，随时都面临着被杀害的危险。然而，在绝望之际，父亲发现了一丝希望。我有个远房的舅舅在监狱里当看守，父亲设法与这位舅舅联系上了，父亲托舅舅与自己的直接领导牟敦久联系上了。从此这位舅舅就成了高墙内的父亲的联络员，组织上得到父亲的消息后，即研究营救方案，多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最后决定让父亲越狱。根据舅舅提供的情报，监狱内有一条通到城外护城河的下水道，最后决定利用下水道越狱。为保证万无一失，决定由舅舅了解监狱内岗哨情况以及他们交接班情况。牟敦久负责观察敌人关卡岗哨情况和越狱后敌人的反应，并做好接应准备。万事俱备之后，父亲乘敌人不备，在舅舅协助下潜入下水道，待接应人有了指示再离开险境。

敌人发现父亲越狱后，挨家挨户翻箱倒柜，闹的全城鸡犬不宁，闹腾了三、四天一无所获，就慢慢撒气了，敌人疯狂过后牟敦久却没敢冒然行事，待形势确实没问题了才让父亲从下水道里出来，这时父亲已在下水道待了七天，浑身又脏、又臭、身体十分虚弱，牟敦久和前来接应的同志们很快就把他接走了，康复以后，又回到自己的岗位，继续战斗了。

亲历日寇残暴罪行

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党的政策，任务很重。抗小宣传队经常到农村集镇演讲。1942年春的一天，师生们到几十里外的坪上大集宣传，这天是我演讲，我站在一张方桌上，赶集的人见是个小女八路讲话更是一景，人们很快围了上来。我正专心的演讲，突然人们四处奔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个农民叔叔向我扑了过来，顺手把我挟到桌下，一只胳膊护住我的肩和头部，与此同时两架日寇飞机呼啸着俯冲下来，伴随着霹雳声轰！轰！两颗炸弹在我们附近爆炸了，我脸上的左上额被炸弹碎片崩破了一块皮，直流血。农民叔叔护我的那只胳膊也被弹片擦伤了。农民叔叔把我带回他家，捏了些“老陈土”给我敷在伤口上，简单的包扎一下，才把我送上归队的路。

艰难的年代，美好的回忆

牟敦久派人沿山路迎我们一家那一刻，是我人生的分水岭。此前，我是在黑暗中挣扎，在地狱里煎熬。之后，似入“天堂”。那时就切身感受到新旧社会的两重天！黄墩已是解放区，在那里我学习工作，开始新生活，在党的哺育下，逐渐成长起来。

到了解放区，我的心情好象大雪后的晴天，人格外有精神。解放区的一切都让我觉的亲切。解放区常听到的歌声是“东方红，太阳升”和“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各类群众组织忙着搞生产，闹翻身，学文化。这一切都令我开心，洋溢出一种幸福感。

离休后常听人说“老年人好怀旧”，反正我是好怀旧的人。怀念抗战时期和建国前后奋斗在各种工作岗位上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思想好，品德好，风气好。他们之所以精神境界高尚，是因为他们信奉一句话，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把实践这句话视为自己的天职、灵魂、思想行动的指南。现今国家建设令世人瞩目，国强民富，人民安居乐业，大批优秀人才奔赴国家建设的各个岗位。大好形势下，肥沃的土地可以育出优秀的壮苗，也易滋生毒株莠草。大好形势下，更应警惕腐败风气对新生一代产生磁吸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