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流迁:性别差异与内部差异

摘要： 农村女性劳动力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所发生的流动迁移，对于自身的发展及社会性别平等的实现，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向小城镇或大中城市，既有距离之分，更有层次之别，其间渗透着社会因素的复杂影响；现阶段农村女性劳动力流迁中存在着性别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内部差异也日益明显。

关键词： 农村妇女流迁；性别差异；内部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1-0013-05

1.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在这一浪潮中，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走出家门，流向城镇，或务工经商，或定居生活。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对于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性别平等的实现，无可置疑地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在农村妇女流动过程中是怎样发生的，会呈现怎样的性别差异和内部差异，有哪些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对此问题，国内学术界已作过一些研究，但主要是基于性别差异的角度。早期一般是从规模、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分工等方面揭示流动人口的性别差异(“外来女劳工”课题组，1995；谭深，1997；谭深，1998)。近年的研究，业已拓展到农村妇女的外出模式，外出打工对农村妇女地位、生育观念及行为、初婚年龄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其角度也更为别致，包括对“留守妻子”、回流女性劳动力等问题的分析(白南生、宋洪远等，2002；李洁，2003；郑真真、解振明，2004)。由于农村劳动力在流迁中一开始就存在着性别差异，研究者不仅注意到了这一事实，而且试图就此过程的影响因素做出种种理论的解释。农业部农研中心的研究认为，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回流主要取决于家庭决策，婚姻、家庭因素对女性的影响更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的性别分工(杜鹰、白南生等，1997；白南生、宋洪远等，2002)。谭深等人的研究则等更多地关注到外出者和家庭的目标相当程度上是个人的和非经济的，外出的决定也基本上出自个人而不是家庭的策略，女性劳动力的抉择也不例外(“外来女劳工”课题组，1995；谭深，2004)。苏群等人则认为受女性自身特点和所处特殊地位的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在流动中明显受到来自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制约(苏群等，2003)。至于农村女性流动劳动力的内部差异问题，近年开始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李实，2001)，有些研究者还试图就流动妇女职业发展与年龄、受教育程度、结婚年数及配偶收入以及在流入地居住时间之间建立起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叶文振等，2005)。这些研究无疑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目前的研究多将流动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或与流动中的男性劳动力相对比，或与不流动的妇女作对照，并未对流动妇女做分层考察。本文试图运用我们所作的两次问卷调查资料，对进城和进镇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进行比较分析，并揭示与男性劳动力所存在的性别差异。本文提出的假说是：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向小城镇或大中城市，既有距离之分，更有层次之别，其间渗透着社会因素的复杂影响；现阶段农村女性劳动力流迁中存在着性别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内部差异也日益明显。

2.农村妇女流迁中的构成差别

近年来，农村妇女流迁的绝对人数和所占比例都以很快的速度上升，男女两性在数量上的差异明显缩小，但其他差异犹存。从进城妇女与进镇妇女的对比来看，内部构成的差异也开始显现出来。农民工职业的不固定性和无保障性决定了他(她)们的流动性强，他(她)们可能会在城市和乡镇之间不停地变换工作。因此，在男女两性之间以及进城妇女和进镇妇女之间做数量比较的意义不大。笔者认为，农村妇女在流动迁移过程中呈现的主要的结构性差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归纳：

2.1年龄结构差异

农民工在城市基本上依靠从事体力劳动谋生，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他们更多地受到年龄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女性。通过两次调查，可以得出结论：(1)女性年龄低于男性。如表1所示，女性的平均年龄比男性低2.42岁，男性以20-24岁组比重最高，女性则以15-19岁组居首，并比男性高出了15.5个百分点。通过访谈我们还发现，低龄化是目前农村妇女流迁的突出问题之一，在我们的调查中就发现仍有一些农村女孩未满16周岁就辍学外出打工。25岁以下的女性在城市相对容易找到工作，或者说，年龄目前仍是农村妇女进入城镇就业的一道重要的门槛。(2)进城女性年龄低于进镇女性。进城女性的平均年龄为28.72岁，而进镇女性的平均年龄为34.11岁，两者相差了5.39岁。分年龄组来看，进城女性与进镇女性相比较，15-19岁组高16个百分点，20-24岁组高4.3个百分点，25-29岁组高4.5个百分点。在30岁以后，进镇女性的比例比进城女性高。这种差异实际上表明，到大中城市的农村女性更多的是处于“流动”状态，而流亡小城镇者则有不少处于定居状态。

2.2婚姻家庭状况差异

在流迁过程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来自婚姻和家庭的影响，她们的未婚化倾向突出。一项针对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指出，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是未婚女性以及家中无学龄前儿童的已婚女性。由此可见，女性在性别分工中所承担的生育、哺育子女和持家的任务对女性的流动迁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苏群等，2003)。这一点已为我们的调查所证实。

调查同时表明，婚姻情况对于流入城市的渠道方面的影响因性别差异也有所不同。就女性而言，未婚者更多的是通过个人参加招聘或者婚姻的方式流入城市工作、生活，而已婚者则主要是在自己的丈夫或家人在城市找好工作以后，再跟随他们进城务工的。男性外出打工时基本不受婚姻和有无子女的限制，用人单位在这方面也基本不作要求。

同时，进城女性和进镇女性在婚姻状况上也有一定差异。进城女性中未婚者的比重达40.5%，比进镇女性高出了21.9个百分点，已婚者的比重则低了25.9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城市对女性打工者的未婚需求量更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进镇女性往往是跟随丈夫或家人举家迁移并且在镇上落户。

2.3 受教育程度状况的差异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男女两性都呈现出“橄榄型”的结构特点，即两头小、中间大――文盲及高中以上文化的比例较低，初中文化程度者比重最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男性相比仍偏低，其中尤以进城农民工为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进城女性与进镇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大致相同，只不过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重，进城女性略高于进镇女性而已(见表2)。

2.3职业类型及社会流动的差异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同过去相比不断细分，出现了一些需要一定职业技术水平和高素质的工作，如网吧管理、美容、保险推销等。但女性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餐饮娱乐、家政服务等部门，这些工作往往体力消耗相对较低，主要依靠灵活和娴熟的手部技艺，能充分发挥女性特长。而男性更多地从事着体力消耗相对较高和技术型的工作，相对集中于建筑、运输、保安等部门。

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因素很多，时常面临失业的危险，流动频率大，但男女两性的流动频率并不相同，女性农民工更是受到身份与性别的双重排挤。随着第三产业发展对女性劳动力需要的增加，女性农民工的“供”与“求”比男性更加趋向平衡。在进城农民工中，女性的平均流动次数为1.15，男性为 1.56。进城女性中，变换过1次工作的占14.6%，变换过2次的占16.8%，变换过3次的占18.4%，变换过4次及以上的占10.8%。男性农民工相应的比例为10.2%、12.6%、11.4%、21.7%，明显比女性农民工流动还要频繁。

进城女性与进镇女性在职业流动方面依然存在着差异。进城女性以水平流动为主，大部分最终会重新回到农村务农。而进镇女性的流动则主要是通过婚姻、举家迁移等形式实现，以向上流动为主。进镇女性在进镇前，农民占51.9%，乡村企业工人、管理人员占7.6%，私营企业主占2.9%，个体户占21.4%，其他职业占16.2%；进镇后相应的比例分别是4.3%、1.9%、6.2%、75.7%和11.9%。

这种状况的产生，与城镇就业依然多为自然就业有关，由此尚未出现文化素质在劳动力流迁中的“门槛”作用。很少有人获得过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术等级证书或其他证书。特别是进城女性，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的达77.3%，比男性高5.3个百分点；愿意出钱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为40%，比男性低4.9个百分点。

3. 农村妇女流迁中的观念差别

受构成差异的影响，农村妇女流迁中的观念差异也开始显现出来。

3.1 进城(镇)动机的差异

无论是进城农民工还是进镇农民工，在进城(进镇)动机上均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就进城农民工而言，男性首选“收入高”，女性首选“工作机会多一些”；男性看重学习一门技术”，女性则比男性更加觉得在城市“见世面开眼界”，甚至于认为“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这说明男性农民工在择业问题上的考虑比女性更加理性。

在进镇农民工之中，男女两性的差异固然较小，但仍然存在(见表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进城女性与进镇女性在进城动机上已清晰地出现差异。进城女性偏重于发展空间，包括工作机会和开阔眼界，但进镇女性则看中收入和乡村社会网络。尽管这种差异只是初露端倪，但对女性发展的影响将是长远的。

3.2进城方式的差异

与农民工的庞大数量比起来，目前面对农民工的职业服务机构是凤毛麟角，而且硬件设施、秩序建设和服务水平都需要大力改善。如表5所示，无论男女，进城农民工中半数以上是通过亲友、同乡等强关系进城务工的，基本上没有人是通过正规劳务市场就业；而进镇农民工多是由自己创业而实现就业，亲友、同乡等强关系也起了一定作用。应该看到，在进城方式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倒是进城女性与进镇女性的内部差异开始显现。进城女性除沿用亲友、同乡介绍工作的传统方式外，更多地开始运用上门应聘、招聘广告等带有市场经济色彩、主要凭借次级关系的方式，于是者进城女性正在发生着观念的裂变。

3.3权益保护意识的差异

无论是进城农民还是进镇农民，与雇主(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很少。并且调查显示，在“签订劳动合同是否重要”这个问题上，进城农民中只有41.1%的女性认为“很重要”，低于男性14.4个百分点。有将近1/4的农民工甚至根本不知道《劳动法》的存在，知道有劳动法的人也很少了解内容，更不要说利用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尽管国家明令禁止，可是我们的调查发现仍有大部分农民工在应聘工作时还是被要求“押金”和“押证”，女性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但女性内部的差异也很明显。如认为签订劳动合同“很重要”和“比较重要”者，小学及以下文化者为50%，初中文化者为70.4%，高中文化者为76.2%，大专及以上者为100%；私营企业主占66.7%，机关、企事业单位临时工占50%，商业服务业服务员占25.6%，个体户仅占9.3%。

当被问到“遭遇到拖欠、克扣工资等不公平待遇时会采取什么手段解决”时，男性比女性更加倾向于利用法律手段，占48.4%。就此问题，女性农民工内部目前也开始呈现出依受教育程度不同所显现的。

3.4人际交往的差异

农民工获得城市社会资源的机会少，人际关系网不发达，主要局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当遭遇经济拮据或者需要其他帮助时，他们更多的是向同乡或是家人求助，寻找其他社会帮助较少。据我们调查，893%的女性从来没有参加过所在社区(包括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组织的活动，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在进城后与城市居民相交很少甚至没有交往，并且认为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态度一般，甚至是不太热情，有歧视他们的现象。相关研究指出，女性边缘人心态更加突出，经受的心理痛苦比男性更深刻，被城市排斥和排斥农村的双重排斥使农村流动妇女，尤其是分散在城市从事务工经商活动的农村妇女，形成了强烈的边缘人心态(姜秀花，2003)。

农民工的疏离感和被排挤感是随着流入地的城市化程度的增强而提升的，即越是大城市的农民工的疏离感、被排挤感越强。在对进镇和进城的农村妇女人际交往层面的对比中我们发现，进镇妇女对她们与当地原居民的人际交往普遍满意或基本满意。其中，77.1% 的人表示她们基本上认识或认识大部分原居民；79.5%的人跟原居民保持着比较多或一些来往；认为原居民对进镇农民的态度“很热情”、“比较热情”的人占到了59.5%；认为大多数进镇农民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很好”、“比较好”的占51%；对邻里关系“很满意”、“比较满意”的占82.4%。而进城女性则不同，11.4%的人跟城市居民“完全没有来往”，77.8%的人“没有新结交的城市居民朋友”，14.6%的人觉得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很不热情”，11.4%的人认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很差”，50.4%的人认为农民工业已“受到歧视”。

4. 结语

通过对农村妇女流迁所作的经验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受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流迁目前存在着性别差异和内部差异这双重差异，但性别差异依然是主要的、突出的。这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妇女流迁不仅与农村男性流迁一样受到市场规则的挤压和城市文化的排斥，而且还受到不平等性别关系的挤压。至于内部差异尚不明显，个中原因就是农村妇女流迁受制度的影响颇大。可以肯定的是，当制度消除，个人的素质、能力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加大以后，农村妇女流迁的内部差异会日渐突出。

第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为农村妇女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历史性际遇，但在现有机制之下，并不能保证每个农村妇女的流迁达到有序、合理；相反，还遭遇到不平等待遇和就业歧视、社会歧视。这不仅仅是她们在经济、文化、政治权利、社会支持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表现，实质上是她们(同时也是整个农民工群体)被社会排挤的过程。她们缺乏消费能力、社会保障、社交活动、决策能力以及社会支持，并且这种排挤是被排挤者本身无能为力的、非自愿的，是从她们一开始具有这种身份就伴随而来的。社会排挤的后果，不仅仅是给被排挤者本身带来各方面利益、权利的缺失以及心理上的各种障碍，不利于她们的发展，同时也埋下了一定的社会隐患。我们应该把女性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提升到社会的高度来探究引导和解决，而不是仅仅把它看作为一个群体的问题。

第三，针对女性农民工的困惑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维护她们的正当权益，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府在加大力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同时，必须着力建设健全、有效的女性农民工的引导和监督机构，比如成立专门的农村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为准备进城和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提供免费的城市生活和文明行为指南，让她们及早熟悉城市生活规则，以便更快融入城市社会；为她们提供法律知识方面的帮助，使她们知道自己应该享有的权益以及遇到问题怎样解决；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开发一些农村流动妇女容易负担得起的疾病和养老保险，减少她们的后顾之忧。妇联组织、城市社区组织在扩大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方面，尤其应该发挥重要的功能。电视、广播、报纸等各类媒体，必须为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广泛而有效的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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