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无父”:中国式生殖崇拜探源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中,存在许多只知母、不知父、“感天而生”的非凡人物,他们都有一位神性母亲,有一段神奇的诞生经历。如华胥踏巨人迹而生伏羲,安登感神龙而生神农,女枢感虹光而生颛顼,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而生黄帝,女节接大星而生少昊,庆都遇赤龙而生尧,握登见大虹而生舜,修已吞神珠薏苡而生大禹,扶都见白气贯月而生汤等等,即所谓的“圣人无父”。不仅汉族如此,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内容,如彝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葫芦里生出来的;苗族有先妣“生十二个蛋,其中的一个蛋生成人类”的传说;佤族的《葫芦的传说》中有“达杜在洪水后种葫芒,从葫芦里走出佤族、景颇族、傣族、汉族、拉祜族五兄弟”;傈僳族的虎氏图腾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一位姑娘与虎相遇而生育了虎氏族的传说,而荞氏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一位女性吞食了荞子才生育了荞氏族等等。这反映了人们尚不知道与生殖的关系,或者即使知道有关也不知道父亲是谁,是母系社会的写照。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人们期望在生殖过程中注入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认为这种超常的力量不仅会赋予人们超常的体魄,而且更会赋予人们超常的智慧,表达了人们对神佑生殖的敬畏与推崇。后世人们虽然已经知晓男性与生殖的关系后,仍用这种观点来解生育,如许多开国帝王以及名人贤士的出生,往往都会有一部神秘的天降祥瑞的传说,为了表明他们与众不同,具有“神授”之意。可见,这表明这种生殖崇拜即使在今天依然存在[1]。

1 神秘源于无知

对于早期人类来说,性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行为,是人的本能。人们在完成本能行为的时候,往往没有过多的遐想和关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由动物的本能行为得以佐证。动物学家们注意到,动物的是荷尔蒙作用的结果,后大多数动物雌雄即彼此分开,即便象天鹅、鸳鸯这样雌雄结合的动物,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知道与之后的生殖有必然联系,即使雄性参与后代的养育,也只是本能而已,至少没有象现代人类这样,用智慧去思考。人类的性进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种性进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同时这种进化又促进了人类的进化,使人变得更聪明。人的直立行走,手的解放,工具的使用和制造以及大脑的高度发达,使人类才从一般动物变成了特殊的智慧动物。而智慧的表现方式,就是能审视自己,审视本能,审视周围的事物,并在审视之后加以探索和研究。把各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加以整合,总结出规律,是人的特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性本能的与随之而出现的生育现象加以联系之后,才感到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事情。

生命运动是世界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精神的了解也很粗浅,精神心理活动及其疾病的机理至今还是个谜。因此,人们对精神意识的态度至关重要,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成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今天我们的哲学家、科学家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们的先人,在那样原始的状态下,对生命,这个能产生精神的事物更是茫然不知的。神秘源于对精神的无知,精神源于生命,而生命则又源于性与行为,因此,对的神秘感便由此而生。

2崇拜源于神秘

早期人类,由于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限制,他们对周围的自然事物以及自身知之甚少,尤其是这些事物使人们受到伤害,或者对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崇拜便自然地产生了,对生殖的崇拜也是如此。夏代之前,因没有文字记载,这段历史只能依据考古和传说来了解。考古虽然较为可靠,但内容精略;传说也反映实践,反映历史,虽然内容丰富,但其浪漫色彩却使其历史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因此,二者结合相互印证,则更有说服力。

2.1民俗的启示

几千年乃至上万年过去了,直接寻找远古人类思想的遗迹实是难事。而一些较为原始的民俗中往往遗留着古人的习惯,因此,从民俗寻找古人类思想遗存十分必要。

四川木县大坝村有一个鸡儿洞,里面供了一个30厘米高的石祖。当地普米族妇女为了乞求生育,经常到该洞里烧香叩头,向石祖膜拜,最后拉起裙边,在石祖上坐一下或蹲一下,认为这样和石祖接触后才能生儿育女。云南宁蒗县永宁达坡村的摩梭人认为,他们村后的山岗就是男神的,如果妇女不育,就要向这个山岗叩头、烧香,乞求子孙繁衍,等等,诸如此类的风俗很多,其中大多是用具有象征男女性器官的自然物、自然图纹乃至人工制造出的物品视为神符,表达对生殖的希望。

2.2生殖崇拜的证据

中国的几处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证实了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存在着女阴崇拜及生殖崇拜。这些文物,有的是形象地塑造了女阴形象,有的是绘出相关图纹,如鱼纹、蛙纹、花卉纹等。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彩陶上绘有许多鱼纹,或为写实、或为写意、或为抽象。学者们认为这是女阴的形象,是女阴崇拜的表达。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从外形上看,鱼的轮廓,尤其是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另外,从喻意上看,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人们由此寄托多子多孙的愿望。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陕县庙底沟,陕西省华阴县西关堡,临潼县姜寨,甘肃马家窑,青海省乐都县柳湾等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中,有众多数量的蛙纹。这些蛙纹既有象形的,又有抽象的;纹样丰富多姿,色彩绚丽和谐。学者们认为这是女性性器官与生殖的象征。其理由有二:一是外形上看,蛙的肚腹和孕妇的肚腹形态相似,一样浑圆而膨大;二是从喻义上看,蛙的繁殖能力很强,产子繁多。某些彩陶蛙纹的下部特意描摹出圆圈以象征,这进一步证实了人们对蛙纹与女性性器官及其与生殖相联系的推测。中国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将女性称做“蛙口”,古代许多书籍包括医书也都记载了用蛙口代女阴的习惯。此外,与蛙纹相关的蝌蚪纹,也与蛙纹一样与生殖相关,并且这些图纹往往与蛙纹一同出现在陶器上。浙江余姚的河姆度,西安的半坡,山西洪赵地区的秦壁村,河南浃县的庙底沟,陕西华县的泉护村,江苏邳县的大墩子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可见很多花卉纹,学者们认为这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又一种表现。之所以这样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是形态上与女阴相似;二是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调查材料中,有许多以植物象征女阴的习俗,如中国东北满族曾以柳叶作为女阴的象征,将柳枝作为始母神的标记,标为“佛托妈妈”(意为柳叶娘娘),虔诚地奉祀[2],殷时的“桑林”、齐之“社”、燕之“祖”、鲁之“祭”等,都有将与植物相联系的内容。

中国古代的器具的使用,从总体上看,多为一器多用。专用器具不发达,生活用具往往也是专用器具,并习惯通过器具的图纹及形态赋予功用之外的内容[3]。一些科学用具尚且如此,祭祀用具更是如此。神是人创造的,是人类对理想的追求和创造;祭祀是祭神,从本质上说是祭祀人自己。祭祀与生活本来息息相关,所以祭祀用具应该是生活用具。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生产力并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很高,生活用具往往是粗陋的,而祭祀的用具应该是生活用具中华贵的、精美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神的尊敬。而半坡陶器经过6000多年风霜的洗礼仍然色彩明快,可以想象当时的华贵与精美。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这些器具用做祭祀的可能是大大存在的。

那么,这些女性特征的图纹及陶俑到底是为了审美,还是为了寄托神的保佑,这是我们认定其是否具有生殖崇拜的一个关键环节。远古时代,是神化与神秘充满人们精神世界的时代。在当时,绝大多数人是相信鬼神存在的。人死之后,灵魂不灭是鬼神观念产生的方式之一。人死亡后的埋葬仪式,也是极为庄重而神圣的仪式,人们在寄托哀思的同时,更希望的则是亲人的灵魂永驻,并且生活得更好。为了不让死去的亲人孤单,不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清苦,于是随葬品便成了人们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形式。而这种随葬物品自然也就被赋予了神化的色彩。墓葬的空间是有限度,随葬的物品是精选出来的。并且,面对着亲人的离去,人们哀思绵绵,审美这一种只有在闲暇才去品味的内容与墓葬的气氛显然是极不协调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些随葬品与人们对鬼神的认识相关。关于这一点,在后来许多的墓葬中,可以得到解答。如秦代的兵马俑,虽然是古代艺术的表达,但随葬的意义绝不是让秦始皇欣赏兵马俑的潇洒,而是有保卫、护驾的意义,这时的兵马俑就是鬼神的化身。因此,我认为,上面的陶壶、陶俑的女性特征,已被这些先民赋予了灵魂,是超出美学意义的神学的内容。而在这些女性特点中,性器官及与性特征相关的部位被夸大描绘,说明生殖崇拜是存在的。

3禁忌源于崇拜

禁忌这个词汇与禁止不同,它是一个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内容,因此,生殖禁忌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对健康有影响的限制,而是充满文化韵味的观念性的限制,并多为神秘所笼罩。禁忌源于崇拜,是对神秘的不可侵犯内容无条件的服从。原始中先民因生殖的神秘而崇拜,又因崇拜而禁忌。

3.1 月经禁忌

关于性禁忌的最早记载见于甲骨文,为月经性禁忌。甲骨文中的“”(不)字,其字上部的倒三角为女阴的象征,下半段为双腿,中间有月经流出来,表示“不能”[4]。《礼记》即有不可在月经来潮时行房的“月辰避夕”的内容。月经期性禁忌在后世表现得尤为突出。《玉房秘诀》中有“月经之子兵亡”之语,直至现代,我国的一些传统观念浓厚的人们还认为,如果在女方“见红”时过夫妻性生活,就要“倒大霉”。先民对月经期的性禁忌,并不是今天科学意义上的月经期禁止。现代妇产科实证,月经可以增加妇女生殖系统感染的机会,对身体有害;而远古先民的月经期性禁止的原因则不然,是因为月经期的能损害男子的健康,这种观念不科学,但根深蒂固。

像对性与生殖行为一样,先民们对月经也具有神秘感。流血本来是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月经之血则不同,其既无疼痛,又无疤痕,也没发现对健康有损害,并且,后来人们发现月经与生殖生育有关。小篆的“胚”字,右为“丕”字,为月经停止之意,而左加月肉,表示经血停止后怀孕[4]。月经与生殖生育关系的发现又为月经增添了神秘的气息,于是人们对月经产生敬畏,不敢贸然在经期,这样也使月经期的禁忌随之产生。可见,这个禁忌是与生殖崇拜密切相关。

3.2 禁忌

性禁忌也是生殖禁忌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先民存在着血缘婚姻,这个婚姻早期的特点是既有“母子”、“父女”的父母辈与子女辈的往,又有象女娲与伏羲这样的兄妹。性禁忌源于伦理的约束。《春秋公羊传疏》是强调“礼不取同姓则卜之,为同宗共祖,与禽兽无别。”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人们逐渐发展血统很近的男女后所生的孩子体质差,畸形弱智者很多。如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婚后即生下了一个肉团,这也可以理解为是近亲结婚的畸形。于是人们对血缘婚提出异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有“男女同姓,其生不番”,近亲婚配后生出不健康的孩子,宗族往往衰败。由于人们对此原因并不知晓,于是由神秘而转为敬畏,神灵的意义便纳入其中,如《国语•晋语》中有:“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可见已将子孙的羸弱畸形及弱智归咎于因而对神灵的触犯,是神灵降灾的结果。禁忌是神学认识与伦理制约的结合。中国宗法社会的形成,更视这种血缘大逆不道。《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说“诸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绞;即奸父祖所幸婢,减二等。”可见这种禁忌不仅仅是观念上的,而且已被官方定为法律。

神秘源于无知,崇拜源于神秘,禁忌源于崇拜。生殖的崇拜是对及生育的强烈的关注,在崇拜的内涵之中,往往是对生殖的期望,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与依赖。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的沿革中,这种生殖崇拜也表现出了浓郁的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毕焕洲.中国性医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9-29.

2 程迅.满族所祭之女神―佛托妈妈是何许人[J].民间文学论坛,1985,3.

3 常存库,毕焕洲.中医学的文化哲学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380-418.

4 刘达林.中国文化史[J].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31-75.

[收稿日期:2009-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