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与期待

其实我在《图书情报工作》上发文章是很晚的事，但《图书情报工作》长久以来却是我非常尊重的学术期刊。究其原因，大约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刚刚接触图书馆学时，是《图书情报工作》帮我巩固了专业思想，开拓了学术视野；二是我近年开展实证研究时，《图书情报工作》又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遥想33年前，刚刚进入学校学习图书馆学时，缺教材、没有参考书，这是只要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有的记忆。图书馆里的一本内刊《图书馆工作》，以及过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都是大家重要的争夺目标。以至于到1980年《图书馆工作》更名为《图书情报工作》公开发行时，我毫不犹豫地从当时每月9块8毛助学金中拿出1毛4分钱(双月刊，每期2毛8分，1981年改为3毛，这个价格稳定了好几年)个人订了一份。毕业后进了图书馆，杂志虽然由公家订，但阅读的传统还是保持着。同时在任何时候，我都会有意识地向影响所及的相关机构推荐订阅本刊，包括2009年改为半月刊后订费立马增加一倍而群议汹汹时依然如此。

30多年来，《图书情报工作》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视野开阔、信息量大、前沿性强。早在1977第2期，就有刘国均先生的《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文章，当时看到的感觉就是震撼。此外，每期都有的动态、简讯，受欢迎的程度也往往超过论文。

《图书情报工作》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主持的一些学术讨论引起了当时图书馆界极大的学术关注，有些甚至还引领了整个图书情报行业的走向。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图书情报一体化”、“计算机系统开发”、“目录学研究对象”、“情报需求调查”等讨论即是如此。当然，讨论引起注意，影响大了，如果有偏差，后果就更严重。比如从1984年开始、1986年达到高潮的“图书馆有偿服务”讨论的最直接后果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有偿服务开展得最为彻底：按册收费，半天2毛。最极端的是过刊不装订，碰上半月刊，半天就是4块8毛，让我们这些在读研究生捶胸顿足，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心痛的感觉。

早期的《图书情报工作》还有一个特点是时常会有一些业外大家如吕淑湘等人的文章，虽然不是很长，但看得出他们是认真的。这个传统今天应该加以发扬，因为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其他学科对本学科的学术尊重，这种学术尊重的表现之一就是其他学科大家、泰斗的表态与声音。

在近几年与《图书情报工作》合作中还感觉到《图书情报工作》的一些规定的可敬。比如名家与普通作者在论文质量前的一视同仁，比如同一期杂志上作者只能有一个第一作者署名等等，尤其是后者，从制度上保证了我自己跨学科团队5年来的正常合作，使得所有参加者均能得到平等的学术待遇，年轻人(包括研究生)在署名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自然就会主动投入。

纵观《图书情报工作》的发展历程，有一个关键词一直贯穿其中，那就是“改版”，由季刊而双月刊、月刊，直到2009年的半月刊，画出了《图书情报工作》发展的完美曲线。尤其是半月刊的推出，相当时间内争议不断、评价多元，不过根据我的专业判断，这大约是《图书情报工作》几十年发展历程中，当然也包括未来发展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值得肯定的决策，其价值和意义将随着国内报刊业改革的进程而日益突显。虽然在《图书情报工作》领导口中，还谦虚地停留在学术方面，这可能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但如果将这个决策置入当今新闻出版业改革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的话，就会毫不吝惜溢美之词来加以肯定。

我们知道，进入新世纪以后，新闻出版业的改革进入快车遭，2010年全国出版社改制完毕，2009年启动了报刊业改制试点。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给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从2011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完成报刊业的改制，所有的图书情报期刊都莫能置身事外。无论是从组织发展的自身规律，还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启动报刊业改制的初衷来看，改变小作坊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做强做大是必由之路。《图书情报工作》能够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部署改制试点之前洞悉先机，把握时代脉搏，跟上时代步伐，通过改版，做大规模，引领了图书情报领域期刊的改革，反映了杂志社不俗的学术见地、超前的经营意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有力的职业担当。有理由相信：在几年后庆祝60周年大庆时，《图书情报工作》将随着国家新闻出版业改革的节奏，通过搭建平台等多种创新性的期刊运用方式，构建出一个拥有有差异、全覆盖杂志梯队的大型图书情报杂志集团，俾睨群雄。为繁荣、发展中国的图书情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