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思想与19世纪俄国文学

摘要：19世纪俄国文学在具备审美功能的同时，也承载着社会评价和思想表达的功能。因此，俄国许多重要的思想并不是在学术著作中产生的，而是通过文学作品表述出来的。民粹思想是19世纪俄国文学蕴含的重要思想之一，它主要包含两个思想体系：一是平民化思想，即“以民为粹”，关注生活的原生态，以平等的视角、纪实的手法展示生活的本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二是精英理念，即“民之精粹”，以社会精英分子的身份自居，以济世救民的情怀关注社会和民生。“以民为粹”和“民之精粹”的思想理念对俄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民粹思想；以民为粹；民之精粹；19世纪俄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151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109-05

19世纪俄国沙皇政府执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能直接诉诸文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知识分子采取了隐喻的表达方式，将自己的思想通过文学文本的形式表述出来。因此，19世纪俄国文学在具备审美功能的同时，也承载着一种社会评价和思想表达的功能，故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认为：“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在俄国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完全另外的形式――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

民粹思想是19世纪俄国文学蕴含的重要思想之一，它主要包含两个思想体系：一是平民化思想，即以民为粹，关注生活的原生态，以平等的视角、纪实的手法展示生活的本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二是精英理念，即民之精粹，以社会精英分子的身份自居，以济世救民的情怀关注社会和民生。民粹思想中的平民化思想和精英理念对19世纪俄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成为19世纪俄国文学创作的基础，而且成为知识分子构建自己思想理念平台的依据。可以说，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民粹思想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且存在形式各有不同。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论述的那样：“我们有左翼和右翼、斯拉夫式和西方式、宗教式和无神论式等各种民粹思想。”

一、民粹思想之“民”：以民为粹

19世纪俄国文学所承载的思想是深刻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讨论，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的意义，国家政权与个人自由的冲突问题，无神论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对立问题等。在这些复杂而深刻的思想中，“人民”经常被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使用，尤其到19世纪下半期民粹主义运动时期，“人民”更是被神化，成为民粹派的精神支柱。

在俄语中，“HapoД”(人民、民族、种族)并非专指政治学意义上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人(即人民)，也指“族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果戈理的《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1834)使用的“HapoД”就具有双重的含义，他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俄罗斯的无袖长衫，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这里，“Дyx HapoДa”中关于“HapoД”概念的使用具有泛指性的特点，没有细化为“民族”和“人民”，不仅仅强调“民族精神”，亦突出“人民精神”的内涵。随着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强化和价值观念的更新，“HapoД”的语义指向发生了偏离，越来越偏向“人民”一词所指的义项。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阿・瓦・柯尔卓夫》中解释道：“‘人民’一词在这里的含义不应理解为民族的独特性，而应理解为对人类大众的利益的同情。”至19世纪下半期，“HapoД”的语义指向偏离度加大，更加突出“普通民众”，这突出表现在民粹派的阐释中。俄国民粹派关于“人民”的界定更为泛化，其范畴扩展到乡村农民和城市工人等成分。别尔嘉耶夫在阐述民粹主义思想中的“人民”内涵的时候指出：“对‘人民’这个词，应该理解为普通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苏联学者特卡琴科也认为：“对于民粹主义者来说，人民――这首先是俄国农民。”其实，在民粹主义思想中，工人也应当包含在“人民”的范畴之中。因为在资本主义侵入俄国之后，俄国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城市工人的一部分；再者，在民粹派纲领的宣传对象中除了农民之外，还有产业工人。这一点从俄国学者卡拉一木尔扎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城市工人的说话和穿着基本像农民一样，总体来说，接近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甚至在阶层状况方面，大多数工人也被当作农民。”由此可见，民粹派概念中的“人民”不仅仅包括农民，还应该有工人。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见，“人民”问题成为19俄国文学思维意识中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其内涵的信息量虽然变小，但语义指向和关注的焦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从“民族”到“人民”，再到“农民”，这种变化凸显出了俄国文学的人本意识和生命关怀，是俄国文学“以民为粹”理念和“平民化”思想的根基。

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平民化的思想，他们将平民及其生活境遇作为描述的对象，认同底层民众，追求已逝的文化价值观念。普希金在《乡村》中认同民间的生活理念，并对贵族阶层所承载的价值追求进行了批驳：“野蛮的贵族老爷――/命中注定要给人们带来死难。”专门描写小俄罗斯农村生活的果戈理，更是推崇农村简朴的生活，认为农村是抵御恶之侵袭的道德场所。在《旧式地主》中他写道：“这些茅屋的简朴的主人们的生活是这样静，这样静，使你暂时会悠然神往，觉得、欲望和搅扰世界的恶魔所引起的骚乱不安的后果都不存在。”

自果戈理以降，俄国文学更加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作为民粹主义肇始者的赫尔岑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俄国人民的价值取向，他说：“我们的生活所围绕着以进行的主要轮轴，就是我们对俄国人民的态度，对人民的信仰。”不仅如此，在1853年4月21日写给弗・谢・彼契林的信中提到：“俄罗斯人民是属于即将临近的世界的。”赫尔岑研究专家皮鲁莫娃在《赫尔岑的历史观点》一文中亦证实：“赫尔岑深信俄国人民的力量。”由此以来，赫尔岑关于人民的信仰，尤其是关于俄国农民的论述确为其后的俄国民粹派作家所接受。

民粹派作家深信农民的生命价值和生存观念。为了彰显自己“以民为粹”的思想，他们特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农民形象。《鱼市》中带头反对商业资本挤压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卡利宁，《村社账目清查》中的农民典型代表马克西姆・阿列菲耶维奇・奥兹诺宾，《刺猬》中具有自觉反抗意识的达尼拉・菲利佩奇。卡尔波夫，《农民和农民的劳动》中忠于土地情结的伊万・叶尔莫拉耶维奇，扎索季姆斯基《斯穆林村纪事》中的德米特里・科里亚热夫等人。与其前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不同的是，民粹派作家笔下的农民具有了初步的自觉意识，不在臣居于强者的霸权之中，这便是民粹派文学所塑造的农民的亮点。

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不仅关注人民，还关注人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环境。一方面，19世纪俄国文学真实地摹写人民生活，再现其时的历史话语和生存境遇，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文关

怀和使命意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描述人民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19世纪俄国文学还特意构建文学乌托邦，描述理想的人人平等的社会秩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所创办的劳动组合式的缝纫工场其实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建构：工场的管理模式是工人自己管理，实行经济互助；文化方面实行工间读书活动和工间授课活动等。这种工场的“宗旨便是尽可能使参加工作的全体人员同等享受工作带来的利益，不管她们个人的特点怎样”。车尔尼雪夫斯基理想化的叙述模式为其后的民粹派文学续延，并对民粹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此，索科洛夫写道：“革命者将小说《怎么办?》当作行动的纲领和生活操守的指南。”特卡乔夫也指出：“俄国青年在《怎么办?》中找到了实际解决伟大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办法。”女权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在评述《怎么办?》一书的时候，写道：“青年，尤其是年轻的姑娘们，他们最为狂热的愿望就是得到这本书。”甚或在审判席上，他们也公开承认《怎么办?》的巨大影响力，沙甘诺夫在卡拉克佐夫事件的最高法庭审判席上说：“我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胡佳科夫证实道；“年轻人在小说《怎么办?》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个个团体。”所有这些民粹派的言论都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的巨大影响力，其中所虚构的故事和乌托邦理想对民粹派的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他们按照《怎么办?》中所描写的劳动组合和集体主义精神建立自己的团体，成立各种协会，宣传革命思想。

在俄国，知识分子为何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民，甚或底层农民之上呢?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原罪意识和忏悔思想。他们在人民面前自感是有罪的，因此希望能够为人民服务，在人民面前得到救赎。这一点得到别尔嘉耶夫的认同，他写道：“它(指知识分子)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至于其原因，他论述说：“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都是人民的劳动创造的。”别尔嘉耶夫认为知识分子“负罪”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劳动却获得了人民创造的文化，这对于他们的良心是不安的。别尔嘉耶夫的观点与民粹派理论家拉甫罗夫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也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以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的，他写道：“这种少数人的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

别尔嘉耶夫和拉甫罗夫的观点阐述了一个道理：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成就是以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奴役为代价换来的。知识分子在进行自省的时候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自己的安逸和人民的辛苦，忏悔意识也就由此而生。因此，可以说，“自省”和精神上的进步是忏悔者的重要特征。诚如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忏悔贵族涅赫留多夫一样，自感自己所犯下的罪孽，深感不安，于是不断忏悔，最终实现精神上的跨越。其实，许多忏悔者的忏悔行为并不只是在精神上，更有许多体现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他们的行为可谓平民化。例如，在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之后，托尔斯泰不仅从内心产生了赎罪的需要，他还离开了城市生活，在行动上与人民接近，其夫人托尔斯泰雅在日记中写道：“他过不了城市生活，此外，他的基督教徒的情绪忍受不了奢侈、寄生、尔虞我诈的城市生活条件。”他放弃了生活的乐趣，穿上粗布衣服，自己亲自劳动，与人民接近，以达到自己道德的完善。他“要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须抛弃生活的一切欢乐，要劳动，驯服、忍耐，有怜悯心”。但是，弗兰克断言：“平民化崇拜不是托尔斯泰的专有思想，而是知识分子思想的某种共同属性。”

二、民粹思想之“粹”：民之精粹

汉译“民粹主义”彰显了俄国民粹主义之“民”与“粹”的本质特征：民粹派一方面将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将他们生活村社看作是未来社会的雏形，体现了大众意识和平民精神；另一方面，民粹派又将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精英分子，来自人民，却高于人民。他们将作为人民的领导者，担负文化复兴、国家和社会建构的重任。民粹派传单《致青年一代》中就宣称：“我们寄希望于你们(指民粹派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认为你们是最能拯救俄罗斯的人。”

民粹派以“民之精粹”的身份自居，这在19世纪后半期民粹派文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众所周知，民粹派知识分子中平民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他们更是一群特殊的群体，在社会中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上得不到贵族的承认，下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在这种特殊的境遇之中，他们形成了一种双重性格：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由于身份认同的困惑，一直处于自卑状态之中；在写作的虚幻之中，他们竭力将自己描述成一种自信的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积极参加民粹主义运动，同农民亲近。兹拉托夫拉茨基的小说《金子般的心》中将少校描写成忏悔贵族的形象，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削减贡赋，还竭力帮助农民申诉农民与地主的纠纷，调解法官与地主、农民之间的瓜葛；斯・卡罗宁小说《自上而下》中的卢宁本身是个农民，经历打工的种种不顺之后，遇到工程师福米奇，在其引导下，他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在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之后，他深感忧心的是下层农村民众。可见，知识分子的这种双重心理使得他们在写作的虚幻中扮演一种自信的自我认同的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又对社会生活感到迷惘。由此，费多托夫在描述民粹派知识分子的时候，写道：“仔细探究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发现，有时奉献的思想就是一切，积极的行动不过是处于第二位的。”

为了摆脱身份认同的困惑，更是为了找到自己在真实生活中的自信，他们转向比自己社会地位更加低贱的农民，希冀能够在农民身上获得少许的安慰，“认同农民支撑了他们自我尊重的感情，同时使他们有可能感到在俄国生活中所起的有意义的作用”。沃特曼的这段论述解释了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没有高贵的出身，在贵族知识分子和西方面前感到自己的地位的低下，唯有到比自己更为低贱的群体中寻找一种心理安慰。因此可以说，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知识分子，是为了突出自己的身份的特殊，增强自己在社会中所失去的那份自信。所以，派普斯追溯民粹主义内涵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装作为人民利益奋斗，但实际上却为他们知识分子自己的利益而劳作。”

然而，民粹分子试图在农民中找到自信而扮演“老爷派头”的做法亦是有据可究的。民粹主义理论家拉甫罗夫在《历史信札》(1868-1869)中提出一个深具知识分子特征的概念――“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他指出，只有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具备必备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改变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英雄与群氓》、《再论英雄》、《再论群氓》中对英雄和群氓做了界定，他认为“以自己的榜样带动群众从善或从恶，去干最崇高的事或最卑鄙的事、合乎理性的事或毫无理性的事的人，我们将把他称作英雄。能够被最崇高的或最卑鄙的，或者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榜样带动的人，我们将他称作群氓”

。由此一来，“英雄”应该是民粹派知识分子，而“群氓”则主要是农民，这样知识分子主要是靠“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农民，农民则通过“模仿”等形式追随知识分子。可见，拉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知识分子观都是强调知识分子的个体作用，认为具有改变社会发展能力的知识分子能够用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农民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因此，他们对农民没有抱有很大的期望，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米海依洛夫斯基(即米哈伊洛夫斯基)并没有崇拜人民的心理。”西方学者孟德尔(Arthur p.Mendel)对此持有同样的观点，他阐释道：“他对于在人民中间找到理想的类型不抱任何幻想。”

与民粹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是，19世纪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并没有以“民之精粹”的身份自居，而是以“精英理念”的思想承载者出现的。作为俄国特殊群体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上的弥赛亚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恰达耶夫是早期具有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格尔申宗在《恰达耶夫：生活与思想》中追述了恰达耶夫在俄国历史思想中的成就，认为其发展主要影响两种潮流：“一种是以20世纪初索洛维约夫代表的宗教界运动，另一种是赫尔岑以及民粹主义运动。”更为深刻的是，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提出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问题，他写道：“我认为，真理并不是在民众中产生的，真理是不能用数字来表达的；最后，我认为，强大、夺目的人类意识，永远都只体现在单个的智慧中。”这里，恰达耶夫所表述的意思是：单个个体的智慧是“人类意识之范畴的中心”，而从民众中间并不能产生真理。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民粹派理论的重要源泉。拉甫罗夫的《历史信札》中也认为人类的进步是由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取得的。只不过，拉甫罗夫将“批判思维的个人”所取得的成果与民众的“受奴役”联系起来。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英雄与群氓”也强调了某种“英雄意识”，认为“英雄”能够起到某种示范的作用。

但不管怎样，恰达耶夫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文学上的重要表征就是知识分子的对俄国的忧患意识。按照别尔嘉耶夫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俄国作家最应看作是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俄国作家创作的文学所承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审美的界限，变成了一种包罗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性文学，由此也就承担了审美、认识、教育等作用。关于此，林精华指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在俄国总是伴随着很多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哲学性和政治学性等功能。”因此，俄国作家的忧患意识也就通过作品传达出来，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除了创造独特的“奥涅金诗节”和优美的语言等艺术外，还展示广阔的社会画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俄国青年所独有的苦闷、彷徨、探索、追求心态，而通过女主人公达吉亚娜又展示了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除了其美学价值和宗教价值之外，也剖析了当时的社会弊病，因此被赫尔岑称为“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其后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是将文学作为一种认识工具，其社会性、意识形态性暴露无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中的作品不仅表现出特有的社会关怀，还具有强烈的哲学意识。由此可见，从俄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来说，俄国作家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不仅关心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现实，还将之诉诸笔尖，用文学的形式叙述出来。这样，一方面，在沙皇俄国对书报检查异常严厉的情况下，可以逃避官方文化监管机构的审查。以利于作品的顺利出版；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叙事的文学性，使得可阅读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