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党的十释放了大力推进反腐工作的积极信号。随之，网络反腐掀高潮。如何系统筹划反腐大局？如何建立一套科学而有效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呢？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首先选择了问计于学术界专家们，先后召开数次反腐工作专家座谈会。在与会专家中，著名反腐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提出建立“廉政特区”的设想引起广泛关注。记者近期就预防和打击腐败的相关问题专访了任建明教授。

应制定多项反腐败法律

实现有法可依

任建明表示，我们国家在反腐倡廉法律制度制定方面，早期是有一些迹象，我们可能会制定一个专门的法律，后来就把它合并到已有的法律中。迄今为止，我们现在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应该说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就是制定专门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来治理腐败问题。早期的时候，原来不是纳入刑法，我们有人大通过的单行法律，就是打击贪污贿赂，后来我们把它合并到刑法中。

为什么我们需要专门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呢？因为腐败是很特殊的犯罪。早期的时候，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我们把它纳入经济犯罪。后来我们纳入到刑法以后，又把它归到职务犯罪。其实，腐败犯罪和职务犯罪是两个集合，有重叠部分，但是，各自都有特殊地方，不能为对方所包含的地方。我们的法律针对腐败犯罪从过去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要到单独的腐败犯罪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制定专门法。

任建明认为，我们现在已有成熟的制定反腐败专门法律条件，我们有大量的法律制度的制定的积累，也有国际的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各个国家的，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都有专门的法律可以借鉴。

任建明表示，目前我们至少该制定三部专门的反腐败法律：其一是贪污贿赂法。我们怎么样更广泛的定义腐败这种行为，怎么样使腐败行为钻法律空子机会更少，怎么样惩治预防这些行为，我们要立法；其二，防止利益冲突法。各国也把它作为专门的法律，70年代，各个国家在指定这样单行的法律；其三，组织法。就是和我们的反腐败机构体制、法律执行相关的法律。目前这个法律还是存在一些争议，因为这个取决于反腐败机制到底怎么设立，到底应该赋予他们多大的权利，怎么样监督制约这个机构，可能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但是前两部专门法律的制定，应该是条件比较成熟的。关于组织法的问题，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障碍。

网络反腐是补充，而不该成主流

网络反腐在查处腐败上的确显示出了威力，但网络本身不能完成反腐败的全过程，也不应过度夸大网络反腐的作用，要让传统的、官方的反腐败渠道越来越有效率和公信力。

任建明认为网络反腐在查处腐败案件上的确显示出了威力，“‘人肉搜索’等方法，对普通民众的参与限制较少，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时空障碍。众多人在很短时间内，把只言片语、碎片式的信息迅速集中，形成强大的信息场。最近密集发生了几件通过网络进行反腐败的事件，但我们也不能过度地夸大网络反腐的作用。现代社会人们都生活繁忙，不可能每个腐败信息都被广泛、持续关注。通过网络被发现并得到处理的贪官数量其实是很有限的。网络反腐也容易陷入‘网络暴力’，虽然政府、网络运营商都在规范网络信息，但被曝光出来的信息不乏虚假的，比如诬告行为确实出现过，这其实是‘网络暴力’。即使事情后来搞清楚，当事人也会受到很大伤害。”

谈到网络反腐败和官方的反腐败，哪个更有公信力，哪个效率更高，哪个更好时。任建明认为：“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重要，我认为关键还是要让传统的、官方的反腐败渠道越来越有效率和公信力。事实上，最近几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开设了网络举报腐败的渠道，但是网络举报的作用没能得到很好地发挥，这也衬托出我们反腐的工作思路要改进。”

“官方的渠道要起到更大作用，这就要通过体制改革创新，把其中一些没有发挥的潜力，比如群众参与，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现在的反腐机构，党的有纪委监察，检察院有反贪和职务犯罪预防机构。但现有反腐机构是条块分割的，我认为反腐败机构应该向‘纵向垂直，横向整合’发展，‘纵向’就是保留中央和省两级机构，省以下都垂直，更好地实现办案独立，‘横向’就是整合条块、层级分割的反腐部门，改变反腐资源分散又交叉重叠的状况。”

任建明还指出：“国际上反腐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新加坡、韩国，还有香港特区及台湾地区，其实网络反腐并没有那么热。这进一步折射出网络的反腐渠道只是一个途径，是重要的补充，必须改进我们官方的反腐败的渠道。让我们反腐败机构像调查局、廉政公署那样运作，应当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执败的“政治秀”

更应重点预防和根除

任建明在谈及滋生腐败的深层次原因是，尖锐地指出：当利益成为大多数政策执行者的首要关注点时，政策施行的目的异化也就在所难免了。当前的许多不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更是加剧了这种异化的程度。各级官员为了达到各自利益目标，上演的种种“政治秀”也就层出不穷了，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更为可怕的执败。这种深层次的执败，才是最需要重点预防和全面根除的。

我国实行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基于“领导班子”的特殊制度设计和决策规则。在一些具体的权力设置、配置和运行上，都可以反映出这种集中的状况和程度。虽有局部改革但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伯乐相马”或以人选人的体制，干部任用始终难以得到群众的有力监督等。

在这种体制下，处于各个层级上的干部都主要甚至完全只需对上负责，而无需对下负责，特别是无需对群众负责。在这种高度同质化的干部体系中，一个干部有作秀的需要，常常也是其他干部所需要的，在作秀制约上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集体失语的局面。不但如此，一些不良的政治秀还迅速形成声势，被常态化了。

而一旦过了作秀时节，群众的疾苦通常就无人问津了，有疾苦、有冤屈的群众想找领导，不但“踏破铁鞋无觅处”，更有甚者还会被公权力部门管制起来。这种强烈的反差更凸显了这类政治秀的虚假和可憎。然而，这种政治秀非但没有受到什么批评、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这些年来，尽管违反科学发展的政绩观受到一定的纠正和抑制，但并未从根本上被撼动。在各级官员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绩观还是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特征。例如，高度重视GDP增速、城市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速度，对大规划、大建设、大拆大建乐此不疲，喜欢做表面文章，把有限的政绩都体现在能看到的地方，出政绩要快，要有所显示，要给上级领导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下，很多官员的行为表现正是总书记所批评的那些“瞎折腾”现象，但却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治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还是前面提到的对上负责的体制。政绩上作秀司空见惯，难道上级看不出来吗？其实上级领导也心知肚明。可为什么不戳穿呢？问题就在于上级也有自己的上级，也需要向自己的上级显示政绩。于是，作秀者便成了给更“高级”作秀者脸上贴金的功臣。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就必然是“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答应，就怕领导不认可”的观念，投领导所好的作秀就难以避免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干部考核和政绩考评的内容和方式问题。干部考核和政绩考评是一个指挥棒，其内容和方式实际决定着干部的偏好和行为方向。就是主要由上级政府考评，由上级说了算。这种考评进一步强化了对上负责的根本体制，强化了在政绩上作秀的冲动和行为选择。

要治理官场作秀特别是政绩上的作秀现象，前提则是制度建设。一是，必须要解决各级官员主要甚至完全只对上负责的体制问题。就是要切实发展现代民主政治，要通过基础性的民主制度建设让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对人民负责。而在基础性的民主制度中，实行普遍性地通过制度规则决定干部的选拔、任用和升迁，通过有力的保护制度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是最为重要的。二是，切实改革干部考核和政绩考评的内容和方式。在考核指标遴选中，要重视那些切实符合政府职能定位的指标。要尽量减少那些助长急功近利倾向的指标。在考核方式上，要实行开门考核，要以人民群众的考核和评价为主。只有建立起民主的、科学的问责机制，才能树立起科学的政绩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场秀。

道德诚信是一个事关执政地位和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孔夫子和弟子们在《论语》中的一些观点就可充分地反映道德诚信或公信力对于维持统治或治理国家的极端重要性。有人把他们的相关观点，即“足食、足兵、民信”，归纳为“治国三大纲领”。由此可见，能否获得老百姓的信任是事关执政地位的根本。

历史已经多次验证了孔夫子的主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真正危险就是很多领导干部对此并不以为然。不少领导干部的做法或行为正在不断地透支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从一些现象上已经看出这种危险的端倪。在一些或危机事件中，群众就是不相信政府披露的信息，不相信官员讲的话，而愿意相信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信息，甚至宁愿相信谣传或谣言。一些群众甚至还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政府说东，你要信西；政府说左，你要信右。这难道不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