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问责”法规化

9月8日，山西尾矿库溃坝，200多鲜活的生命顷刻间停止了呼吸，令人痛心不已。9月14日下午召开的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王君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同时接受孟学农辞去山西省省长的请求，免去张建民山西省副省长职务。短短几天，事故处理之快，被问责人层次之高，反映了我们党是一个负责任的党，反映了中央雷厉风行、心系群众安危、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一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问责风暴。请看下面一组不完全统计：鉴于三鹿奶粉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的职务;河北省委免去吴显国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职务；根据河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有关负责人通报，河南省已经对登封市广贸工贸有限公司新丰二矿9・21煤矿瓦斯突发事故做出了初步的处理意见，登封市市长被免职；深圳市委市政府对造成43人死亡的“9・20”特大火灾责任人做出处理，提名免去深圳市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副区长等人职务……

当然，问责是不分“老虎”和“蚊子”的，谁触碰到了“高压线”都要付出代价。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因为三个字丢了官，因为他们两天前在中秋节放假通知里把中秋节写成了端午节，这事迅速被传至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快，这三人就接到了问责通报后被免职。9月21日，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长曹正直被免职，原因是两天前，曹局长请人吃饭付帐时，与卖酒老人发生口角，曹正直当场打了卖酒老人两耳光。

据介绍，问责中官员承担责任的形式有道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撤职、罢免、免职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大批官员因为重大的责任事故而被免职。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问责风暴相继刮起，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一系列严厉处罚随后跟进，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中央是在用霹雳手段来显示自己执党理政的决心，而且取信于民，显示了一个责任政府的姿态，应该说追究那些拥有公共权利人的责任是对所有民意的一个交代。

二

9月19日，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一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群众生命安全麻木不仁。9月20日，总理强调，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并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要严格追究领导责任。我国阜阳奶粉事件发生时，当时问责制只是问责到当地的一些行政官员，但这一次我们看到，又往前迈了一大步，所涉及到的面积之广，所涉及到的官位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引起人们深入思考的是，风暴过去以后怎么办？问责制如何变成制度化、并且贯彻到日常的管理当中？有的人虽然被免除了职务，可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又到别处当了官。所以，到底行政问责的行使如何能依据一个更加明确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员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负多大的责任，才能体现行政问责制的效果，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有专家认为，目前问责制的制度设计还不能说已经完善，“官员问责的法律依据已经有了，但是特别详细的规定还很缺乏”，问责体系也不完整，这些都有可能削弱问责的力度，甚至带来“问责秀”、假问责等负面问题。而要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惟有夯实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

中央党校一位专家提醒说，“免职”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处理，并非“处分”。如果组织需要调查一名官员，可以在调查案件过程中，出于办案需要，先对其采取免职，这是一种组织处理，如果事后发现没有问题，也可以恢复职务。免职的使用范围很广，如果觉得不够行政处分，也可以免职，如果官员到了退休年龄，也是说免职。但如果是撤职，就是一种处分了，复出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实际上，行政处分之一的免职在过去基本上是职务变动，并不是处分，最近几年，更多的用免职方式进行组织处理。某件事情如果出现了问题，他的影响范围有多大，一般就会处理到某一级的官员，这就涉及到免职能不能制度化的问题。制度化就是从技术上一定要确定一个比较清楚的规则。如果技术上不是很清楚，就需要有一个程序来界定它，哪怕是行政程序，或是立法程序、司法程序。

还有，要对责任本身进行细分，如果组织上处理应该是什么样的责任？需要通过什么样的组织程序？如果行政上要负责，就要通过行政上的程序来处置相关的行政责任；如果是选任的官员，就必须在选举程序或是立法程序上进行处理，如果涉及到司法机关，就要在司法程序上做出一些详细的规定。

三

有人用“换岗”等尖锐的字眼形容被问责后复出的官员。比较典型的几起事件是:重庆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2007年被免职以后，今年2月14日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中，被撤职的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后被任命为区长助理；原国家统计局局长被“司法机关处理后”，转身成了中海油高级研究员。有人建议：“只有免职后不再任用并且取消级别待遇，才能让领导们有压力。千万不要搞成工作调动。”对此，有专家发表了看法：这种事情就目前制度看还需完善。我们要认真拿出一个被免职后官员如何安排的制度。没有制度，难免增加随意性和不严肃因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处理的“虎头蛇尾”。一张没有违约责任的合同形同白纸，而没有明确清晰问责追究机制的责任制也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相信，党和政府对人民是负责任的，会很快出台具有实际意义、操作性强、经得起考验的一整套问责法规。

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明安教授认为，“政治责任的存在，就是要让官员，特别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官员知道，掌握权力是有风险的，从政就要‘如履薄冰’”。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期间，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了推进问责的制度化。2008年5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又特别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的确，今年中央问责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短短的时间里，两个正部级干部辞职了，然后被免职的还有副部级干部，可以说中央在这次问责风暴当中是用霹雳手段来显示了治党理政的决心，也是对民意的尊重和交代。

作为一个公共权利的掌握者，如果出现了伤害公共权利，伤害公共利益的巨大事件，没有具体人去承担责任的话，既让民心不顺，同时也代表着对给予你权利的民众的不尊重。所以，为官者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如果失职就必须被“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