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进民生福祉

民生大于天。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各级政府加大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投入，全国财政支出2.82万亿元；连续第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全年人均增加1680元，5700多万人受益；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713亿元，全年城镇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432万套，新开工建设1043万套……一串串数据，显示的是政府对民生福祉的高度关注。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总理的话掷地有声。不过，代表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民生，政府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把脉“看病难”、“看病贵”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王鸣3月2日抵京前，一名熟悉的病人来看望他，无意中说起“挂号难”的现状：“我的一个朋友凌晨三四点钟就守在医院门口排队，而他看的只是咳嗽和发烧。”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王鸣说，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已初步建成覆盖全省的20分钟医疗服务圈，“有地方看病”已不成问题。可是，尽管社区卫生医院费用低、离家近，但在全国各地的三甲医院门诊大厅里，仍然挤满了从各地涌来的病人。

“按理说，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预防和康复应该进家庭，眼下这种医疗秩序比较乱。”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认为，这说明我国居民缺少健康“守门人”，看病就医存在盲目性，不少知名专家花费大量精力诊治常见病，“杀鸡用了宰牛刀”。对此，他呼吁国家尽快启动全民健康教育工程，让每一位居民正确认知疾病，掌握防病知识，共同维持医疗秩序，进行正确的医疗消费。

王鸣代表建议，解决看病难，应加大社区医院的经费投入、完善建设，同时建立梯度就诊管理模式，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县二级医院、市属三甲医院三个等级，根据不同群体、服务对象，界定服务内容，对大众进行引导，分流病人。

此外，提高社区医院的报销比例也很重要。“现在，社区医院报销比例一般也就比大医院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差距并不明显。如果拉大这一差距，在社区看病的实惠越多，对老百姓的吸引力会更大。”王鸣说。

城乡卫生资源配置的差距非常大，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村仅有不到20％的卫生资源，如何缓解这一问题？

王鸣代表认为，医疗人才也要“下乡”。比如，选派一些城市医院的医务人员到偏远的乡村医疗机构，并把下乡锻炼的表现作为评定职称、晋职加薪的硬件；可以与毕业生签订协议，规定在乡村医疗服务一年后才能到考取的工作单位就职。“当然，政府也要加强服务意识，对农村医疗机构实施有效监管，对农村医疗服务人员加强培训，并有效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王鸣说。

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最为人诟病的问题之一是以药补医机制。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直言不讳：“以药补医体制下，公立医院具有强烈的逐利意愿，亟待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公共卫生应急检测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亦愚说，以药补医机制直接的结果就是看病贵。“在这样的机制下，医疗行为‘变形’，医疗服务‘变味’，诱导需求，开大处方，多用药，用贵药，滥用高端检查手段、高耗材等现象已不鲜见。”

他说，有专家估计，每年不合理施治所耗费的医疗费用，全国总额应在1800亿元至2000亿元间，这中间回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实中，医疗机构通常需要向上游的医药企业‘索要’补偿。有的药品定价甚至高于出厂价上千倍，据说就是医药企业为了留出空间，使自己的药既能进入医院，又能让医生愿意开。”卢亦愚认为，改变这一乱象，应加强对药品集中招标全过程监管，防止深化医改政策与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惠民成果被腐败“掏空”。

“同时，通过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由国家对公立医院进行补偿。”卢亦愚说。

让“菜篮子”拎得更轻松

物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是关系群众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工作。要在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管好货币信贷总量、促进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搞好价格调控，防止物价反弹。

“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国内生产要素成本明显上升的背景下，政府把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是十分必要的。”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说。

“过去的一年，百姓都感觉‘菜篮子’很沉。其实，从生产地头，到批发市场，再到百姓的餐桌，农产品价格可能已经翻了几番。流通环节多，不仅导致层层加价，而且增加了损耗、人力等成本，成为食品价格走高的重要因素。”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说，稳定农产品价格必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有关部门应多管齐下，切实把流通效率提上去、中间成本降下来，真正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到好处。”

王建华的观点与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化工研究院院长姚献平不谋而合。姚献平说，从产品生产厂家来看，由于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以及税收的增长，利润空间极其有限。“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喜欢网购，就是因为流通环节少，商品价格自然低。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之一。”

我国部分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频繁，区域性、季节性、结构性“卖难买贵”现象时有发生。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虎山集团董事长张剑星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鲜活农产品流通系统，稳定农业生产发展。

他建议，应该建设高效、畅通、安全、有序的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积极推动产区和销区对接。“具体讲，就是主产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经销商实现直接对接。”

陈海啸代表说，物价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也是一项民生指标。稳物价，重在机制创新。“应该加快推进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改革，规范落实制定和调整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收费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的听证机制。在调控物价的同时，政府还应着力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千方百计减轻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农民种大蒜，好卖就多种，一般情况下不会太离谱。出现‘蒜你狠’的状况，显然有人在背后操作，囤积居奇，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姚献平代表建议，政府应该加快健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将物价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让老百姓买到价廉物美的食品和日常消费品。

“物价调控，不应只是临时行为。稳定物价的手段，也不应该只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应制定和完善相应的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价格监管机制和社会保障调节机制，用机制来规避物价大起大落带来的负面影响。”王建华说。

呼唤道德的力量

“毒奶粉”、“地沟油”、“许云鹤案”、“小悦悦被轧”事件、中学生求爱不成泼油烧16岁少女，一系列负面道德事件冲击着人们的神经，不少人惊呼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许多代表坦言，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随之改变，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疏离，会引发一些诚信缺失等等“道德困惑”。

“社会公共文明、道德素质的提升离不开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它绝不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自然而然地提升。一个国家不是财富多了就强大，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提倡社会公德，国家才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全国人大代表、浙商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程惠芳说，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更要下大力气抓好思想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不能经济搞上去了，思想道德水准却滑下来了”。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榜样。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学习雷锋身上那种对他人的关怀与爱。”全国人大代表、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校长方青长期工作在德育一线。在驻地宾馆接受记者采访，当提到道德教育问题时，她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方青说，这些年中小学生为了升学考试，都在“跑”。跑着上好的小学，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一直考到一所好的大学。可他们却忽视了道德教育，他们在“跑”的过程中，把灵魂弄丢了。“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中小学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阵地，我们谈学习雷锋，谈道德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

今年人代会上，她提交了《关于将以“爱心”为关键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小学课程的建议》，希望将“感动中国”故事内容列入中小学德育课程教育内容，充分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夏士林连续两年向大会提交《加大公民道德建设，完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建议。“我国有着五千多年优良传统和美德，在新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应与时代特点相结合，创新方法。”

“如果你是某某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某某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某某替你赔偿！”2011年，在备受关注的“许云鹤案”等事件发生后，类似的“撑腰体”号召，受到网民关注。

法律又该如何为道德撑腰？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少仙认为，我国有必要将见义勇为立法从地方层面提升至国家层面。他向大会提出“关于要求制定《见义勇为行为法》的议案”，建议建立见义勇为国家先行补偿制度，引导社会公众助人向善、无私奉献。

“见义勇为行为法需要厘清概念，统一见义勇为认定的标准；建立见义勇为国家先行补偿制度，由政府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先行垫付，再向侵害人及受益人追偿；明确见义勇为认定的机构、程序；见义勇为基金组织的性质定位、资金来源；对见义勇为者的一次性奖励补偿转向长期保障的实施；相关配套法律、措施的完善等。”在议案里，他如此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