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1 05:35:58
摘 要：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中国版本学、目录学重要的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指出了该书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书中有些地方叙述自相矛盾、混淆了私刻和坊刻的区别、套印本的起源及他的主观偏见所带来的失误等问题。
关键词： 《书林清话》 版本 刻本
叶德辉《书林清话》是一本重要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种专业知识，诸如刻书源流、版本名称等。著名学者缪荃孙在《书林清话·序》中赞曰：“焕彬于书籍镂源流，尤能贯通，上溯李唐，下讫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1]P1张舜徽先生说其“阅肆日久，藏书素丰，库掌毕生，不妨精熟，故版本之学，最能名世”。[2]梁启超也将此书列为国学入门要籍。由此可见，《书林清话》在中华文化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叶德辉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他说：“积金不如积书。”每遇善本，不惜重金购买，日久益丰，这为他撰写《书林清话》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书中的论述大多令人信服。当然这本书并非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笔者试着从书中找出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前后文叙述自相矛盾
《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板之始”：“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在同卷后文又说：“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这两句话很明显有相互抵牾之处，一方面说刻本在唐僖宗中和年间已经出现，另一方面又说刻板在僖宗以前已经盛行，难圆其说。无独有偶，在《书林清话》卷一“刻板盛于五代”：“雕版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在《书林清话》卷一“刊刻之名义”：“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关于版刻的盛行时代，叶氏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说版刻盛行于五代，一说盛行于赵宋。前后的观点不统一，明显矛盾，难以让人信服。
《书林清话》卷五“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晋府，嘉靖甲午十三年。刻安国桂坡馆《初学记》三十卷，见《杨志》、《丁志》。”而在《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中”：“锡山安国桂坡馆。……嘉靖甲午十三年。刻宋绍兴本《初学记》三十卷，见《范目》、《天禄琳琅》、《丁志》、《陆志》、《杨志》。按：明晋藩及徐守铭宁寿堂本，皆从此出。”前面说晋府翻刻安国桂坡馆的《初学记》三十卷，后面又说安国桂坡馆翻刻宋绍兴本《初学记》三十卷，时间都在嘉靖甲午十三年，难道安国桂坡馆与晋府同年刊刻《初学记》？这样的叙述不得不令人生疑，而实际上安国桂坡馆《初学记》刻于嘉靖十年，晋府于嘉靖十三年翻刻[3]。叶氏自撰的藏书书目《郋园读书志》中关于安国桂坡馆《初学记》的刊刻年代并没有出错，可见叶氏的错误是由于疏忽大意，失于检查。
二、私宅刻本与坊刻本之混
私宅刻本是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坊刻本是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这两者差别不大，相似之处不少，有时很难将两者区分开。（1）书坊刻书一般为了谋利，所刻之书为了迎合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多为医书、历书、帖括经义之类的书，质量较为粗糙。私宅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尊崇，或推行某种思想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的是为了传承某些稀有珍贵的版本。[4]P346（2）书坊刻书的牌记，很多带有广告的性质，为自己宣传推销，私宅刻本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会为自己做广告。（3）书坊一般集中在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以家庭成员为主，再雇佣一些工匠，书坊主往往是子承父业，所以不少书坊可以历经数个朝代。私宅刻书一般规模较小，仅限于家庭内部，存在时间也很短暂，一般随着私宅主人的死亡而消亡。
叶氏在《书林清话》中就有把私刻与坊刻混淆的地方。在《书林清话》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中，叶氏将刘君佐翠岩精舍列为私刻。按照上文私刻与坊刻的特点与区别，笔者认为翠岩精舍当为坊刻。其一，翠岩精舍是建阳刘君佐所设，活跃于元明两代的书坊，此坊开始于元大德末，其刻书活动持续到明代中叶，前后持续一百多年，时间之长非私刻能比。其二，翠岩精舍刻书丰富，诸如《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注陆宣公奏议》、《大学章句一卷大学或问一卷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问一卷》、《新刊问刘守真伤寒直格》、《大广益会玉篇》、《国朝文类》、《渔隐丛活前集》、《诗集传附录纂疏》之类，达几十种，刻书种类多，数量大。其三，在翠岩精舍刻书中，如至正十四年（1354）的《注陆宣公奏议》和至正十六年（1356）的《大学章句》等刻本中还能发现“翠岩精舍”之类的广告标识语，可见此书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综上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翠岩精舍为刻坊。
在《书林清话》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中，叶氏将平水曹氏进德斋归为私宅家塾刻书，似有不妥。黄永年《古籍版本》中说：“元平水本现存的则有曹氏进德斋刻的《尔雅》、《中州集》，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都是坊刻。”[5]P104曹之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中认为曹氏的进德斋和刘君佐翠园精舍是坊刻。[6]P232-234黄镇伟更是在《坊刻》中直接说“平水曹氏进德斋是元代著名的书坊”[7]P36，现在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定平水曹氏进德斋是书坊。此外，叶氏将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孙存吾如山家塾益友书堂列为私宅刻书，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
关于私宅刻书与书坊刻书的区别，学术界并没有定论，界限也比较模糊，过去往往根据书牌刊语中所题的名称判断，如某“斋”、某“府”、某“家塾”等名称，即归为私宅刻书之类，某“坊”、某“铺”，即归为坊刻一类，现在看来，仅凭名称判断是私刻还是坊刻是不妥当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套印本的起源问题
叶氏《书林清话》卷八的标题为：“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他认为颜色套印起源于明朝，有待商榷。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叙录》中说：“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有经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于分别，使较然可求。”[8]可见此时的《经典释文》写本就已经采用了颜色套印技术。宋代周煇在《清波杂志》记载：“宋太宗淳化五年，翰林学士张伯重修《太祖记》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朱别之。”[9]《太祖记》在重修时，也采用朱墨双色套印写本。在敦煌宝库中有大量的壁画，这些壁画是唐、五代时采用双色甚至多种颜色套印技术而作。如此看来，套印本在唐代就已存在，但这只是文献中的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颜色套印本是在湖北江陵县出土的资福寺无闻和尚注释的《金刚经》，此书印于元至元十六年（1340），是经文用红色，注文用黑色的套印本。套印本前人多认为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是靠不住的，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颜色套印书的真正的起源，但可以肯定的是套印本唐朝就已存在。叶氏未见到现在出土的文物，仅根据自己的藏书便断定套印本始于明季无疑是不恰当的。
四、元代坊刻有无善本的问题
叶氏在《书林清话》卷四“元时书坊刻书之盛”文末写道：“有元一代，坊刻所刻，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惟医书及帖括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虽然坊刻为了盈利，迎合世俗的需要，刻书粗制滥造，校勘不精，舛误颇多，但是不能说明坊刻中就“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叶氏下此结论，未免过于武断。有数百年历史的坊刻，有无一代不可能没有善本。
笔者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发现诸多元代坊刻经史诸子的善本。例如《续资治通鉴》十八卷，题宋李焘著，元陈氏余庆堂刻；《续资治通鉴》十八卷，元朱氏兴畊堂刻本；《续资治通鉴后集》十五卷，宋刘时举撰，元陈氏余庆堂刻本；《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张守节正义，元至元二十五年崇道精舍刻本，等等[10]。再如元代平水进德斋所刻的巾箱本《尔雅》，清代藏书家珍为善本。北大图书馆所藏的《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即为翠岩精舍所刻的善本。还有积德书堂刻印宋程颐的《周易传》六卷，余氏双桂书堂刻印宋陈彭年的《广韵》五卷，等等，皆出于元代坊刻的经、史善本。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叶氏所见的善本毕竟有限，不可能穷尽天下之书，有所纰漏在所难免。
五、主观偏见的问题
有时人们在作出判断时，往往受主观情感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判断有失公允，叶氏也不例外。在《书林清话》卷六“宋刻经注分合之别”、《书林清话》卷十“日本宋刻书不可据”、《书林清话》卷十“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中把矛头指向了杨守敬，说杨氏“以不误为误，不足令人徵信矣”“至《留真谱》误以明翻宋刻为真宋本之类，殆如盲人评古董，指天画地，不值闻者一笑”“盖貌好古之人。而实为孳孳为利，吾断其所著之书不足信今而传后矣”“指宜都杨守敬，本以贩鬻射利为事，故所刻《留真谱》及所著《日本访书志》，大都原翻杂出，鱼目混珠。盖彼将欲售其欺，必先有此二书，是人取证。其用心固巧而作伪益拙矣。”
事实并非如叶氏所说的那样，杨守敬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史书记载杨守敬治学严谨，“不仅学富，而且品高”。他一生潜心学问，无心仕途，常常资助乡里，同情百姓，热爱祖国。驻日期间，杨氏购买了大量散佚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我们很难将他与叶氏的评价联系起来。
杨守敬在日期间，搜寻了大量在日流传的中国散失的古籍，并开始从事目录版本的研究，后来得到了日本医生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便按图索骥，仅用一年的时间就购得了三万多卷古籍，每得一书，便甄别版本。考其源流，遂写成《日本访书志》。该书所记的书多为古刻旧抄及日本、朝鲜刊本。其中不乏大量的珍本、善本，杨氏在保存中国文化典籍方面可谓劳苦功高。《留真谱》是中国最早编印的古籍书影图谱，共收书影483种，除收录中国宋元刻本、旧抄本的书影外，还包括明代刻本和朝鲜刻本的书影。此书保存了大量的真本和善本，以及一些在中国失传许久的古籍，虽然该书在体例编排上有些瑕疵，但绝非杨氏所诋毁的“所刻《留真谱》及所著《日本访书志》，大都原翻杂出，鱼目混珠”。不管是杨氏的学识作为，还是品德操守，都是值得称赞的。叶氏之语有失偏颇，就连李洣也说“叶氏厚诬杨氏，所言甚过”。[11]P318
叶氏在《书林清话》卷五“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中认为北京都察院所刻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奇》及《万化玄机》、《太古遗音》、《神奇秘谱》等书是“轻诞”的行为，这反映了叶氏保守的封建思想。在《书林清话》卷九“都门书肆之今昔”中云：“蓝皮之书，充轫肆市，西域之韵，纂夺。”叶氏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书籍是抱敌视态度的，这都反映了其思想的主观偏见。
我们不能因为叶氏的主观偏见就否定了他在目录版本学上的成就，也不能因为《书林清话》存在一些不足，就否定了整本书的价值。瑕不掩瑜，此书仍然是中国版本目录学上有重要影响的书，对后世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王晓娟.《书林清话》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7.
[4]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识500问[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5]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6]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7]黄镇伟.坊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8]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宋·周煇.清波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0]中国古籍善本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李洣·书林清话纠谬并补遗[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