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国际竞争格局变化的重大因素

摘 要：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不仅使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而且进一步促使国际竞争格局加速转变。二战以来自由贸易成为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最重要的关键因素，能掌握并融入自由贸易发展趋势，根据自我要素禀赋积极配合发展的国家，都因此享受到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并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占到重要的位置。然而二战以来的国际金融格局，却是一个不完善的体制，埋下国际经济波动的风险。而在上述背景下，当前的国际竞争格局正在出现一系列明显的变化，成为影响未来国际竞争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其中，新国际共通货币的出现，尤其是亚元的形成及走势，以及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区域化的发展，成为决定国际竞争格局变化的两大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除了应积极融入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妥善应对国际金融格局的变迁外，还应该积极发展和建立有效管理和适合国情的金融资本市场，并藉此将资金引入本身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科技创新中，才能在未来国际竞争格局中走出自己的成功道路。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竞争格局；自由贸易；国际货币体系

中图分类号：F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003-09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不仅使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而且进一步促使国际竞争格局加速转变。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下，各国陷入恐慌与自救中，民众对世界未来发展惶惶不安。然而古语有言，危机便是转机，如何在此危机中掌握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方向，迅速调整国家的政策与下一步发展方向，便成为各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致胜的关键。

本文首先将回顾历史，探讨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格局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又是如何变迁，据此进而解构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并分析其结构弊病，以及导致全球金融风暴的因素，进而分析影响和决定未来国际竞争格局变化的重大趋势和因素。把握这些趋势和因素并积极应对，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一。

一、二战以来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竞争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战前经济大萧条的经历、战后世界重建与经济复苏的需求，为了避免再度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导致世界大战，推动自由贸易逐渐成为国际间的主流思维，其中，发达国家是主要的推动者。若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国际贸易贯穿了数千年历史。在当前盛行的“全球化”概念形成前，贸易便已经扮演了改变人类历史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而自由贸易观念的兴起，则让国际贸易的角色更加凸显。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现象从西欧及西欧移民国家的扩展，到战后，国际贸易形态已经由传统的欧亚大陆内部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跨洲、越洋及多边的新国际贸易形态，而这个新形态主要基石之一则是二战结束前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各国决定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贸易组织（ITO），作为战后世界经济重建的体制框架。但由于各国对的坚持，不愿成立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组织，其中ITO最终未能成局而胎死腹中。但是，按照会议中所规划的从1947年展开的各国减税协商却获得明显的进展。为确保协商成果不因ITO未能成立而失效，各国最后同意建立“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做为推动自由贸易的基础。GATT的出现是战后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关键，也是战后国际竞争格局演变的转折点。即便GATT是以“暂时适用议定书”（Provisional Protocol of Application, PPA）的方式来签署，法律基础属于临时性的，而且是一个多边协议，并无国际法上的人格地位，也无具体组织机构，只有缔约成员而没有会员国，相关决策也没有强制性，但是，此一组织却成为自1948年以来唯一调节国际贸易行为的重要多边机制（不考虑原苏联和原东欧国家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国际贸易体制机制）。

虽然二战之后全球曾有东西阵营的政治对立，造成全球市场的分割与隔绝，然而在GATT体制的推波助澜下，世界的贸易互动依然显著加速。自1950―1996年WTO成立之前，世界的出口增长速度已经是世界GNP 增长速度的大约两倍，其中，亚太地区的出口增长更是惊人。 到了1996年，世界贸易与世界GDP 之比（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几乎达到30%[1]。若从商品贸易来看，以1950年的世界商品贸易数据为基数100，到1996年WTO成立时，指数增长已经超过1 500。若从海外直接投资来看，GATT成立后，在促进全球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上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若以1970年为基数100，到1996年指数增长已经接近2 500。

GATT成立后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具体效果，使自由贸易的发展趋势更加快速，进而促成了WTO的成立。而WTO成立后，又进一步导致全球的贸易流量与互动更加频繁，形成一个正向不断加速的趋势。根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90年升至38.7%[2]，在WTO成立以前（1995年），全球外贸依存度约40%左右，而11年后（2006年）却迅速提高到了60%左右[3]。即便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大打击，导致全球经济发展50年来最大的衰退，但在世界各国的大规模振兴经济作为齐力稳定与调控下，2009年第二季度世界贸易已开始逐步恢复并上扬，自由贸易格局仍然在主导世界经济的运作。几乎所有的国家至少在口头上都宣称将继续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反对破坏自由贸易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以说，二战以来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没有改变。

除了形成了世界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的大格局，近50年来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趋势也同时在发展，那就是区域化的发展。其具体表现是，区域贸易协议（RTA）的数量快速上升。在1948―1994年GATT期间，共有123个RTA成立并向GATT通报；1995年后，则有超过300个以上的RTA向WTO通报。尤其在香港谈判挫败当年，RTA更出现惊人的增长，发展趋势更为明显。这样的发展趋势也被视为是对WTO与全球自由贸易推动的一大挑战与亟待探讨的新课题[4]。而区域化的发展也使区域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之一。2009年，欧洲区域内贸易占欧洲贸易额的75%，亚洲的出口有52%在亚洲区域，北美的出口贸易48%集中在北美。这与欧洲有欧盟（EU），亚洲有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协议（CAFTA）、东南亚有国协自由贸易协议（AFTA）等，美洲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RTA有密切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欧、亚、北美洲对中东、独立国协、非洲、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出口贸易较不突出，相反地，由于欧、亚、北美洲的区域整合产生的轴幅效应（Axl-Effect），市场吸力扩大，致使中东、独立国协、非洲、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以欧、亚、北美洲这些区域为他们的出口重心。

在上述全球化与区域化同时发展的趋势下，国际市场一体化与区块化同时进行着。国际贸易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也是各国经济的发动机，外贸总额占各国GDP比率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共通现象，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关键作为！国际竞争格局也因此而快速变迁。越能掌握这样的世界格局变化趋势，越能趁势融入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采取外向型经济导向的国家，经济表现越亮眼，GNP的增长幅度远超过采取内向型经济导向的国家[5]。

Daivd和Aart的研究也有同样的看法，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高，他们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积极投入对外贸易、投资，与其本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也有助于改善国内的贫穷[6]。从制度角度来看，这样的成长与获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融入自由贸易、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可以迫使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稳定透明的贸易体制，进而推动其国内体制的变化，而这正是这些国家所欠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因此获得新的市场准入机会以及多边规则的保护，摆脱过去面对发达国家时单打独斗的无力处境。香港乐施会2002年的研究便指出，自由贸易潮流对于发展中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影响巨大。在2002年前10年内，发展中国家的本地生产总值的国际贸易成份增加了7%，在低收入国家更增加了10%，出口更占发展中国家生产总值的1/4[7]。

那些掌握国际竞争格局变化趋势，利用国际贸易来发展自身经济的国家，如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乃至于后来的中国、印度与巴西经济起飞，均是接受自由贸易观念，积极投入外向型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佐证。这些国家充分掌握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与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利用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基石，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中国、印度与巴西这三个国家，过去都曾是着重在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强调自力更生独立发展，惟恐因为发展外贸而沦为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然而随着这三个国家接受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同时根据各自要素禀赋的优势，以成功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后，不仅经济发展亮眼，也显著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地位，破解了所谓的“依赖发展”路径，形成了当前国际相互依存、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路径与新格局。

二、国际竞争格局最新变化趋势及其原因

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国际货币流动的速度也远较过去加快，流通中的货币量规模庞大，然而相对于二战以来，国际贸易制度和金融活动的快速演变，国际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制却没有相应地发展。现今的国际金融体制源于前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通过的“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规定，各国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分别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与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这套体制对于结束战后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恢复和振兴国际贸易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制度环境，但是这一制度也存在一个先天的缺陷，那就是依赖于美国的黄金储备，或者说依赖于各国对美国的黄金储备完全可以兑换所发行的美元的信心。实际上，这一体制默认美国的黄金储备并不足以将美元全部兑换成黄金（从逻辑上说，如果美国的黄金储备可以全部兑换所发行的美元，也就没有必要建立这样的以美元为国际储备的体制了）。那么，如果美元供给过多，美国以黄金兑换美元的承诺就难以兑现；而如果美元供给不足，则国际清偿手段又会不足，这就形成一个两难的困境，此被称为特里芬之谜[8]。因此，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一方面要确保美元的币值稳定（或信誉），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国际货币供应量的适度。但是，第一要务应该是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也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观念之一是限制美元的超发，美国作为本位币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

然而美国并未能实现这样的自制，致使这一体制的先天缺陷终究无从避免而不断恶化，在20世纪60―70年代爆发多次美元危机后，美国宣布不再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在1971年正式崩溃瓦解。经过国际间的沟通与协调，之后国际金融正式进入黄金非货币化的时代，而这个新“体系”有两个核心：一是多元本位币，二是浮动汇率机制。在浮动汇率机制下，各国制订自己的“汇率目标区”容许有限度的汇率浮动，

Frenkel和Goldstein认为汇率目标区是固定汇率及浮动汇率的混合体(Hybrid)[9]。这成为各国实行货币制度的国际背景。除了少数的重要国家货币采取独立浮动制度(Independent Float)外，大多数国家货币则采取盯住某一重要国家通货(例如美元)或一篮子通货的方式进行浮动调整。理论上，这就进入了完全纸币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发行不再用“锚”来约束，可以实行多元本币和浮动汇率制，但在实务运作上，世界各国确定币值仍然需要一个可供参考的基准，而美国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地位重要，加上经济规模、债券市场、产权保护制度、金融机构和政治稳定等条件，仍然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如果世界需要用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世界基准货币，美元还是首选。因此，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金融实际上转变成“美元本位制”。美元依然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享有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更是各国主要盯紧的货币(Anchor Currency)。但是，此时美元所依靠的却是比起黄金更为虚无的“国家信用”，而非“真实”的经济实力。

根据Tony的研究，各国选取锚货币，主要是基于该国货币政策之可信度，而非基于贸易关系密切度或为寻求物资支持[10]。而国家信用归根结底要以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世界货币体系越来越处于动荡飘摇之中。

从表1中可以看到，即便爆发国际金融风暴，产生美元信心危机，2010年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比重仍高达61.20%，占世界外汇交易比重达84.9%，而各国对外贸易中使用美元的比重达90.30%，有58.3%的国家将美元当成盯住货币。由此可见，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多元本币制的发展成效很小。可以说，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仍然勉强维持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际地位仍然稳固，功能强大，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的最主要储备货币。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关键的原则，提供担保基础的黄金却被扬弃了，整个国际金融结构的基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

在这一体制下，没有黄金做后盾的美元，以美国庞大的国内消费能力，透过大量向国外采购货物转移美元到外国，以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庞大需求。与此同时，为了回收在外的美元，美国通过美元公债与金融创新等诸多方式，凭借较高的国家信誉把各国大量持有的海外美元吸引回到美国（正因为如此，当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调低美国信用等级时，世界会产生很大的恐慌），如此形成一个全球的美元循环与流动。然而美国不断的消费使得美元不断外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只好又不断借债，把美元引回国内，以保证美元的信用与流动。如此一来，形象地说:每发行1美元实际上创造出2美元的信用，其中1美元是国外持有的美国债务，1美元变成美国国内消费，也就是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债务来促进消费，而不是因为消费的需要而形成债务。大量回流的海外美元，同时还不断压低美国国内利率，供应了美国国内的廉价资金，使得美国国内储蓄率大降，过度消费情形更加严重，因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美国人不断购买更大的房子、更多的生活起居用品，消费支出和住房投资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67%上升到2007年的75%[11]（如图1中左图所示）。而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10%下降到2007年的0。同期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67%大幅上升到132%[11]，显见美国民众是在举债度日，维持着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因此由1946年盈余占GDP的比例约4%，下降到1980年的0.4%，进而转为赤字状态，到2006年贸易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6%[11]（如图1中右图所示） 。

回流美国的美元除了进入银行体系压低美国国内利率，刺激美国人过度消费外，有很多资金是流入了各种金融创新商品。巧合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盛行，原来一些有效的监管法律规范都一一被废除了，使得美国金融在不断创新的同时，监管却越来越不足，形成一个美元快速移动但却“治理欠缺”的窘境！从1982―2006年，美国的资本流动量从3 730亿美元增加到52.1万亿美元，成长超过百倍，而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量只是从5 750亿美元增加到3.65万亿美元，仅增长6倍[12]。而根据Hedge Fund Intelligence(HFI)的估算，全球对冲基金的资产管理总额从2007年至2008年初增加了27%，达到2.65兆美元，至于组合式对冲基金规模则超过1兆美元。美国是这些对冲基金营运据点所在地的大本营，来自美国的业者约占2007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的2/3[13]。到了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前，美国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规模已经大大超过商品贸易[14］-［16]，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过度快速扩张，这突显出国际金融已经不单只是服务业，货币也不单只是商品交易的媒介，国际金融已经反客为主，严重左右一国的经济发展，影响世界的经济运作！

原本外汇储备有盈余的国家是基于流动性或安全性考虑，才将美元循环回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公债等商品，但后来却反而把美国的风险带回国内形成一种全球连锁。而各国进入美国衍生金融商品的资金，并不像从事实质投资的资金般具有相当的固着性，反而是具有高度的移动性，任何的风吹草动，在恐慌心理的推动下，都往往引发各国资金大规模的撤退，从而使得冲击强度呈现数倍增长。如此快速的资本流动与资本市场发展，是当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制时所没有预见到的。而在这样的新格局下，美元本位制下各国所普遍采用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基本的价值发现功能和风险对冲功能反而逐渐削弱。至于发展中国家偏好采用的固定汇率制度，更是难以应对如此快速的国际资本移动。因为根据Mundell三驾马车（Holy Trinity）理论[17]，完全资本移动、固定汇率与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无法同时存在。这样的制度困境，让投机者很容易从中找到牟利与攻击的缺口，致使各国不是付出惨痛代价来稳定本国货币，便是因为经济实力不佳，无从抵抗投机者攻击而引发全面的经济崩溃！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风暴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便是具体的案例。

总之，将美国的过度消费、低储蓄率视为全球金融风暴的根源，只是见树不见林，关键在于这是现行美元本位的国际金融体制所导致的结果，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结构下，不断超发的美元与不断提高的美国负债，其实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力。美国要为世界提供美元，美国就必须负债，可是美国若负债过多，世界又会丧失对美元的信心。而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大型国家，最终也经不起长期的逆差，这导致美国逐步走上资不抵债的格局。因此，当前的美国贸易失衡、国际收支失衡以及持续增长的美国债务都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的必然后果，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并不是要求他国货币贬值与增加对美采购，而是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如不从此途思考，在现今国际金融格局下，美国经济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债务积累后便会面临压力与困境，早晚都会出现问题，难以确认的只不过是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地爆发。

可见，全球经济正陷入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回圈之中，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只是再次凸显此一国际金融体制的系统风险。综合上述分析，美元本位下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与爆发性扩张的虚拟经济，是近来影响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面对这样的国际经济格局，一个国家是否拥有稳健的金融管理能力与强健的经济体质，来应对国际经济的动荡，是其能否维持与发展其经济、提升其国家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三、影响未来国际竞争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经济全球化受阻，同时，美元本位下的不稳定国际金融结构依旧的格局下，当前有几个发展趋势，可能决定了未来国际竞争格局变化，值得密切关注。

1.区域化的进展

由于WTO的进程受阻，区域化的进展将对未来国际竞争格局产生更大的影响。如同前述WTO的统计数据显示，区域化的发展已经让区域内贸易量大增，并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贸易发展趋势之一。而区域化的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亚洲区域化的进展。目前亚洲各国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数目正在快速上升，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1999年，亚洲双边FTA仅42个，至2009年6月为止，10年内数量暴增3倍，达166个[18],最近的发展则有日本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印度及马来西亚自由贸易协议与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定。此外，亚洲区域化的进展也非常明显，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主要采用以东盟为支点的发展模式，除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外，还有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澳纽东协自由贸易协定及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等，形成十加六的运作格局。此外，还有东盟加三（东亚自由贸易协定）、东盟经济共同体、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也正在协商中。这些协定突破距离与时空限制，在不违背WTO原则的前提下，内容范围与深度远远超过WTO。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十加六或者亚洲区域整合有任何进展，亚洲乃至于全球经济格局都将因此受到牵动，尤其是在亚洲成为世界下一个经济发展重心的时刻。而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影响下，亚洲整合的速度显然已经开始加速推进。因为过去的经验显示，外在的风险压力，往往为欠缺政治共识与领导力量的亚洲整合提供一个发展契机。1992年成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GMS）便是因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反而促成此区域合作的落实。

除了亚洲地区的整合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区域整合则是美洲。美洲区域整合目前呈现北中南各自发展的格局，在北美洲现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中美洲则有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U.S.-Dominican Republic-Central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DR-CAFTA，2006年3月生效)。在南美洲则有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or Mercosul）、安第斯共同体(Andean Community)、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Tratado de Cooperacion Amazonica, TCA)及南美国家联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等。美国其实一直有意将美洲整合成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FTAA）以对抗欧盟。然而由于北美与南美的发展落差，各方关注重点出现极大分歧，加上南美国家反美气氛浓厚，尤其是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更是让美国头疼。他提出了波利瓦尔美洲国家替代计划（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以对抗FTAA的推进，使得美国被迫改弦易辙，从一体推进改为单点突破。前述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便是美国与中美洲国家一起签订的。此外，美国也一一与南美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如2002年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12月美国秘鲁自由贸易协议及2006年11月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进展对于未来美洲经济的整合将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加之墨西哥签订NAFTA后的经济效应在近年来越来越明显，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经济共同增长的理念得到验证支持[19]，这让美洲的整合出现新的曙光，具体的迹象便是在南美洲居领导地位的巴西，近来在国际贸易上与美国观点的唱和，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抨击上，彰显南北美洲国家的利益开始出现同化。

总之，目前世界正走向欧洲、美洲与亚洲区块化的发展，区域整合固然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但同样也会带来贸易转移的冲击。洲别区块化的走势所带来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非过去的经验所可以推估，世界若真的走向洲别对抗，更是各国所不得不慎。因此，未来亚洲或者美洲区域化的任何进展，都将对整个国际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2.共通货币的发展

此次的全球金融风暴凸显出，现行美元本位的国际金融体制弊端产生严重后果，国际间要求改革美元经济霸权的呼声因此甚嚣尘上，由于改革论点师出有名，连带的也让悬宕多年的IMF改革议题终于获得各方重视。

2010年10月23日在韩国庆州结束的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便对IMF改革问题达成共识，对外宣布IMF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6%以上份额，以便让新兴国家在IMF中更具发言地位。而对于美元是否应该依旧维持其国际储备的地位与角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3月23日在该行网站上发表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署名文章[21-22]，提出创建超的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认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方能避免特里芬难题此一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20-21]。他更进一步提出当前可充分发挥IMF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的作用，

美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Bergsten于2007年底率先提过类似看法[22]。降低美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并借由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来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这个主张在2009年G20峰会前后引起热烈讨论，国际上支持改革的声浪有之，但却也引来美国的强力抵抗，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时机尚不成熟、美元仍然坚挺为由，公开反对建立新国际储备货币的构想，但其拒绝的真正理由其实是美元本位所带给美国的庞大政治经济利益。

除了改革美元外，亚洲区域发展亚元的观念也在全球金融风暴后再次受到亚洲各国的高度关注。亚元的构想诞生于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了“亚元区”的构想，但由于亚洲各国发展落差大，以及亚洲地区严重的政治分歧，除2006年初，亚洲开发银行推出“亚洲货币单位”（Asia Currency Unit，ACU）的货币符号外，并无其它具体进展，ACU因此也一直停留于众多的书面讨论上[23］-［27]。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让亚洲各国又开始重新思考亚元的建构。除了前述提到亚洲区域目前正在快速建构大量的FTA与RTA，已经让各国的关系远较亚洲金融风暴当时更为紧密外，

Balassa认为要达成货币联盟前必先达到共同市场的阶段，亦即要达到货币整合前需先完成贸易整合，据此来看，亚洲区域的FTA或RTA发展对于货币整合将有所帮助[28]。一向反对亚洲货币整合的欧美国家因内部问题严重而自顾不暇，加上亚洲金融风暴所建立的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已为亚洲各国进一步的金融合作建立了良好基础。因此在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2009年2月东盟和中日韩十三国财长会议便决议将原有的清迈协议扩大，将该共同基金规模扩大至1 200亿美元，比起2003年的400亿美元，增长了3倍。到了12月，各国签署新协议正式将清迈协议扩大为多边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CMIM)。在此一新架构中也增添设立了一独立的区域监察机构，负责监督和分析区域经济体相关经济表现，以协助多边清迈协议做出决定，每5年，可对多边清迈协议进行检讨。这个作法除增强东亚国家对国际金融动荡的抵御能力，也意味着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大国互相持有对方货币，互为对方货币提供担保，也是东亚国家为彼此提供担保，同时这也等于创建了一个东亚各国统一的信用体系。这样的亚洲金融合作发展，已经为亚元的诞生形成了伏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的蒙代尔，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期间曾预言：“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在全球性货币缺少的情况下，亚洲或者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统一货币是大势所趋”[29]。然而，亚元的最大发展问题还是在政治上，政治共识的形成是亚元发展的关键。

2007年9月18日蒙代尔出席香港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博士课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论坛”表示“政治共识”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亚元最终能否实行，还是要视乎区内各强国的意愿，包括中、日、印等。他估计，距离“亚元”正成面世，大概还需要30年的时间[30]。由于亚洲区域的历史背景因素使然，中日两大经济体在亚元的发展过程中充满对抗与角逐，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的经济不振加上3.11大地震、海啸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发展亚元成为亚洲两大经济体――中日两国所能接受的次佳选择，实现机率明显提高，发展前景渐趋清晰。

上述打造世界新通货、扩大IMF特别提款权与建立亚元，若有任何的进展都将对世界金融的稳定与国际贸易的扩大产生巨大影响，并全面改变国际竞争格局，创造出全新的局面。然而打造世界新通货、扩大IMF特别提款权，牵涉国家众多，影响巨大，短期内不易见效。相比之下，亚元的建构操作难度较低，前景可能较为乐观，其对世界金融的稳定效果或许不如发展全球新通货效果大，但是却可以大大提升亚洲的自由贸易与金融稳定性，其进展值得密切关注。

四、结 论

二战后，国际自由贸易的推进是影响国际竞争格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GATT的减让关税，一直发展到形成WTO这一全球性的国际自由贸易组织，乃至于当前在经贸全球化趋势下同时出现经贸区域化的发展趋势，无不主导着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当前区域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快速发展走势，不仅有扩大贸易的效果，还兼具集体应对风险与推动整合的作用，目前甚至隐约出现洲际对峙的格局。未来其所带来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果终将对国际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必须谨慎面对与应对。尤其是未能参加区域整合的国家，面临贸易转移效应所造成的伤害恐将非常巨大。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思考角度不能再仅局限于本国，而必须将自己摆在国际的大棋盘上来思考。如何在世界格局下充分发挥本身的要素禀赋优势，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而能把握这样的国际经济格局转变，积极融入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充分利用与发挥国家要素禀赋优势，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同时配合实行稳定的汇率政策，建立适合本国的战略产业，

新贸易理论便主张，政府应当对那些能够产生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给予适当的保护和促进，能够产生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也就是所谓的“战略性产业”，藉由扶持战略性产业，在外部经济的作用下迅速提升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的国家不仅能在经济发展上获得快速增长，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更能够提高本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与角色。如同前述，先前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后来的中国、印度与巴西经济的强劲增长，都是具体的案例。

然而，在国际自由贸易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全球金融体制并没有相应的改革与优化，其结构性的弊端与系统性风险并未消除，而是一再反复爆发，影响了有关各国的经济稳定与发展，乃至于产生区域甚至于全球性的不良影响。而随着世界实体经济在自由贸易制度下的快速增长，虚拟经济的不断扩张，每一次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的破坏深度与牵连广度都在不断扩大。因此，稳定自身经济运作，降低国际经济风险对本国的冲击，是提升自身在国际竞争格局的地位的重要条件。展望未来，新世界共同货币或者是区域性货币若能出现，不仅能稳定世界经济的运行，还能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长期将为全球政治的整合与发展提供更稳固的基础，国际政治格局也可能因此出现极大的改变。近期看，亚元形成的进展，特别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的机率会相对较高，也将对国际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对单一国家而言，除了要谨慎应对上述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外，提升本国金融实力与科技研发是其永续发展与提高本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地位的关键。全球金融风暴所凸显的全球贸易失衡，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与美国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全球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目前，北半球、发达国家是世界主要的消费区域，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则扮演制造工厂的角色。虽然发展中国家通过生产制造获得明显的利益，带动了其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眼地区，然而吊诡的是，最后这些国家的积蓄资金（外汇），却又回流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去寻求获利机会。根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所累积的外汇储备，至少有70%投资于美元资产，其余部分投资到欧元资产。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成为最大债务国，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反而成为债权国[31]。

发达国家通过金融创新，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金，继续巩固与扩张其在资本运作与科技创新的领导地位，创造出更高的利润，也让发展中国家长期停留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这样的资本流动方向对于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金供应下，发达国家除了获得科技创新的资金，也支撑起其国内的庞大消费。据世界银行2008年统计，世界最富有20%人口占世界消费的77%，而最贫困20%人口的消费份额仅占1.5%；最富裕国家20%人口与最贫穷国家20%人口的收入之比，1960年是30倍，1990年扩大到60倍，1997年为74倍，现在估计为85倍以上[32]。这样的落差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加依赖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消费市场，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因此，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应积极融入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妥善应对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外，从全球金融风暴中汲取经验，并非是远离金融创新与虚拟经济，相反，应该积极发展和建立有效管理和适合国情的金融资本市场。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成功发展经验可以为此提供借鉴。两者均从劳动力密集产业起家，采取外向型经济模式与出口扩张策略，也曾面临资金外流与外资涌入的冲击[33]，也都逐步发展出有效的金融监管。更重要的是，两者在金融创新时，适当地将资金导入科技创新之中。科技创新是决定发达国家世界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发展中国家只有把握这一关键，才能走出自己的永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Kennrth, P.,Steven,T.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s: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 400 to the Present[M].NY: M.E.Sharp, 2006.

Tatyana,P.S.,Katherine，A.S.Beyond Economic Growth: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Development[R].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2003.64.

[2] 高国珍.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商业时代,2006,(11):65-67.

[3] 李丽.理性看待中国外贸依存度[N].中国经济时报，2007-03-23.

[4] Baldwin,R.,Low,P.Multilateralizing Regionalism: Challenges for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 OECD.Open Markets Matter: The Benefit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sation［R］.OECD Policy Briefing,1999.3.

［6］ David，D.，Aart，K.Trade, Growth and Poverty［J］.The Economic Journal,2004，114（2）：22-49.

[7] 马国明.不公平的规则――贸易、全球化与贫穷[M].香港:乐施会出版社，2002.23.

[8] Triffen,R.Golden and Dollar Crisis[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9］ Frenkel，J. A.，Goldstein,M.A Guide to Target Zones［R］.IMF Staff Papers,1986.33.

［10］ Tony，L.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Handbooks in Central Banking, No.2)［R］.London: Bank of England, 1996.

[11] Rebalancing the World Economy: America―Dropping the Shopping[DB/OL]..

[14] Anderson,S.,Cavanagh,J.,Lee,T.Field Guide to the Global Economy[M].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33.

[15] 左小蕾.全球经济四大失衡[N].上海证券报,2011-01-18.

[16] 左小蕾.谋求适度失衡下的一般均衡[N].上海证券报,2011-01-20.

[17] Mundell,R.A.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R].IMF Staff Papers,1962.70-79.

[18] 钟玉珏.亚洲盼FTA提振贸易，争捧“碗面”[N].中国时报，2009-09-06.

[19] 成建三.北美自由贸易区发展对跨区域合作的启示[N].华南新闻，2005-10-27.

[20]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DB/OL].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R].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96-97.

［22］ Bergsten,C.F.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ollar［R］.Op-ed in the Financial Times,2007.

[23] Abhijit，S.G.,Amitendu，P.Feasibility of an Asian Currency Unit[R]. ICRIER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Working Paper,2008.

[24] Gordon，D.B.,Yun-jong，W.Financial Governance in East Asia：Policy Dialogue, Surveillance and Cooperation[M].London: Routledge, 2004.

[25] Kawai,M.Toward a Regional Exchange Rate Regime in East Asia[M]. ADBI Discussion Paper,2007.68.

[26] Kawai，M.,Takagi,S. Proposed Strategy for a Regional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 in Post-Crisis East Asia[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2003.

[27] Eichengreen,B.The Parallel Currency Approach to Asian Monetary Integr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2):432-436.

［28］ Balassa,B.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M］.Homewood: Richard Irwin, 1961.

[29] Mundell，R.A.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Where to from Here?[R].APEC CEO Summit, 2001.

［30］ 欧元之父.人民币成为亚元的最强对手是日元［DB/OL］.?coluid=7&kindid=0&docid=100452196.

[31] 向松祚.全球失衡：真相和假象[N].第一财经日报，2009-10-27.

[32] 杨正位.共同治理国际经济失衡[J].中国金融，2011,(2):32-34.

[33] 许振明,刘完淳.金融发展在经济成长中的角色――台湾与韩国的实证研究[R].国政研究报告,2002.

收稿日期：2011-08-15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全球竞争格局变化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YZDA2010-03）

作者简介：马祥(1967-),男,台北人，副教授，主任，博士，亚太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外交政策和欧洲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E-mail:xyma@mail.nhu.edu.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