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8 08:42:29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形象曾经红极一时，其扮演者刘庆棠回首往事，为我们揭秘一些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
留着山羊胡子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秦城监狱里人变少了，就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他第一次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
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变了一点。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看守告诉我，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想骂就骂的
我和、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坐前排，但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论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
有一次，跟我们去看几块菜地，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后来又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
不说话的
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掉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我听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了习惯。
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都一块骂了。当时我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
心情郁闷的迟群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30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我听了心里很烦，迟群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很长一段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几个字，就一头趴倒在桌上，是严重的脑溢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里不好受。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种类繁杂的民间东西熟悉，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才，很合她的心意，就大胆使用他。
“”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作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他搞唱腔设计很认真。他写的唱腔，采用西洋手法，加进了戏曲的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和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把她从上海借调到北京。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摘自《信睿》 图/李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