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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室东迁以来，春秋战功时代，被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之时代，各诸侯国无视天子，纷纷逐鹿中原，称王、称帝。这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有“王制”向“帝制”的过渡时期。这时一系列活动使“王制”一步步的削落，而“帝制”则逐渐加强。
关键词：称王；称帝；王制；帝制
依照恩格斯关于国家政体、国家结构及各种相关的制度，中国古代君主制度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历史类型。一为君主制度原生形成，亦可称之为“宗法等级式君主政体”。夏、商、周的国家形态属于此类。二为中国君主制度的发展形态，亦可称之为“中央集权式君主政体”。秦汉以降的国家形态属于后者。此二类君主政体有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
作为守法等级式君主政体的成熟形态，西周政治制度及相应的社会体系最具典型意义；作为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的成熟形态，唐宋政治制度的社会体系最具有典型意义。在此二种君主政体中有一种过渡式混合类型――即春秋战国时的国家形态。这种君主制度的历史类型的演变有其一定漫长的过程，其“君主”的政治内容和文化意蕴也有一个历史过程。（为方便叙述明了，此二种政体下文直接用“王制”以代替西周宗法等级式君主政体；“帝制”以代替中央集权式君主政体。）
如果按照国家三要素说（即：人口、领土、权威）来考察判断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无疑夏、商、周的国家结构中，明显地存在中央王朝与地方王国两个不同级别的具有国家或准国家性质的政权及君主。估且称之为“大邦”与“小邦”或“大邦君”与“小邦君”。在方国下常常还存在着更低一级的具有类国家属性的政治共同体，即属国、附庸和封邑。中央王朝的都邑叫做“天邑商”或“宗周”，而各封建邦国亦称“国”，最次等的封邑称为“家”。这种天下――国――家，天子――诸侯――大夫，形成金字塔式的多层次不同等级的“国家”。这种固定的政治体系为基础的国家，正是夏、商、周三代的守法等级式君主政体。以西周为例，周王是“天下”之“天子”、“天王”、“元首”、“王”，又是各封建诸侯王国的共主。各诸侯国几乎都是独立的王国。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这种认识一直为周朝所普遍认同，但与此同时，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君主之君主非我之君主。亦是一种普遍政治意识。
而在周室东迁以来，春秋战国时代，被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之时代，各诸侯国无视天子，纷纷逐鹿中原，称王、称帝。这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是“王制”向“帝制”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无数的征伐、兼并战争使“王制”一步步的削落，而“帝制”则逐渐露出端倪。
一、楚庄王问鼎
楚国在周朝建立初期一直是被视为“蛮夷”，子爵。公侯伯子男，如此低的爵位与楚国日益强盛的国势是不对称的。在得不到周天子的“礼遇”情况下，楚国只好自求。于是楚国国君便堂而皇之地自己称起“王”来。春秋时期楚庄王北伐，并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大有威逼周朝天下之势。公元前六O六年，楚庄王熊旅借伐陆浑之戎之机，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首府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委婉地说：“在德不在鼎。”楚庄王见王孙满拿话挡他，就直接说道：“你不要自持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面对雄视北方的庄王，善辩的王孙满先绕开庄王的话锋，大谈九鼎制作的年代和传承的经过，最后才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二、魏惠王称王
魏国靠法家李悝变法，在各诸侯国中首先获得强势，抢得先机。亦首先觊觎“王位”。于公元前三三九年称王。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由宋、卫、邹、鲁等国国君及秦公子少官来参加会盟。此次会盟与称王，开了战国新纪元。为战国兼并战争的加快拉开了序幕，同时，周天子也一降与之并列，撕去了“天下共同”最后的遮羞布。也为后继者纷纷称王、称帝铺下路径。
虽然，此次魏国依靠国势称王成功，但由于各国对魏国此举公然挑战“周天子”的地位而不满。所以，不久后魏国的称王遭到了齐、楚、赵、秦等诸国的报复。经过几次交手，魏王的气焰被众诸侯国之打压。于是开启了新的一轮称王运动。
三、齐、魏“徐州相王”
如前文，魏国在秦、齐、赵、楚等国的四面进攻下，数次失败，国力大降，不断遭到惨败。因而于公元前三三六年，魏惠王不得不采用相国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后”的建议。魏、韩二君会齐威王于东阿南，次年又会于鄄。魏、韩二君都戴着布冠，变服折节朝见齐威王。公元前三三四年，魏惠王又率领韩昭侯等，至齐之徐州朝见齐威王，并且尊齐威王为王，同时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即所谓“会徐州相王”。
齐、魏二大国在“徐州相王”，使“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再次动摇。此行为又为他国所不能容忍。于是各国竞相加入称王运动。
四、秦惠文君称王
公元前三二六年秦“初腊，会龙门。”这年秦开始举行腊祭，并在龙门集会。龙门是黄河上游的神圣之地，传说为夏禹治水时所开凿。因此选择在龙门集会，有其特殊意义。次年四月，秦惠文君举行称王的仪式，按照齐、魏“会徐州相王”的先例，邀请魏、韩之君入秦朝见，推尊秦君为王，同时秦王也承认魏、韩二君的王号。最值得注意的是魏、韩二王还在当场为秦王驾御称王之车。如同当初魏惠王在逢泽之会的“夏车”。
此次秦惠文称王，只为效仿魏、齐相王。虽然秦暂时巩固与韩、魏之连横，且引来许多戎狄之君来朝。但与魏、齐称王一样，也为后来列国合纵，把矛头指向秦国埋下伏笔。
五、五国相王
秦惠文称王后不久，引来列国对秦之不满与担忧。当时，魏国国力衰退，无力独与秦争。为了报秦惠之称王，于是联合齐、赵、燕、中山五国，（加上魏国共五国）合纵以攻秦，以泄对秦称王之愤慨。于公元前三二三年发起“五国相王”。
此次“五国相王”，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对于打击秦国称王作为一边陲小国因变法而强大觊觎中原诸国之气焰还是起了一定作用。这样，战国时几个较强大的诸侯均已称“王”。楚国早在春秋时期已先自称王，魏、齐、秦、韩、赵、燕七大国先后称王，这样便产生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加上周王、中山国，中国疆土之上便因之出现九一“王”。
六、秦、齐称“帝”
战国中后期，各国都已先后称“王”，“王”号已不足尊贵，于是秦相魏冉就采用秦齐并称为“帝”的策略而连横。“帝”原为上帝的称号，在古史传说中已成为德行比“王”更高一级的称号。因此魏冉用之作为秦、齐二强的最高称号。公元前二九O年秦昭王在宜阳建朝见之行宫，于公元前二八八年十月在宜阳自立为“西帝”，并派使者向齐跛腿ァ岸帝”之称号。
秦、齐二国的称帝，是战国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应对合纵的一种策略。由于“帝”号的提出，“王”的称号反而自降一格。为日后秦始皇称“始皇帝”铺好了道路。
简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称王”、“称帝”运动，一度使中国古代社会由“王制”走向“帝制”作了一系列的过渡准备。（作者单位：安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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