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进生命缝隙的人性书写

摘 要：东北作家孙惠芬是一个执著的乡土歌者。她的小说创作不以故事取胜，但对人性的探求却是非常深刻的。她总是将细腻微妙的笔墨探进人性缝隙，挖掘琐碎鲜活的生活场景下隐藏的人性的复杂与迷惘，显示出日常生活中人性的挣扎，常常触及人类生命存在的某些本真状态。

关键词： 孙惠芬 人性抒写 生命本真

文学是人学，其天职是关注人的心灵与存在。人性是文学表现的内核，人性的深度决定着文学的深度；人性的斑瓓丰富决定着文学的斑瓓丰富。人性和环境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说：“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在当今社会变革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的困惑和认识自身的渴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烈，作家对人性的书写也呈现出空前的关注。东北作家孙惠芬是一个执著的乡土歌者。20多年来，她辛勤地笔耕于乡土文学的梦苑。她的小说创作不以故事取胜，在散文化的书写中透视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执著注视。她以女性独特的笔墨抒写着对乡土的深挚眷恋，发掘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阵痛和厚重乡土文化所泛起的波澜，逼视着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冲撞中人的现实存在。姜广平说孙惠芬的创作是“从人心或人性的缝隙里挤进去，打开了人心的一扇大门”。[2]孙惠芬在许多创作谈中都谈到了她对人性的关注。她说：“我写作的理想是探寻人性未知的领域。”[3]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敏于心灵的质感，总将细腻微妙的笔墨探进人性缝隙，从凡俗人物和世俗生活中找到一种精神因素，以一颗悲悯之心去体察人生现世生存的个中三味，捕捉人性的暗影和无以言说的悲哀，挖掘琐碎鲜活的生活场景下隐藏的人性的复杂与迷惘，显示出日常生活中人性的挣扎，常常触及人类生命存在的某些本真状态。

一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组成是非常复杂的，在芸芸众生的世界，人和他周围的人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从哲学层面看，人的生命中其实就两个人：自己和一个对手。孙惠芬的许多作品都深入到人性的这种哲学层面。她采用同构方式，在人物和对手的对峙中，彰显出被生活遮蔽的人性潜在，给小说叙述带来了极大的张力，加强了小说叙事的力量和深度。《蟹子的滋味》中，母亲82岁了，却“居然不知道蟹子的滋味”。在家里，“她从未馋过，不但不馋，看自己的儿女吃，反而很高兴”。但在女儿家里，“婆婆没有她有福，却每顿饭都要品尝蟹子的滋味”，这让她“一闻到蟹子的味就心里发堵”，她想吃又不敢说吃。激发母亲吃的欲望的是婆婆，“婆婆，就是对面楼上照过来的灯光”。小说在“吃”与“不吃”的对峙中，凸现了母亲隐藏自身本性的压抑痛楚和无法实现内心渴望的焦灼难耐。母亲的乡村威望是她难以卸去的心灵厚枷。这枷锁使她无法像婆婆一样自由地释放吃的欲望，最后因婆婆的病情释然了母亲这种痛楚的压抑，失衡的心灵获得的是一种无奈的超然。

小说《给我漱口盂儿》，从“漱口盂儿”这个实物的存在写起，引带出一连串纷乱如麻的家庭纠葛。奶奶的漱口盂儿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核心。“给我漱口盂儿”，奶奶饭后的这句喝令，是她的教养，是她在家庭中保持威严的象征。奶奶喜欢坐在自己选定的背景中生活，认为那是“素”、是“雅”、是品位。妈妈一开始就是奶奶口中“没教养的”，是和奶奶对峙的另一面；妈妈不甘心永远生活在奶奶的阴影中，被奶奶嘲笑。在经过反复的酝酿之后，妈妈从软弱中找到了一种报复的力量。她不辞劳苦，割草赚钱，花钱重新建房，然后以主人的身份把奶奶从象征权力的东屋请出。丧失东屋居住权的奶奶，遭受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打击。妈妈的软弱变成一股令人心惊的力量，然而她胜利的背后凸显的仍然是一种人性的脆弱。最后奶奶摔碎了漱口盂儿，“她的精神，好像随那细脖子杯一起碎掉了”。“妈妈也把一只手捂在胸前，脸上呈出少见的惶恐，好像她的心也在抽动。”看似平常的生活脉流中，却蕴藏着惊心动魄的人性较量，读后，让人不得不钦佩作者的敏锐和深刻。

《民工》中鞠广大在城里打工，妻子因生活所困和他的至友郭长义有染。妻子死后，返乡的鞠广大诚挚地邀请郭长义参加了妻子的丧礼，在村人面前堂堂正正、大大度度做一回男人。但是男人骨子里的骄傲尊严和对女性的霸权，绝对不会就此安息。作者在之后的另一个中篇《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用平实的生活叙事，演绎了一场男人间惨烈的心灵较量。鞠广大利用种种无言的羞辱，打垮了在村中拥有威望的郭长义，甚至是郭氏家族。尊严是男人的一面旗帜，因丧失了尊严，郭长义便如抽筋扒骨，就此萎顿。作者在谈到关于《蟹子的滋味》这篇小说的写作时说：“一个人真正的解放，是非常难的，这不是说人难以改变自己，而是你会发现，许多时候，你在解放自己欲望的同时，就伤害了别人的欲望，这就不单纯是女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你只要跟着你的人物走一遭，你就会知道人类情感是多么丰富复杂，它有时并不按照你的设计，它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4]

二

我们在孙惠芬的小说中，总能感受到她对乡土人性的敏锐捕捉和深刻理解与表达。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靠传统的礼治来约束人的存在。在乡土社会中由于从小在被窥中长大，人是没有隐私的，是通透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5]但是由于乡土社会对个人本性的忽略，人的存在却是孤独的，特别是情感世界的孤独。作者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这种孤独和孤独的注定不被理解。张五忱丧失了男性的能力，在表演孙悟空时，极尽所能，挥洒着自己人生的绚丽和对女性的渴望；张五贵不愿下大田，躲在家里扎纸活，却不收分文，纸活的精致，正是他对自我价值的展示。人们只看到了孙悟空原地转圈的精彩、纸活的惟妙惟肖，却不能体会他们内心真正的渴望和期待。刘秉德是村长的父亲，他想找个后老伴，征求儿媳徐兰的意见。徐兰因怕小姑子们的口舌，让公爹去问小姑子。老人误认为是儿媳不同意，将心结郁积起来，结果酿成了后来上塘的一系列悲剧（《上塘书》）。母亲从来没有吃过蟹子，婆婆的“吃”强烈刺激着母亲品尝蟹子的欲望，使母亲有了种种怪异的行为，而“我”认为是有身份的母亲对婆婆的挑剔。小说最后，当母亲忍不住要向“我”表达自己的心理时，“我”却误以为理解母亲的心思，打住了她的话头。即使母女之间，也有一道厚厚的隔膜（《蟹子的滋味》）。鞠振安和妻子那么相爱相依，他们渴望理解又躲避着内心的真正进入，在孤独和排解孤独的焦灼中挣扎（《三生万物》）。孙惠芬总在力图审视和描绘这种人性的孤独，并用理解的情怀为每一个人的孤独寻找着独特的释放方式，但最终为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彻底的信赖和不彻底的隔膜而感叹，流溢出淡淡的愁绪和浓浓的忧戚。由于看和被看的乡土生存状态，乡村人具有浓郁的权力意识和权力崇拜。民工每年出工前都要到村支书刘大头家“浇油”，托他照顾家人，明知这是个形式，仍旧年年如此；村长的父亲经常被人塞给长寿的上梁馒头；三哥总追在四哥舅哥后边耀武扬威，背后却想取而代之；鞠广大和刘大头女人势如水火，但当三黄叔将刘大头的小姨子介绍给他时，他又毅然应允，认为这是联手打击郭长义的最好办法。潘秀英非常痛快地把大嫂主任的位置让给小青，自信人退威信不退，自己在村庄人心中的位置不会被推倒，但闲置下来后，她却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安放心理之所，精神彻底颓唐下来。林治帮是个典型的权力追求者，他用某种现代手段，取得了村庄的统治权，又因遭遇“黑眼风”，主动退下了乡村的权力平台。但是他要自己选接班人，企图落下让贤的声名，又利用潘秀英对男人的贪恋，让自己的女儿小青当上了大嫂主任。他不顾买子占有儿媳的奇耻大辱，坚决支持小青和买子的婚事，对权力的欲求已经越出了他对乡村伦理的依从。听到小青和买子离婚的消息，病重的林治帮“砰一声倒下，中弹的士兵似的”，“他拽过国军，说儿子，求求你去跟买子说，叫他做我的干儿子，我死了定叫他做我的干儿子”。他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也要将权力的冠冕延续在自己的脉流上。他渴望这种虚妄的焊接。这是一种人性的荒诞与疯狂，但又是多么真实的乡土权力者的写照。就是在描绘向城求生的现代行为时，作者也没有停留在表象上，而是集中表现了这一时代现象中所蕴涵的当代农民具有人性和文化双重色彩的生存欲求。二哥看重荣誉，事事进取，以住进县城城郊来告慰下一代，尽管那里破败、狭窄、简陋，被城里人所不齿；四哥注重脸面，渴望光宗耀祖，喜欢事事超过别人；侄女的想法则现实得多，就是吃城市粮，当待业青年，由公家负责分配工作，而“我”的内心却在渴望欣赏。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现代化过程中人对城市的倾慕意识和跻身行为做出了朴素的解释，即人类最基本的因而也是最普遍的精神需求和人性向往，虽然这一切带有极大的无奈和创痕。

人性的开掘是孙惠芬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侧面。她在创作谈中，一再强调了对人性的关注。“无论总统还是乞丐，都需要我们关注他们的灵魂深处。抒写人生命运的悲喜交加，挖掘人在悲喜交加的命运中隐藏的人性的复杂与迷惑，会是我永远的追求。”[6]“我认为最好的小说，是写出了素常日子中素常人生的素常心情，是写出素常心情中蕴涵着的素常人性。”“事实证明，你只要认真探索人性，你就会知道困惑是永远的，它真的是此起彼伏，险象环生。”[7]孙惠芬用自己的笔墨，精心营造了一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热闹的众人世界。她不拒绝审视现实，更关注人性的现实存在。她从人性的角度，真心地爱护着、悲悯着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在精心的刻画中烛照出自己对人生、生命、人性的诸种理想。

三

孙惠芬的人性寻找是非常深刻的。她在平常的生活中看到了人性的深邃和困境，具有浓重的现代意识。但是纵观孙惠芬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人物生命的神秘意蕴：人不能左右自己，隐藏在生命中的“不可预知的冥冥之中的神秘魔力”才真正结构着生命的转机；“每一个生命，都在这悄悄酿就的偶然的转机中得以延续、延伸、永恒。”[8]《赢吻》好像一个喜剧小品。才阳这个众人瞩目的漂亮女孩，仅仅因为打扑克输了，被留着长头发、满脸青春痘的桑子桐赢了一吻，少女的心就被吻活了，他们恋爱了。人类最神圣、亘古以来一直被讴歌的爱情，变出一种异味。《生命梧桐》中，罗汉和路兰经过一段感情的不谐，甚至罗汉已有外遇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房子外面长了一棵梧桐树而重归于好，重新体悟生命的快乐与和谐。人的生活被一棵树左右着，似乎有些无奈和荒诞。在《歇马山庄》的深层结构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这种冥冥中的神秘魔力：突来的“黑眼风”让深富传统女性内蕴的月月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庆珠的意外死亡彻底改变了买子的人生轨迹，月月和买子的约会总是因神秘外力的存在而仓促结束，导致买子对月月的不解。仿佛有一只神异之手在播弄着人的命运，翻云覆雨。在它面前，人显得如此无奈和渺小，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把握自身的痛苦与幸福。作者在创作中也显示出血脉对人性的掣肘：人无论怎样挣扎，似乎都逃不脱这种命运的怪圈。“不管你爬出多远，只要没离开地面，只要对方肯用心，顺着你的蔓，总会摸到你的根”（《吉宽的马车》）。鞠广大拼命在摆脱父亲那种“秧子”形象，吉宽骨子里就有父亲享受马车的安逸因子，买子的不安分和执著缘自父亲的遗传。林治帮拼搏了一生，挣下了令人羡慕的家业，又坐上了乡村权力的交椅，但当他瘦骨嶙峋披着宽大的衣服出现在修道的村人面前时，作者仍旧让村人想起他要饭的父亲。

作者说，“无论自然生命还是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冥冥之中的存在，都有一种东西在冥冥之中操纵……它操纵着你，你却永远不知道它在哪里，它操纵着你，你却永远不知道你的前方有什么。”[9]这种神秘力量的左右，让人变得荒诞、无奈，显示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惶惑和对人性探索的迷失。她虽然走进了人性的日常缝隙，却在缝隙里，没有能够找到足够支撑日常人性在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原点。这也许是孙惠芬创作需要超越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8.

[2][3][9]姜广平.我喜欢朴素的力量”与孙惠芬对话[J].莽原，2005（3）：105-120.

[4]孙惠芬.城乡之间[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57-58.

[5]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

[6]孙惠芬.写作不是获奖，是生命[N].深圳商报，2005-6-29.

[7]孙惠芬.让小说在心情里疯长[J].山花，2005（6）：45.

[8]孙惠芬.在迷失中诞生[J].当代作家评论，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