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华人过上好生活

中国人的足迹，早在全球化波及世界各地之前，就已经遍布各国，在古巴亦不例外。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生活着很多华人，他们在这个充满拉美风情，有着和中国相似的社会制度的美丽国度追求各自的理想生活。

混血女子自制手工艺品

伊莎贝尔是一个有黑人血统的华人，她的祖父来自广东南海，1926年来到古巴首都哈瓦那，并娶妻生子，所以母亲一代已是混血儿。祖父于79岁时在古巴去世，当时母亲只有8岁。

“母亲有时会和我讲汉语，都是与食物有关的。”她回忆说。3年前，她曾经沿祖父留下的地址，前往古巴的中国领事馆求助，然后写信到南海联络祖父的姐妹，但信件都被退回，亲戚们都失去了联系。寻亲没有结果，但伊莎贝尔没有就此中断她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母亲曾在古巴华人会馆注册了户籍，又是唐人街里陈氏宗亲会的会员。她本人也申请成为会员，经常到那里去买点吃的用的。她取出一小罐由宗亲会商店买来的中国清凉油，又翻出中国客人送她的一盒乌鸡白凤丸，并说她十分喜欢中国药物。

平时，伊莎贝尔靠出售自制的手工布艺维持日常生活。18年前，她曾在船厂当美工，但因船厂裁员，她失去了工作。后来，她自费学习缝纫、编织和刺绣等手艺，希望谋个生计。现在，她在家中手工缝制披肩、床罩或衣服，拿到集市上去卖，每月能赚不少钱。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逾七成的商业活动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价格也由政府决定。虽然政府在非常时期开始发出牌照，准许小规模的商业活动，如出售手工艺品，或开办小餐馆及家庭旅馆，但政府对于私人商业活动一直没有全盘放任。市内一个家庭旅馆的老板说，家庭旅馆的数量已由高峰期的1000多家下降到现在的100家左右，政府控制新牌照数量，对于有牌照者也有诸多限制，生意不太好做。

唐人街老人思乡心切

在古巴人或者当地华人眼中，伊莎贝尔已不算是真正的华裔。要寻找地道的华人，唯有到唐人街去。哈瓦那唐人街曾经居住了5万华人，是全美洲规模最大的唐人街。除了中华会馆，还有中国银行、电影院、茶楼及商店。由不同姓氏组成的会馆或宗亲会，其数目更是美洲之冠。当年的华人，有的被运到古巴当佣人，有的因淘金热到美国，后辗转到古巴谋生。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地区，粤语是通行语言。

但现在的唐人街，这样的华人只剩200多个，且大都是老年人，平均年龄79岁。古巴革命后，不少富裕的华人移居美国或加拿大，随后就鲜有后辈华人为谋生计到来。这些华人的下一代，也陆续离开古巴，只剩下老人在此留守。

市区有一家成立12年的传统艺术馆，开在一幢有200年历史的西班牙式房子里，旨在推广中国文化。大门右边是一个陈列中国艺术品的房间，大门是木制中式圆拱门，里面的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式茶具。

祖籍广州、在古巴出生的邓老师用夹杂着西班牙语的广东话介绍说，这里的学生有25人，每周来上3天课，其中有小学生，也有60多岁的老人家，一起挤在一个教室里。两个老师则是在当地出生的古巴裔年轻人，汉语普通话发音虽然还算过得去，但音调却时有浮动不稳的状况，不过，他们都为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而自豪。近年来，全世界都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哈瓦那也不例外。

不远处的龙岗会馆里，4个华人成立了老人中心，为同乡的老人们提供免费三餐。主管老人中心的赵仲鹏，头上戴棒球帽，脸晒得黝黑，身材瘦削，总是穿着牛仔裤，今年已经79岁了，不过看起来却年轻得多。一见面，赵先生便把我带到会馆的3楼，参观一座百年前由中国远道运来的中式紫檀木祭坛。

在古巴出生的赵先生从小就跟着来自广东的父亲说家乡话，读中文书，而且周围又是一个有5万名同乡的小区，因此，他的汉语说得还算标准。见到远道而来的客人，他热情地招呼我在中心与老人们一起吃午饭。

虽然有政府资助，但资源毕竟有限，所以免费供应的饭菜不外是一小块肉，一小碗用黄豆熬的汤，再加一碗米饭，虽然说不上美味，但依然吸引数十名老人家来这里排队等候，吃完了还打包带回家去。

除了这些在中国出生的华人，到龙岗领取免费餐的，还有不少是混血华人。虽然不懂中文，但他们对中国亲人的挂念溢于言表。69岁的吴射芬，父亲来自南海，已经去世30多年了，但她仍然保存着叔婶当年寄给父亲的照片。

这些混血华人对隔绝数十载的亲人的怀念，不能简单地用“思乡”之类的话概括，因为那是一个他们未曾踏足过的故乡，那是一些他们未曾见过的亲人。他们的中国梦，夹杂着一份复杂的情感。年龄越大，对异乡的疏离愈发浓烈，也使得这个中国梦萦绕不去。

华人夫妇自家院里种菜

来自香港的梅凌在古巴生活了3年，在哈瓦那农业大学念书并结识了同在大学里教书的艾多。现在，她与艾多及其母亲一起居住在哈瓦那市郊。

这是一幢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为平民兴建的楼房，约五六层高，是艾多的母亲在46年前用原来的房子与别人交换来的。在当地，政府规定房子不可买卖，但可以置换。从她家到市中心的路边，有一片仍在实验阶段的农场。跟从前单一种甘蔗田不同，这里种的是白菜、豆角、胡萝卜和茄子等蔬菜。田间还有一个培育幼苗的温室。

“有一段时间，古巴拥有的机器数量比美国加州还要多，但农作物的产量却很少，机械农业在古巴从来都不可行。都市农场就始于那个特别时期，因为苏联不再供应肥料，从前依靠机器和化肥的大型农耕方式突然好像瘫痪了，于是就开始转向小片的混耕方式。”结合了农、林和畜牧的混耕方式，恰恰是目前在先进国家愈来愈受到推崇重视的可持续生态农业。

被晒得皮肤黝黑的梅凌，虽然没有参与农耕工作，却为一些非政府组织从事古巴农业政策发展的研究调查，与曾经到过俄罗斯和巴西等地学习农业的艾多兴趣接近。艾多认为，美国的长期禁运对古巴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古巴可以因此更加独立，不像其他在经济上依靠美国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次金融海啸下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这片农场也体现了政府政策的变化。土地由当地的合作社借给农民，虽属国有，但交由农民管理，所得农作物除优先缴付给当地的小区单位如医院、学校、幼儿园和老人院，除去农民自用所需之后，剩余部分可以直接向该区市民出售。

梅凌说，劳尔上台后多次提及对农业问题的关注，并强调要改变整个结构。在全球粮食价格高企的形势下，粮食问题就形同国家安全问题。从前牛奶都先由农民交到收集中心，再运到工厂变成奶粉，之后转送到国营销售点以低价发售，过程繁琐，市民亦无法享用到新鲜牛奶，只能被迫接受难喝的奶粉，但现在农民可以直接将牛奶出售。当地农民的月收入比一般人都高。

在自家后院的一小片土地里，曾在香港当过“周末农夫”的梅凌也在实验他们的生态农业：种了10多种蔬菜和果树，饲养蚯蚓翻土，令泥土变得更有活力。邻居甚至还有人养鸡养猪。收成的时候，大家互相馈赠自家的农作物。梅凌形容这儿是一个住了1000人可以自给自足的互助小区。

应付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是梅凌要面对的问题。但同时，当地丰盛而又便宜的文化和音乐生活，却也令她的生活充实起来。拉美电影节期间，电影院从早到晚都有人在排队轮候电影票，看完电影，不少人会涌到街对面去吃冰淇淋，那热闹的情景可以用蔚为奇观来形容。这一幕，让人看到了古巴人的简朴与天真。

在当地一个娱乐中心，有不少游客常去听音乐，其中有不少当地人，七八十岁的老婆婆更忍不住闻歌起舞。虽然那天下暴雨，但大雨带来的水洼却让孩子们乐翻了天，畅快地在雨中玩乐。这种简单的快乐，唯有在古巴这个大部分人眼中的“贫穷国家”才会有。

（摘自2月6日《世界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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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为古巴发展出力

追溯历史，第一批华工远在1847年时就已抵达古巴，距今已逾160年。19世纪中叶，广东沿岸的华人不惜远道赴古巴求生，并陆续成为当地劳动人口的重要一员，为古巴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古巴1868年和1895年的两次独立战争中，华人积极参加起义军，为古巴独立做出不朽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古巴的侨社堪称全美洲最大，愈渐富裕的华人早就脱离华工行列，成为农庄主之外，更多人选择在哈瓦那做生意。随着古巴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一些华人开始到古巴寻找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