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的乌托邦:吕西.伊利加雷的文化性别诗学

[摘要]激进派女性主义者吕西・伊利加雷将(后)结构主义者的主要观念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论及以男女二元性为基础的对立逻辑，认为这种对立逻辑和语言有着明显的联系。要颠覆男权话语就要使用一种迥然不同的言说方略，一种能够生成和建构女性主体身份的语言，她称之为“女性话语”。伊利加雷赋予语言优先于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地位，两性之间的身体和心理差异对于女性自主性具有的决定作用．女性主体性只能建立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之上。然而，伊利加雷的“性别差异决定论”带有明显的激进主义性别乌托邦的特质。虽然理论本身有所创获，但是缺乏应有的社会与政治实践性。她的“女性话语”所表达的差异意识已不是与男性可以共享的公共意识．因而不具有男女共名的普遍意义。

[关键词]女性主义　伊利加雷　语言　性征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6―0025―05

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均关注语言与心理，如吕西・伊利加雷(Luce Irigaray)、朱莉亚・克莉丝蒂娃以及埃莱娜・西苏，她们将后结构主义者的主要观念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尤其是拉康、福柯以及德里达对于主体性和女性气质的论述。对于这些女性主义者来说，承认性别差异是女性发出与男性不同声音的必要前提。伊利加雷称这一特殊声音为“女性话语”，西苏称其为“女性文墨”，而克莉丝蒂娃则为其命名为性别“符号学”。这三位女性主义思想家对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别都未采取完全接受的态度；而且，她们质疑作为男女二元性基础的对立逻辑。因为这种二元对立逻辑和语言有着明显的联系。所以，如果要颠覆男权话语只能使用一种迥然不同的语言。在这几位理论家看来，这一不同的、具有革命性或颠覆性的语言是一种具有女性特征的语言：一种能够生成和建构女性主体身份的语言。这里以伊利加雷关于性征和语言的思想为重，尝试解析法国女性主义文论阵营中的激进派思想。

伊利加雷在其代表性论著《此性非一》中，关注女性在历史和社会秩序中的缺失，并探索了性征与权力话语之间的相似性。她发现，在整个西方文化传统中，女性的历史地位无从寻迹。西方传统是由男性话语主导和塑造的.“男性用自己所属的类型来定义自身，相信自己具有代表整个人类的天赋神性”。她指出，“必须深挖细掘，才能在文明的踪迹背后找出这段历史，古老的文明遗迹或许会对女人性征的含义提供一些线索。勿庸置疑，这个古老的文明不会只有一种语言，一套字母，女人的欲望绝不会像男人的欲望那样只有一种语言，但是她的欲望可能被古希腊以来支配西方的逻辑掩盖了。”

伊利加雷认为，女性的欲望得不到表现，并同时受到压迫，或者说，女性被置于一个同时处于历史之内与之外的分裂位置――她们被男权话语“逐出”了历史。女性仅仅是各种男望的外在投射对象。在伊利加雷看来，女性身体和语言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差异性由女性身体和语言所决定，并且存在于女性非中心的多重望当中。她得出结论：只有在激进的、带有分离性质的女性主义实践中，女性的身份才能被发现和确立。

伊利加雷的女性主义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雅克・拉康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反驳。德里达使用“解构”一词来表示他对启蒙运动以来普遍理性和“宏大叙事”的批判，与德里达思想关系最密切的“解构”这一概念，涉及到消解一切联合体、系统以及理论等的构成。因此，这一术语也几乎可以与其思想等同起来。如果说结构主义旨在“建构”一个系统，这一系统由控制话语和文本所有要素配置的逻辑关系组成，那么“解构”则可以看作是对形而上学历史中一个阶段的所谓“结构主义”的批判和修正。德里达提出，形而上的系统都是有中心的结构，这些结构依靠矛盾的逻辑存在，根据这种逻辑，中心存在于结构之中，但又与结构保持着独立的关系。中心与结构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等级对立，其中一方体现真理，另一方则仅仅被看作一种对真理的抵制和相悖：如规范/犯规、理智/疯狂、我的/你的、权威/服从，或者使用“写作/话语”。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意义是通过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建构”的，比如黑/白，并且其中正面一方(通常是“白”)的选择建立在对反面一方(通常是“黑”)的否定之上。解构理论拆解了这些对立组合。以女性为例，它解构了将女性与自然(下等的)、男性与文化(上等的)联系起来的范式。对于德里达来说，“写作/话语”尤为重要，体现了增补的奇妙逻辑。传统的男权“写作和话语”均可以作为真理呈现在社会和历史当中，而女性缺少这样的权力。法国女性主义者以德里达思想为鉴，使用另外的女性语言，即“女性话语”或“女性文墨”，来取代这一成规。尤其是伊利加雷在她的理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及其表现方式。譬如，她用女性性征的特质(如女体欢愉和多重)来取代单一的()菲勒斯中心的男性。伊利加雷强调女性性征与表达的多重风格，这一点可以从女性对其性征非“一”化的角度来进行多种阐释。她将女阴捕述为时刻与女性身体特有紧密联系的器官，这一颇具说服力的描述同时具有象征性和策略性．它旨在制造差异，这种差异能给予女性以特权，是一种使用不同方式说出自己心声的媒介。伊利加雷并未将语言神秘化。她所讨论的是创造女性自己的言说方式和策略。用伊利加雷的话来说，女性所需的是属于她们自己的语言，一种可以流通的语言，或是“非市场的经济模式”。在她看来，这种语言只能从女性的性差异中衍生出来。

伊利加雷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受到雅克・拉康的心理分析的直接影响。后者创造性地继承甚至修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要理解无意识结构，就要关注语言和语言结构。拉康最著名的论述便是“无意识是作为语言被建构的”。他认为，父权制在象征阶段开始发生作用，迫使女性保持沉默。拉康关于性征的理论将女性定义为消极的想象客体，因而它是不完整的，等同于一个空洞的能指。女性作为“他者”被驱逐和排斥，其语言也被剥夺，因为她们不能像男性一样从想象阶段进入象征秩序，或者说，女性只能装扮为非女性进入象征秩序。吊诡的是，拉康关于女性边缘化的论述促进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演进。如果身份是一个建构过程而非绝对固定的存在，那么它就有可能拓宽女性主义思想所能触及的范围，特别是拉康的“虚构自我”理念则可为法国女性主义者所用。由此，关于“女性主义、性征与文本领域的辩论在法国女性主义解构主义者伊利加雷、克莉丝蒂娃、西苏的作品中，以及她们与德里达和拉康的对话中得到了探索和有益的表达”。法国女性主义者，尤其是伊利加雷、将女性性征视为男望与需求的附属品，造成这一选择的原因是女性被置于一个同时处于历史之内与之外的分裂位置，即她们被男性霸权“逐出”了历史。

伊利加雷的哲学思辨和语言具有独特奇诡和实验性的气质，是“语言中的性别主义”。这一特别的风格可以被定义为女性的身体语言，即不同语义学的女性主义专辞。“‘普通’语言相对稳定的意义被女性语言这流动的意义扰乱并打断了。这意义迫使语言符号发挥其极限，重视其音调、韵律和物理 元素，并且在文本中建立起一种无意识的驱动力，威胁并撕裂已被接受的语言的社会意义”。同“女性文墨”一样，伊利加雷的“女性话语”或“女性言说”可被看作是对“女性心理”的呈现，对于女性来说是值得表现和弘扬的。在学理上，伊利加雷使用三种策略消解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语言，即“拟态模仿”、“文法改造”和一种“流动”手段。“同德里达一样，伊利加雷通过使用空格、停顿与留白意指实践中的‘标志’作用，强调了这些元素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的功能”。以上策略具有其共性．它或者存在于图形中，从“韵律到句法”，或者存在于“它们共同形成”的风格中，即“对文本的解构式邂逅”。

伊利加雷多部女性主义论著的语言都展示了这种风格，在她文本的语言环境中，这些策略的使用者被看作是一群自由斗士。因为此种话语风格“违背道德，逾越规则并且令人沉醉和兴奋”，因此．很难用传统方式将其规则化或条理化。这种语言的怪异性有时被拿来与一些先锋派或自白派(如美国的西・普拉斯和中国的翟永明等)的文学作品的风格相比较，如惯常使用自赏独自以及对躯体和器官的感受，意在展现消除了男性话语遮蔽后浮现出来的女性自我空间。先锋派和自白派的作品还以对语言表达手段的非常规应用为特征。在伊利加雷看来，这类语言和自女性的性差异中产生出来的话语并无二致．这种语言差异被称之为女性“性别化语言中的一种语义用法”。

伊利加雷同时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并创造了一种奇特的女性系谱，被称为“女性主义的反系谱”。她的理论著述带有一种明显的尼采式风格．“在历史与文化中为女性创造了一个象征位置，并且将性差异作为当前时代的主要哲学问题进行详细阐释”。她提倡通过再现和经验来确立女性的主体性，这样她们便能在人类文化和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所属。诚然，历史上男性建立的文明史显示出，世界事务大部分处于父权制统治下，而女性的思想、感受以及成就只有极少的记录。事实上，女性一直被看作生育工具。在伊利加雷看来，“女人的价值是通过其母性角色以及‘女人味’累积而成的。但事实上，那种‘女人味’是男性的再现系统强加于女人们的一种角色、一种形象、一种价值。在这副女人味的面具下．女人失去了自我。为了女人味而失去了自我”。

伊利加雷认为，在父权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母女关系尤其重要，她把它看作一种具有神性的关系．母女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在阐释主体确立过程中，伊利加雷挑战了对“母亲”身份的传统分析与其所谓的自然职责。因此，在反对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控制，以及帮助女性获得主体身份认同两方面，母亲身份显得尤为重要。路易莎・穆拉洛这样评价：“依据伊利加雷的论断．这种女性系谱是用来象征母女之间神圣同盟的关系．它使得妇女能够战胜父权制这一缺少男女差异与竞争的体制”。

在伊利加雷为建立“女性主体地位”而采用的拟态模仿策略中，神性的主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对于男性来说，“父神”已将他们的主体性地位确立并得以巩固。而对于女性来说，她们“没有上帝，没有神性，也没有目标。没有上帝，她们的意志从何而来?如果说女性真的拥有意志的来源，那么它应该是一种模糊、曲折，或者充其量被动的虚无”。女性主体性亟需一个不同的神性观念，那就是，被认为能实现女性主体性的神圣的母女关系。这一观念为女性揭示了母女关系，并且帮助她们实现了认知上的自力更生，以及她们在传统上的重新确立。通过揭示传统和历史中隐藏的真实性，伊利加雷批判了男性主体的社会性别结构，初步建立了女性系谱的架构，在这一架构中，女性之间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不是被男性主体掩盖了的被动复制。作为一种有逆于传统理性的手段，言说女性为妇女带来了激情和力量，有了它，她们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塑自我，创造未来。

伊利加雷女性主义理论的另一关键表述是“流动性”策略。在其《流体结构》一文中，她详细阐述了“流动性”的话语特征。她认为，女性的流动性是从男性话语中“漏出”或“流出”的东西。与男性菲勒斯中心直截了当和中规中矩的特性相比，女性话语是流动的和异常的。她说，女性话语的风格“总是流动的，不会忽略难以观念化的流体的特点。这种‘风格’抵制和炸毁一切稳固确立的形式符号观念或概念”．她相信这一确立女性自己的策略对男权话语方式具有颠覆作用。因此，这一策略的应用既是话语创造的过程，也是话语表述的过程。

伊利加雷不赞同女权运动强调男女平权的抱负和作为，她们不能也不应把追求平等作为妇女的最大目标，因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还未形成。况且，男女平等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控制与被控制二元结构的相互转换。实现平等可能会带来一些随即或暂时的好处，但是这仅意味着女性也参与到了父权制的再生产过程。从长远看，女性争取平等的努力将会消除男女双方自然和精神的实际状况，而它的结果只能导致人类社会发展在智识领域的衰亡。但是，作为一种策略，伊利加雷在强调男女差异的同时，也赞同女性争取某些现实的权利，如公民的基本权力。对于男女平等和寻求差异的双向诉求，伊利加雷并未给出答案。

伊利加雷的研究领域横跨哲学、精神分析和语言学。伊利加雷身体力行，倡导女性主义的理论创新，并成为激进思想的先锋。“女性话语”可能是历史上首创从性别差异角度对女性文化的基本概念所进行得最有力的重写。因此，它具有显著的激进主义标志。她主张，女性身体的言说和差异语言能够使她们拥有主体性并进入历史。男与女“两个主体对相互关系有共识，或有可能取得共识，每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有形体的、有性别的主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中性的、人工的、仿制的主体”。作为对父权制的反击，探索女性语言能够带来社会变化。通过这种为女性拥有，由女性创造并为女性言说的理论，女性的解放，文化社会状况改善与和谐，以及男女平等社会机制的建立将成为可能。

根据玛格丽特-惠特福德的研究，对伊利加雷性别理论的阐释和评价有多种声音，其中两种尤为突出。其一，她被看作是“生物本质主义者”。显然，这就意味着她的理论导向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表现却被父权制所遮蔽。通过强调女性“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以生物原理为基础可为女性建立起其独有的气质。其二，在拉康的理论框架之内审视伊利加雷，她被看作是一名“精神本质主义者”。这一解读表明，由于伊利加雷消解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思想，她的女性主体问题被放置到一个“先于语言的”的欲望阶段。这样，作为假设的“男女两种不同欲望阶段的”特定的原动力便被发现了。惠特福德认为，这两条路径对伊利加雷思想的解读具有现实意义。但这也表明伊利加雷的女性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经得起哲理拷问的理想体系。她只是在后现代思想和实践方面的探索有所建树，只是在后现代背景下打开了新的思维向度，具有创造性的意义。必须承认，现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多元化时期，并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大潮的裹挟，其发展模式亦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伊利加雷来说，解构只是她理论中的一个工具，她对女性主义发展的贡献，主要还是其理论具有原创性的性别差异性拓展。采取差异的话语策略，女性能为自己开拓一片“独立的空间”。

伊利加雷持有与其他法国女性主义者相同或相近的解构主义理念。她们认为，在既有的性别话语内尚无女性主体一说，而女性主体性也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伊利加雷赋予语言优先于社会和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地位，认为两性的差异是女性从自己的身体中发现的一种“差异的修辞”，并把它放在重要位置，女性主体要建立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实际上。把伊利加雷理论化的“女性话语”作为实践工具只能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莫依所说，“言说和写作”只不过是解放的一种媒介，而不是解放的律令。作为一个意指的实践，语言的功能在改变社会现实方面是很有限的。因此，女性主义言说和书写缺乏实践力。对身体和的专注与社会功能性的权力话语也不具有直接的联系。和种族、阶级、地理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比起来，身体的差异便相形见绌。仅仅注重身体政治只能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文本策略”，而这一策略基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身体和性别差异对于女性自主性所具有的决定作用。伊利加雷持将从属于生物学观念的性征从社会现实中孤立出来只会导致实践改革的无效。言说或描写躯体的不可能为女性解放带来动力，因为它仅仅停留在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实验层面。因此，以伊利加雷为代表的富有诗意和激进风格的女性主义理论，在为女性处理政治和社会问题提供理论导向时，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女性言说所表达的差异意识已不是与男性可以共享的公共意识，因而不具有男女共名的普遍意义。对于女性启蒙和思想解放而言，伊利加雷持能给出的解决方案要比由此所引起的问题似乎更多。可以这么说，对于女性身体特征的过分强调接近于性别分离主义和生理宿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