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同志关于撰写《从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

一、关于中间势力（3月22日）

这本书是从191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这30年的历史。关于这段历史，现在已出过很多书。讲中共党史的不少，又有中华民国史，讲历史的也有了。再来写这本书，有一定的困难。这段历史的材料太多了，不可能都看。怎么写呢？我想还是主要讲政治史，涉及经济、思想、文化，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这本书要讲出一点新的意思。

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乔木同志一次谈过去的文学时曾说，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那边的也有，但很少。

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五四”后，在梁启超、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过去我们都简单地说梁、张被驳倒了。现在看，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梁、张的基本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理由主要是：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压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起来，工人阶级还未真正形成，人数极少，更未产生阶级意识；倒是游民很多，大多数人失业、无业，生计成问题。因此，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使多数人民变成新式企业的劳动者，就是首先要奖励生产事业，发展资本主义，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再注意分配平均问题，不能只注意分配而忘掉生产，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游民运动。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后来苏联、第三国际对中国问题也是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行，靠农民运动搞不成社会主义，所以不重视共产党，而支持发展资本主义，要共产党为抬轿子。在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反对革命党人主张的社会革命，已开始表露出这种观点。在“五四”后的论战中，陈独秀虽然反驳了梁、张的看法，实际上没有驳倒他们。现在来看，梁、张的看法有很多是不对的，革命事实上也胜利了，但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当时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是要靠后来的实践才能解决的。靠农民来搞革命，是可能变成流寇式的革命，古田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流氓无产者、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时陈独秀等人反驳他们，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而梁、张认为这不行，必须先实现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他们的论点虽然不对，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直到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上、下篇，只有做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并说中国目前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这种话在此之前恐怕共产党内无人说过。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是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先是右倾的，后来才左倾。蔡元培是个明显的例子，甚至邹韬奋、胡愈之，开始也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就拿胡适说，开始同情，反来又同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受到围攻。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的《中国之命运》。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最后总的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

写这本书，要有点议论，不是光讲史实而没有思想。不能平铺直叙，平均用力。有些事件过程，可能利用二手材料，叙述一下就行了，当然来龙去脉也要交待清楚，不要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有些事情，就要重点研究，运用切实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弄清楚那些重要的别人没有讲过或未讲清楚的问题。如中间势力，就要抓住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加以分析、说明。发议论也不是说空话，而是结合史实分析来发议论，夹叙夹议。

二、关于“半殖民地”（3月23日）

孙中山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还不如殖民地。共产党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记得1927年后瞿秋白曾批评过孙中山的说法。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袁世凯自己将5月9日签订“二十一条”订为国耻日，要大家不忘国耻；共产国际开始找过吴佩孚，以为他是进步的，吴确有爱国的一面；被日本人炸死，也是因为不甘心当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对他不放心，这些都说明这一点。当时日本很厉害，就是想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要中国半独立，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也有半独立的性格。不然，共产党怎么可能和他合作抗日呢？甚至开始也想搞点半独立，到云南策动龙云，想在云南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日本讲和，不想在日本刺刀下建立政权。结果未搞成，没奈何滑了下去，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

这些统治者，包括，有一些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甚至利用美国与中共的矛盾。如果说，蒋就是美国的走狗，那么为什么他有时候敢于同美国抗一抗呢？例如赶走史迪威。看透美国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敢于在这类事情上顶撞美国。到台湾后，蒋实际上也是利用美国害怕共产党的心理，压美国支持他的政权，以同大陆敌对。甚至清末慈禧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利用列强间矛盾的这一特点。当然，在利用矛盾上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

善于利用矛盾，也是吸取了旧统治者的这类经验。最高明的一着，是利用美苏矛盾，促使美国恢复和中国的关系。不过，的利用矛盾，是以维护国家、民

族利益为原则的，这与旧统治者不同。

旧中国统治者是从经验上懂得利用矛盾，保持半独立，他们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民族独立，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总是要依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势力，不是靠这个，就是靠那个。他们利用矛盾常常是靠一个去对抗另一个，兴许有人在主观上也想保住一些国家权益，或减少一些损失，但结果多半适得其反。所以，旧统治者也只是半独立，不是从根本上站在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上。

讲中国是半殖民地，也引出一个问题，即中国过去是不是闭关锁国？这个问题好像过去也没有讲清楚。帝国主义打进来，中国已经门户洞开，外国商品、银行自由地进入中国，统治者也不是不愿开放，从爱国意义上的闭关锁国也没有了，因此到近代不能说中国还是闭关锁国。不过，过去书上（包括我自己写的书）把外国商品、资本输入、到中国设银行都简单地说成是侵略。这就使人对今天的对外开放发生疑问。所以，对这类问题要重新研究，说清楚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海关问题，也要仔细弄清楚。

三、关于反对帝国主义（3月26日）

旧中国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说“打倒帝国主义”，不是说要去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赶出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虽然没有，中国还是半独立，但帝国主义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统治者。

我们常说，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阻碍中国的进步，这是不错的。帝国主义到一个落后国家来，总是维护这个国家的落后势力，不肯轻易地去掉它，改变它，以便利于其侵略和压迫。说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利于中国的进步，没有那回事。例如，非洲一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统治有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至今却仍然十分落后。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进来了，总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总要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如推销商品，办工厂等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旧势力，要它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等，最大宗的商品就是军火，为此，就必然要求改革旧式军队。列强还要求中国修铁路，改进交通，在中国搞点工业，搞点新式的东西，是因为这些有利于它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不满意的是那些最顽固守旧的势力，感到是自己的障碍，总想加以改变，而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正适合这种需要。曾、李洋务派要搞一点近代化，但又不肯变革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洋务派与顽固派有矛盾，帝国主义是站在洋务派一边的。后来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一部分人，不但主张办新式企业，还进一步要求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就是康、梁思想。帝国主义开始对康、梁也抱有希望，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慈禧。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列强仍要慈禧回来，说你回来，我还是承认你，列强并没要康、梁拥护的光绪当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不存在洋务派同顽固派的矛盾，就是说，已经没有人包括守旧的人反对办新式工业了。所以，帝国主义这时并不支持康、梁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支持旧势力，这时候的旧势力也已变得对帝国主义很顺从了。

单搞工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并不等于就是搞资本主义化，关键是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从政治到思想一整套改革。冯友兰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让洋务派搞工业一直搞下去，中国就会整个地改变，实现现代化。这似乎是唯物史观。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当然，不搞工业，不发展经济，以为只靠变革思想、政治，就能实现现代化，也是不行的。这是民国初年包括时的思想，很幼稚。

所以，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另一条是首先反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这就是革命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中间有一大块空地，这就是中间势力出现的地方。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不满于军阀官僚、那样的办工业，甚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建主义，但不赞成革命。胡适也可以列入中间势力。他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说问题出在“五鬼闹中华”，但他坚持反对复古，实际上是反封建（虽然他不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名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他联合。刚上台时做出发展资本主义的姿态，拉了一些知识分子，翁文灏便是一个。翁1932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未就，1934年就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这是个不公开的机构），193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来先后当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当过短时间的行政院长。1951年自香港回大陆定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是一个典型人物。好多人原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都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也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过来的。说他早年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接受的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各种社会政治理论。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我们否定社会学、政治学是不对的，这看起来有点荒唐，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也讲社会学、政治学，实际上是利用它来讲马克思主义。而中间派一些知识分子搞的社会学、政治学，就事论事，只讲社会的一些具体弊端，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这样怎么能解决中国问题呢？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它没有用处，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了，这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经验，社会学就派上了用场，再否定它就不对了。

四、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3月28日）

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按照“一大”的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苏联、鲍罗廷这些人，当时认为中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要共产党人帮助搞国民革命；搞成功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搞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的。这种看法与马克思对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是，中途叛变，革命失败了。

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我们党当时做了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所以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不是假的。记得当时我亲耳听延安来的何思敬说，我们要用选票代替子弹。不过、党中央是两手准备，也准备撕毁协定。协定既然签订了，准备实行它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撕毁协定，那就势必会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当然不会是共产党占主导地位，即使加上第三势力，也只有相当的地位，主要的还是。当时苏联也希望中国走这条路。刘大年对我说，国外有档案证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苏联提出来的，这也有可能。不过即使是接受苏联的主张，他的想法和苏联也可能不大一样，不管此事如何，到重庆谈判确是苏联主张的。中央开始决定不去，怕蹈张学良的覆辙，苏联坚持要毛去。后来毛去谈了，最后有了双十协定。既然谈成了，说我们不准备实现它，也不大可能。如果协定实现实了，政权当然还是以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民主主义成分，因为共产党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分肯定很小。结果，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上面说的两次机会，都没有搞成功。这两次都是国共合作时期。

除了这两次，其他就都没有可能。清末新政也可说是改革，但当时决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土地制度也根本不可能去碰，也没有“立宪”，只说准备立宪，这样当然谈不上走资本主义。新政搞了一点办工业之类的改革，都是帝国主义所允许的，适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孙中山同盟会是真正要发展资本主义的，但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并不支持孙的南京政府，而是支持半封建的军阀，支持袁世凯，可见帝国主义不是要中国资本主义化。后来军阀混战时期，当然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苏联、第三国际在中国找的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人，而是找进步人物，主要是反帝的。先找吴佩孚，同时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并不指望中共解决问题。最后找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但仍坚持民主化、工业化目标，实际上是发展资本主义。苏联要中共与合作，帮助它变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召开“一大”，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原先的三民主义，其实际内容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它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不明确的。通过苏联、中共的帮助，才渐渐明确起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些都是孙中山主义中本来应有的东西。国共合作后，有了生气，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也不会出现八国联军那样的外来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国家个别地搞武力威胁可能有，但主要是从政治上破坏。这样搞下去，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就有了条件。可是，连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想搞。农民运动一起来，他们就恐慌。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出现“左”的、无政府的偏向是必然的。而代表的是最害怕农民起来的势力。它与地主阶级、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也想利用，因此一就成功了。上台后，人们以为他能发展资本主义了，可是抗战前十年，并没真正搞资本主义。要求这十年资本主义有大发展，也不客观，但应有一点像样的发展，连这一点也没有。经济虽有一点增长，但资产阶级是受压的，对越来越不满。为什么会这样？要很好地研究这个时期的，官僚资本大概就是这时候开始露头的。到抗战时期，本来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这时中共这边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在这一点上，却敢于不听美国人的话。

中间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它一直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中间党派没有自己的军队，成不了气侯，自然也不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五、关于（4月17日）

的历史很长。现在谈的是在大陆统治前的历史。按以往一般简单的说法，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因为它比旧军阀总要新一些，现代一些。也可以说，相对地进步一些。但笼统讲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把它分为两部分是有道理的，就政治上说，情况还更复杂得多。资产阶级自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如何发展？这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对此，资产阶级中有各种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对土地问题，更是如此。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1927年后，内形成了主流派，有了主导的方向，但还有许多与主流派不同的人。其中有真正的左派，如宋庆龄，确实很了不起。不过她也还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革命家。当然内也有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的，这是另一回事，可以不算在内。

还有一些人，不但爱国，而且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因各种原因不能不依附主流派，如于右任、宋子文。宋子文的资产阶级倾向本是比较多的，他与宋庆龄的关系也较好，但他自己无法形成独立的力量，只能和主流派搞在一起。孙科是自成派系的人，手下有一些进步人士，30年代他办中山文化教馆和杂志，都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孙科这派人反映了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其他还有冯玉祥等。就派系说，站在右边的是政学系，以张群为代表。张群原是陈英士的部下，后来在北洋军阀那边当官，和护法时期形成的政学系有些关系，1926年南下广州在手下任总参议。除此之外，还有的改组派。他们一度很活跃，办刊物，吸引青年，甚至讲阶级，但不讲阶级斗争，有时表现出一副左的姿态，但这一派是最无原则的。至于主流派就是蒋宋孔陈。1927年后，他们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特别是孔、宋本身就成了大资本家，是官僚资本。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也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

统治共22年。台湾说黄金时代是抗战前十年。我写过一篇讲历史的文章，说它的黄金时代应是与中共的再次合作。台湾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因为那十年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全国范围的抗战还未开始。可是我们要指出，这十年，虽然拿到了政权，却没有干什么好事。事实上，在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的根子。

的失败，有两个大的原因：

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首先是没有搞。不仅如此，它对农业也没有认真抓过。这和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还进行抗美援朝，这时就非常重视农业，注意治水，抓治淮、荆江分洪，这是抓生产力，不是只注意生产关系。我们的农田基本建设主要还是五、六十年代搞的。所以，尽管在农村问题上也犯了大错误，农民至今还怀念他。中国封建统治者有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治水的传统，毛也是吸取这个传统。似乎不大抓农业，虽搞了一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

另一个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本来，上台，资本家、中间派大多数是支持的，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以为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蒋却没有做出什么事。

这里牵扯到一个国家有没有实现统一问题。表面统一了，实际上没有统一。蒋上台后，就大打内战，后来又剿共。国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山西、两广各搞各的，四川、云南也是如此，新疆就更不用说。除了地方实力派外，各地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等势力独霸一方，国家统一无从谈起。为什么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不能统一呢？是因为没有抓大题目。农村问题，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大题目。抓住这样的题目去做，才可以统一地方势力，不去抓这类大题目，就无法统一。到了抗日时期，蒋抓住了抗日这个大题目，情况有了变化，除了沦陷区，大体是统一了。就是共产党在形式上也承认他的中央政权。

还有民族独立、反帝问题。是在“打倒列强”的旗子下取得政权的。（顺便说一下，上海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原先是有的，但30年代确实没有了，估计就是大革命中群众反帝运动起来时去掉的，对此可以做点小考证。）但上台后并没有真正反帝。在这个问题上开始露出尾巴的是1928年济南惨案。此后，不平等条约、租界、关税等一切依旧。（现在有说上台后实现了海关自主，但直到解放前海关总税务司还是洋人，可能洋人的权力缩小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使中间派、资产阶级渐渐感到失望。如果经济上有所作为，情况就会不同，但这方面也不行。

在政治上，又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允许任何党派存在，连邓演达的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的党也不容。国家主义派毫无革命性，而且在青年中还有些群众，也不去利用。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做出一点姿态，想把中间派一些人拉过去，如翁文灏就是一个，但只是为了做幌子，并不是真正要搞民主、搞资本主义。

总的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四大家族拥有大量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没有听说他们买过大量土地。所以，不能说它是地主阶级的党。但是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时期内战连年，灾荒不断，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整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资本家极为不满。有一篇材料说，当时长沙有一个资本家，他家的后门就在江边，一有人来要钱，他就上船逃到汉口租界去。这种状况下，资本主义还怎么发展呢！

农村问题恐怕是最关键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也感到这个问题重要。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办村治研究院，桂系在广西搞“模范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农村的办法。晏阳初、梁漱溟也抓乡村建设，搞和平改良。他们都不能解决问题。在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上毫无作为，这样实际上就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党，其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