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的利与弊

最近国际新闻中有个热点：“李明博卸任前特赦贪官犯众怒”。李明博在职期间已经有过6次特赦了。特赦本来是国家元首的法定权力，这次因为特赦人员名单中可能有他的政治盟友，因而干犯众怒。

中国国家元首也有这个权力，但已经很久没用了。大陆最近的一次赦免犯罪人员也有38年了。那是在1975年3月17日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犯罪人共293名。这是接近两代人的时间，四五十岁以下的人们基本上没有听过“大赦”、“特赦”、“赦免”这类词汇了。

可是古代不是这样，“大赦天下”是个经常会出现的事情，中国自秦以来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竟大赦1200多次，如果再加上曲赦（对特定地区放赦）、别赦（个别赦免）、减等、赎罪、德音（与减等相似，死刑改流刑，流刑该徒刑，徒、杖、笞则全部赦免）等减宽措施，绝不下于2000次，平均每年一次，极其频繁。因此通俗文艺作品中频频出现这类词汇，一般民众也是耳熟能详。

犯了罪，被发现而判刑，照道理说这是公义彰显、大快人心之事，为什么还要赦免那些罪有应得之人呢？这与惩罚是不是构成了悖论了呢？不是，因为法律是文明社会的产物，在文明社会里对于犯罪惩治的目的已经不是原始社会中简单的报复，它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实现社会有效控制的一种惩戒机制。统治者逐渐懂得惩治罪犯不是为惩治而惩治，因此就有了与惩治相反的赦免。当然，不是一进入文明社会、一有法律，统治者马上认识到这一点的，赦免制度并非是伴随着法律产生的。赦免的思想萌芽于西周，实施于春秋战国，真正的、带有标志性的一次面向全国的大赦却是实行严刑峻法的秦朝的。

赦免有何深层原因？

一是济法律之穷。迄今为止，历史上实行过的管理和控制社会的诸多手段中还是以“法治”较为省力、较为公正、弊病也较少。然而这不是说“法治”没有它的局限、盲点，甚至它的优长之处，有时也会产生弊害。例如古今法律虽然千差万别，但如果它是良法，就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普适性原则，或说是法律的齐划一性，而且不论什么人、和在什么情况下都用这一把尺子衡量，实现“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完全做到只是幻想，但法治搞得越好，可以越趋向这一点）。然而生活现实是多种多样的，法律再细，也细不过生活现实。这样往往同样的罪行由于犯罪主体不同、社会条件不同，对于社会的危害与其可恶的程度可能会有天地之别。孔子反对铸刑鼎，在儒家来看，是孔子看到了生活的复杂性，例如“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轻而难原，或重而可恕”。“于小罪之间，或情有大恶”，“于大罪之间，或情有可恕”。犯的法一样，其情节有轻重，有的很轻，如果动机极恶，也不可原谅；有的情节虽重，但无犯罪的主观动机，也可哀矜。没铸刑鼎，这些都可以由法官心裁，把成文法公布出去，法官裁量的自没了。世间既有不少有善于钻法律空子的人；也会有被人诱入法律彀中憨直的人（林冲误闯白虎节堂就是诱人犯罪）。孔子的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按律执法，固然应该，但也应该承认法律也有死角，必要时就应以赦宥以“济法律之穷”。

又如我们都相信“刑乱邦用重典”，可是“乱”往往是一时的，“乱”过去之后。人们反思当时的判刑往往感到有畸严畸重的现象，例如去年媒体上报道的“最后一个流氓犯”。此人是1983年“严打”时被判死缓的，其罪行就是“流氓打架”（打群架）和抢了一顶羊剪绒的帽子。现在看起来的确是重了，可就当时社会治安情况及法治现实来说，又非全无道理。有的法律界人士主张“甄别”，这是费力不讨好的办法，往往是“三不愿意”（检控方、处理方、上诉方）。还不如事过境迁之后，实行特赦。

二是启发社会的善性。恩赦虽然是最高统治者发出的，但它体现了社会的慈悲意识。宽恕犯错误的人、饶恕罪人是世界上各大宗教都包含有的内容，虽然宽恕的出发点有所不同。现代伦理学也多认为，慈悲、怜悯、宽恕等美德都是凝聚社会的力量，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当然，慈悲、宽恕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无度的，如果一味的宽恕不仅伤害了被罪犯侵权的主体，而且对于守法公民也是不公正的。因此，恩赦也要有度，对于一些惯犯和犯有人神共愤罪行的人在宽赦中就要慎重。

三是协调上下的关系。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总是存在张力的，人们认识统治者总是从限制他们、管制他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这是民间对于官民关系的理解。当然，统治者认为保持这种张力有必要，但不能太过，所以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之说。“弛”包括面很广，恩赦就是其中之一。古代皇帝放赦，往往还会伴随有赏赐给官人爵位、加阶、减免百姓赋税、徭役，甚至蠲免民间公私债务等等。在实现恩赦时，往往还要举行仪式，使得官民上下皆知，造成一种万善皆出于皇帝的喜庆氛围。七斤嫂一听皇帝登基，脱口而出就是“这可好了”，就与这种喜庆氛围的熏陶有关。

当然在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制度统治下，恩赦只是体现了皇权专制的另一面。

从一有赦免制度，人们就不断提出质疑，其理由都是我们现在一听有大赦就能想到的。比如，宽待犯罪分子就是对受害者再度伤害，对守法者的不公正；使得一些坏人有机可乘，鼓励他们犯罪；使得犯罪分子扬眉吐气，受害者窝囊受气。特别是像宋朝那样三年一大赦，几乎成为定期，使得边远的州县死刑很难执行（宋代死刑最后决定权在朝廷，往返太费时间，其间一有大赦，就有可能被释放或减等）。王安石甚至批评说这是“为政不节”（没有章法）。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只有正面价值没有负面影响的事情，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如何兴利除弊。像台湾行政领导人吴敦义所说的即有大赦，也不会赦及“死刑，以及、贪污等‘人神共愤’的犯罪者”。这样的主张接近一般老百姓的理念。赦免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如何发挥其利避免其弊，也是法治建设与政治操作中应该考虑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